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

　　译者前言　中国佛教史上福建的佛教，以宋代最为隆盛。当时同在福州的两个寺院，就先后刻了两部大藏经。一是东禅等觉院的《崇宁万寿大藏》，一是开元寺的《毗卢大藏》，两藏同被称为福州本或闽本。但是历时将近千年，这两部大藏的遗物，在我国久已无存（闻太原崇善寺藏有若干《毗卢大藏》残卷）。只有日本还保存数藏，都已成为国宝。我国佛教学者对此的研究似不多见，甚至连它的名称也少有所闻。六十年前，日本佛教学者常磐大定博士来华，考察佛教史迹到福州时，在踏查东禅、开元二寺之后，毫无所得。他曾感慨地说：表现福州佛教文化的是雕造两部大藏经的事。一部是东禅等觉院刻的，一部是开元寺刻的，两者同称为福州本。福州本是按照蜀本五千四十八卷，增加新译经论和此方撰述。这个大业，完成于民间之手，而且刻了两部，这是文化史上一大事业，可说是福州莫大的光荣。但关于这个大业，却没有什么资料可得，《福建通志》、《福州府志》等都没有什么记录。甚至当地也没有口碑流传下来。现在只有开元寺某条街名，被称为经院巷，约略可以推察是从前藏过大藏经版之处而已。

　　余闽人也，早知福州除鼓山、雪峰等名刹外，市区还有东禅寺、西禅寺、开元寺、法海寺、庆城寺等许多寺院；但于东禅、开元两寺在宋代曾刻大藏经的事迹，一向并未留意。最近偶然看到1958年日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六卷第二号、第七卷第一号），先后载有小川贯弌氏的《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和《福州毗卢大藏经的雕印》二文，引证繁博；虽然时隔三十年；对我仍有启发，因而翻译，分两次发表，以饷读者。

　　一

　　当日本大藏经出版时，在其核对校勘上，宋版大藏经之被重视，是明治（1868一1911）以后的事①。《明治缩刷大藏经》，是采用芝（东京区名）增上寺的南宋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的版本核对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核对，则依照宫内省图书寮的北宋福州开元禅寺版。但比开元寺版更先出版的北宋福州东禅等觉院的版本，其情况几乎未被注意。

　　那是因为传到日本的福州版的大藏经，现存的就有数藏，但都是由东禅等觉院版与开元禅寺版而形成的混合本，没有完整的纯一的版本。因此明治之初鹈饲彻定师（鹈饲一作鹈养，是俗姓。彻定是僧人法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政府为编户籍，始令僧人于法名上冠俗姓，只称师，不称法师。——译者）认为该藏是东禅、开元二寺的主僧募缘共同雕造的（见《古经题跋》卷上）。大正（1912—1926）年间，常磐大定博士，从《古经题跋》与《图书寮本》考察，认为福州版是二寺各自独立出版的（见《大藏经雕印考》）。其次是小野玄妙博士，通过现存的福州版诸藏经的实地调查，终于证明东禅等觉院与开元寺各自出版了大藏经的事实（见《佛书解说大辞典·总论》）。1935年前后，庞大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时，这个北宋的福州东禅等觉院版本的资料价值，尚未得到正确的评价。

　　二

　　传存于日本名山古刹的宋版、元版诸大藏经，作为宋元文化的遗产之被盛行调查，是昭和（1926——）之初的事，当时的调查报告，都逐次公开刊行。

　　关于北宋福州东禅等觉院的大藏经本、高野山的劝学院、上醍醐寺及京都东寺所藏的三藏是很著名的。这些都是以东禅等觉院版为主体，仅以开元寺版而补其缺。

　　（一）劝学院本　是安德天皇寿永三年（1184），作为行胜上人止雨修法的褒赏，由皇室尊性法亲王（日本皇族出家称法亲王-译者）所赐，奉纳于高野山麓的天野社的。其中有淳熙六年（1179）的补刻刊记，故应是在此以后至寿永以前的数年间输入的。

　　（二）上醍醐寺　本是入宋僧俊乘房重源，于建久六年（1195）十一月七日，施入于醍醐寺的。其中包含有南宋补刻的语录、章疏，似为后鸟羽天皇的文治、建久之间输入的。

　　（三）京都东寺本　原是宣阳门院觐子内亲王的所持本，于仁治三年（1242）间施入于东寺的。其中有绍定五年（1232）重刊者，似为其后的四条天皇文历、嘉祯之时输入的。这些南宋时代的印本，想是其后不久，自平安朝末至镰仓初期（公元十二世纪）输入于日本的。

