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与国运：《石渠宝笈》的聚散流离

　　后据内务府查点，这次火灾共烧毁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数万册。

　　解放后，在清点故宫文物时，还发现一些清末民初太监企图盗卖出宫、临时藏匿在宫中犄角旮旯里的古书画，如《法书大观》册，每一件法书上的乾隆玺印、题赞又都被挖掉。此册中有欧阳询《张翰帖》、《卜商帖》，蔡襄、黄庭坚等重要名家真迹，总计52件。

　　即使贵为后妃，大难来临时也不忘顺手牵羊。最有名的，就是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时，敬懿皇贵妃也就是同治皇帝的瑜妃，早就预感大难将近，已事先偷偷把大名鼎鼎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居住的寿宁宫，在自己出宫时偷偷带回了娘家，后来又把这两件法帖卖给了著名古董商郭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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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仪退位后，北洋政府承诺给予的“清室优待条件”中每年400万优待费无法及时足额支付，溥仪在紫禁城称孤道寡，开支浩繁，日渐捉襟见肘，只好或变卖或抵押宫中书画珍宝以弥补亏空，仅1923年，估价卖给汇丰银行的珍贵古董就有80件之多。

　　溥仪当时非常信任英国老师庄士敦，年轻的皇帝突发奇想，想到欧洲留学，后来又谋划 “恢复祖业”。为了未雨绸缪，溥仪开始以“赏赐”为名，利用其弟溥杰、堂弟溥佳每天进宫陪读之机，携带大批珍贵书画、典籍出宫，从1922年7月到1924年，将珍贵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运到其父载沣的醇亲王府，最后又辗转转运到天津、长春。

　　但全国解放后，在清理故宫文物时发现远远不止此数，因为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品名根本没登记到赏赐清单上。

　　溥仪后来回忆，当初优先选择的是晋唐以来的法书名画，“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圭以及马麒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

　　溥仪在天津时因经济困难，以不可思议的低价，卖了不少珍贵的古代书画和珍宝，还曾“赏赐”经手人即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一批书画，其中有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步辇图》卷，五代阮郜的《阆苑女仙图》卷和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卷等。《历代帝王图》后流散到美国，现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幸后来保管《步辇图》、《阆苑女仙图》的主人，全国解放以后捐献给了政府，现藏故宫。

　　溥仪携往长春的珍贵书画作品，都密藏在伪皇宫内专门收藏书画珍玩的小白楼。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溥仪仓促逃往吉林通化，忙乱中挑选了百余卷册和一批珠宝仓皇逃亡，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唐摹《万岁通天帖》、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多卷剧迹，都裹在其中，后来包括《清明上河图》等一批书画在沈阳被截获。

　　溥仪在逃往通化途中到达中朝边境大栗子沟时，已经山穷水尽，饥寒交迫，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用携带的珠宝和书画，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农民换取生活用品。后来在土改运动中发现的原题名唐韩稦《神骏图》、传为南宋赵伯驹《莲舟新月图》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琉璃厂宝古斋购得的元赵孟頫《水村图》卷等，都是在这里流散的。

　　溥仪逃走后，群龙无首，收藏在小白楼中的大量书画、善本古籍，遭到溥仪下属官兵的偷盗、哄抢，很多都在争抢时被撕破毁掉了。如明代才子杨慎的《行书禹碑考》卷，是《石渠宝笈》著录过的唯一一件杨慎作品，被士兵互相抢夺撕裂了，目前仅存手卷的一部分，卷子的前三分之一已经缺失。

　　争夺中，有些名迹被严重破坏，如北宋李公麟的《三马图》（现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私人收藏）至少被撕裂为三截，米芾书于澄心堂纸上的传世名迹《苕溪诗六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被撕抢为碎片，有些则彻底被毁不复存于人间，如初唐虞世南的《积时帖》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