　　这些比较古的印刷物，是京都东山三圣寺的藏经。它是福建路安抚司的王伯于南宋的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印刷施入于明州（今宁波）瑞云山的参政太师王公祠堂的。由人宋僧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带回日本而成为三圣寺的藏经。但其多数已经散佚，今日作为全体的资料已失去研究上的价值。而高野山劝学院藏本，属南宋补刻的语录、章疏也已失去，比较早年印刷的东西现在只传存三千二百四十卷。这个调查报告收于水原尧荣师所编《高野山学志》第二篇《高野山见存经目录》。今依此资料，试考察其大藏经的出版情况。

　　三

　　劝学院藏本（481）杜字函《法苑珠林》卷一之初有这样的题记：

　　“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谨募众缘，开大藏经印板一副，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

　　这是在东禅等觉院版本题记中所见最古的纪年，故从来以元丰三年（1080）作为该大藏经雕版的起源。但其卷尾，别有元丰八年（1085）乙丑岁六月五日的刊记，故刊头的题记，未必表示雕版的时日。在此卷末的元丰八年的刊记，记述着赵逵为亡室请众僧，礼诵《佛名经》一百部时，八十五名众僧各将布施的一部分施入东禅等觉院印造大藏经“杜”字一函的旨趣。这是由于勾当僧（处理事务僧人）集成、对（校）经僧伯修等的劝化，而其下面列记着“都劝首等觉院住持传法慧空大师冲真”、“天章阁待制知军州事刘瑾”及“请主（即发愿刻经施主—译注）参知政事元绛”的姓名。

　　这里看到“请主参知政事元绛”之名是应特别注意的。元绛的传记，详载于《宋史》卷三四三，但他官至参知政事的要职，是自神宗的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至元丰二年（1079）五月为止，在其下野的翌年元丰三年（1080），以七十六岁而殁。元丰八年的题记刊有“请主参知政事元绛”之名，在他死殁之年的元丰三年（1080），有募众缘、发心开刻大藏经的卷头题记，其意义是什么呢？

　　这里似乎意味着福州东禅等觉院所以要出版大藏经的经纬。福州版藏经的特色，是每经卷头都有题记。然而自此（1）天字函至（60）赤字函的《大般若经》六百卷，却都没有卷头的题记，较之其他经律论，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其天字函的卷二与卷十的末尾题记，有“都劝首住持传法慧空大师冲真，请主参知政事元绛、舍钱开此函、用延台算（即台阁的命运—译者）”的文字。这里没有纪年，是请主元绛喜舍《大般若经》天字函的出版费，以此功德而祈愿台算—参知政事地位的安泰。从这些方面看来，福州东禅等觉院的大藏经，可知是元绛在参知政事的任中，喜舍净财发起出版的。他任参知政事的时间是从熙宁四年（1075）十二月至元丰二年（1079）五月为止，所以该大藏经的出版，应是在此期间规划的。从而可知此藏雕造的起源，比从来的定说元丰三年（1080），应该更能推前两三年。鹈饲彻定师的《大藏拓本考》，谓福州版“起于熙宁、元丰之间”的说法，其论据虽不清楚，但从如上的情况看来，他对东禅等觉院大藏经出版时间的推定，确为达见。

　　四

　　元绛，字厚之，杭州人。登科第后，历任广东、两浙、河北的转运使，累擢至翰林学士、次从知开封府拜（授官）三司使（宋理财之官，即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置三司使总之，时称计相一译者），终于荣任参知政事的要职。他自为翰林学士后，得王安石知遇。尤蒙神宗皇帝的厚任。元绛和改革财政的新法党王安石与吕惠卿等接近，熙宁之初，从知东京开封府至就掌握中央财政、钱谷、食货政命的长官—三司使的重职，继之在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安石之下，于熙宁八年十二月，升到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地位。

　　关于这个新法党系的参知政事元绛，成为福州闽县易俗里白马山东禅等觉院雕造大藏经板的请主的事，没有什么史料。他和住持慧空大师冲真的关系也完全不清楚。但神宗皇帝熙宁四年（1071）三月十九日，依诏有废止东京开封府太平兴国寺印经院的事。这个印经院的敕版大藏经的板木，曾令拨给杭州府下，令僧了然管理；但因了然固辞，同年八月十日下赐开封府崇化坊显圣寺的寿圣禅院，于是住持智悟大师赐紫怀瑾成了提辖管勾（监督管理—译者）印经院事，担任折印与雕版的管理事务。印经院自开设以来，在内侍省所管之下，曾担任过敕版大藏经的雕印，但因须继续奉纳辽的岁币，国库的财政达到穷乏之极，终于随着王安石的新法实施而把它废止了。而且那印经院址，已成国库的财务长官三司使的住宅。对这种情况见闻最清楚的是参知政事元绛。当时他从开封府长官升为三司使，是起居于这座印经院址的三司使宅的吧。他当了参知政事后，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三日，被命任编纂《传法院新编法宝录》的参定（定稿）之职。其编纂事业，到元丰二年五月，元绛辞去参知政事之职，由后任的蔡确继承。在太平兴国寺的印经院早被废止，同寺传法院的译经事业也已经断绝。熟知这个实际情况的元绛，偶然由于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劝募出版大藏经而给予支援，当时因实施新法带来政局不安，曾任参知政事要职的元绛，祈求地位的安泰，当了出版藏经的请主，其间详细的事情虽不明了，但其目的是不难推测的。着手这个事业，从《大般若经》六百卷的“天”字函开始，是自然的经过；但随着请主元绛的下野及元丰三年（10 80）的死殁，似乎使这个事业发生一大顿挫。此事在“杜”字函《法苑珠林》等题记中有“元丰三年谨募众缘、开大藏经印版一副、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这样的愿文出现，大概是它的直接动机吧。

　　五

　　元丰三年的题记，未见于《开元录》所收的经、律、论，而见于《法苑珠林》与《景德传灯录》，是因当时世多需要，始计划出版全藏的吧。这个雕版的事业，到了元丰八年（1085）急剧地活跃起来，那是由于募财的成功。其五月的题记，在愿文之终，载有劝请万家助缘七言颂一首云：

　　东君布令思无涯，是处园林尽发花。

　　无限馨香与和气，一时散入万人家。

　　不靠一世的权势，而以广大地方的一般民众为对象，这是佛教徒新的教化活动，在各卷题记所见的“祝延圣寿，国泰民安，法轮常转”，是敢于实行这一大事业的广修功德的时代精神。

　　这个出版事业是东禅等觉院的历代住持，即慧空大师冲真，赐紫智华、智贤，海印大师道芳、普明等的劝募，及历任福州知军州事的刘瑾（《宋史新编》110）、许懋、柯述、王祖道（《宋史》384）等的支持而渐次进行的。它由于徽宗皇帝崇宁二年（11 03）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勅赐福州东禅等觉禅寺天宁万寿大藏的勅牒”，终于确立其社会的地位。这时，（一）这个东禅等觉院，被充作福州徽宗皇帝圣节道场的崇宁寺，（二）这批大藏经板对于北方的开封显圣寺圣寿禅院的勅版大藏经，作为江南准官版的大藏经，赐予《天宁万寿大藏》的名称。（三）这批大藏经本便施入于设在天下州军的圣节道场的崇宁寺了。这完全是得到出身福州的奉议郎礼部员外郎充讲义同参详官陈旸（《宋史》432）的极大支持与尽力的。为纪念这个荣誉，在此大藏经本折印这个勅牒全文，冠于《大般若经》卷第一的开端，以永示这部藏经的权威。

　　崇宁二年，对天下州军各赐崇宁寺额，作为皇帝祝寿的道场。这个道场得到赐经一部与给田十顷的恩荣，是详记于《宋会要稿》的。福州的东禅等觉院应该也是得到这个恩典的。这时“东禅等觉院”，不但升其寺额为“东禅等觉寺”，而且大藏经版的印刷活动也急剧活跃起来。刻完自天字函至英字函的《开元录》所收的经律论等四八○函，与《法苑珠林》、《景德传灯录》等同时盛行折印。自大观七年（1107）时，刻了《宋朝新译经》（491）蒋字函至（510）谷字函的二○函，继之续雕《贞元录》所收的经与《宋朝新译经》[衡（536—964）勿]二八函。这样住持广慧大师达果于政和二年（1112），便见《崇宁万寿大藏》一副，五六四函，一四三○馀部，五七○○馀卷全藏的完成了。这是自熙宁至元丰年间，费了三十余年岁月的北宋末年的事。

　　六

　　北宋的勅版大藏经，自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后的百年，其间在高丽国的显宗朝与契丹国的兴宗朝（1031—1051），都各有大藏经的出版；但在宋的本土，直到北宋之末，仍全未见藏经出版。那是因为基于宋朝的佛教政策和勅版的权威，与国家的出版取缔法太严之故吧。

　　然而随着国库财政困难与新政的实施，由于太平兴国寺内传法院译经事业的中绝与印经院的废止，宋朝的佛教政策就急剧地变化了。结果便有民间大藏经的出版，其发端者便是这福州东禅等觉院的《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

　　在显示这部大藏经的组织与内容的挂轴上，有覆刻宋版的《福州东禅大藏经目录》一幅和《一切经之目录》一幅。都收有同一的组织与内容的经律论，前者为日下无伦氏所藏，其末尾以白字刻着“自天字函至英字函、上《贞（？）元录》五千藏。自《法苑珠林》至《华严合论》、福州新入（永宁二年佛生日）”；后者（所藏者未详）什么刊记也没有。前者是日本室町时代永享二年（1430）的宋版覆刻本，为福州东禅寺本大藏经内容一览的挂轴。英字函为止是《开元录》所收的经律论。“贞元”是“开元”的误刻。南宋时代其组织与内容如次：

　　天——英：《开元录》经律论四八○函。杜——罗：《法苑珠林》百卷十函。蒋——稼：宋朝新译经论八七○卷二○函。振——溪：《景德传灯录》、《宗镜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大藏纲目指要录》二○函。伊——佐：《御制偈颂》三函。时、阿：《注楞伽》二函。衡——勿：宋朝新译、《贞元录》新译二八函。多——：《大慧语录》、《楞严义海》、天台章疏一六函。番（帙）外：《华严合论》等一五函。《圆觉注疏》一函。计五八○函。

　　试把它和北宋勅版比较，《法苑珠林》以下所收的佛典有其特色，其顺序前后，有相互的出入。

　　高野山劝学院现存《宋版一切经目录》（《高野山学志》所收），只有正藏，未收南宋补刻的《大慧语录》、天台章疏。京都东寺的《一切经目录》收入此补刻，最称完备。上醍醐的《一切经目录》是二卷（《昭和法宝目录》所收）。宋版覆刻的《福州东禅大藏经目录》，是成为这些现存目录底本的简明目录。

　　这些内容的经、律、论，刻成每行十七字格式的六行折帖，而以绀色的表纸装订。各卷之初有题记与各函增添音义一帖，是这个福州版的特色。这种每行十七字格式和折帖的形式，成为其后宋元明清的官版和私版大藏经的规范。

　　要附带一提的是政和二年（1112）这个《崇宁万寿大藏》的完成之年，也是同在福州闽县子城东芝山的开元禅寺《毗卢大藏》开版之年，可谓奇缘。继之是在北宋末、南宋初的绍兴二年（1132），浙江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的王永从一族的开版，其次是绍定四年（1234）的苏州碛砂延寿禅院有赵安国的镂版。至南宋之末，单是江南就有四处在从事大藏经的刊印活动。

　　成为这个江南民间大藏经出版事业之发端的，是由于福州东禅等觉院请主参知政事元绛，与都劝首住持慧空大师冲真的所谓《崇宁万寿大藏》的出版。

　　记注：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三山为福州的别名—译者）卷四十三，“寺观”的条下，关于南宋时代的东禅等觉院与开元寺的实状，有很详细的记述。

　　①译者附记：

　　近代日本汉译大藏经之出版，始于1880年至18 94年岛田蕃根发愿的《缩刷大藏经》，继之是始于1902年至1905年完成的京都藏经书院的《卐字大藏经》、其次更由《卐字藏经》未收的“支那撰述”的章疏集成的《大日本续藏经》（1912年完成）。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续藏》就是这部。最后是1923年，由高楠顺次郎博士主编，费时六年完成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略称《大正藏》），共有一百卷。此藏迄今为各国佛教学者所采用。高楠博士编成这部《大正藏》后，赋了一首汉诗说：

　　矻矻校雠几苦辛，唯期阅藏有知津。

　　裒然一万三千卷，为法从来不为身！读此可以想见其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