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书画印三者皆精 学术高山仰止

吴昌硕右一、王一亭等在孤山西泠印社合影。

吴昌硕《墨梅图》(西泠印社藏)。

吴昌硕《小雨斜阳》石鼓文对联(湖州市博物馆藏)。

      时值海派领袖吴昌硕诞辰170周年，7月30日，“西泠峰骨：吴昌硕暨西泠印社历任社长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隆重启幕。展览以吴昌硕的绘画、书法、篆刻为主线，共展出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等西泠印社7任社长作品350余件，并附有大批珍贵历史文献资料。

      浙江美术馆馆长马锋辉在为展览释名时表示，“峰”指高峰、群峰，体现艺术高度；“骨”指主心骨，骨力，体现核心地位。通过此次特展，对吴昌硕的艺术经历、风格和成就进行全面的学术梳理和研究，并清晰地呈现7任西泠社长所代表和传承的浙地百年文脉。

      吴昌硕：金石派极致

      吴昌硕原名俊卿，字昌硕，别署缶庐、苦铁、大聋、破荷亭等，浙江省安吉人。他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小喜爱篆刻和书法。26岁从大儒俞樾学习文字、训诂和辞章；29岁得识吴大澂、吴云、潘祖荫三大藏家，获观历代书画古籍，眼界洞开；40岁结识任伯年，从其学画，44岁移居上海；56岁辞去仅当了一个月的“安东令”，专心笔墨。60岁以后，吴昌硕的诗书画印日进一日，声名鹊起。

      齐白石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走狗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其中与石涛八大齐名、大器晚成的“老缶”，便是吴昌硕晚年别号。

      在浙江美术馆二层的4、5、6号主要展厅，共展出吴昌硕绘画作品80件，篆刻、书法作品各60件，策展人根据时序梳理出吴昌硕艺术演变的脉络。吴昌硕的篆刻，从浙派入手，又兼具皖派之长，卓然成家。他的字，最初临摹石鼓文，后又学古而化，以篆六法入行草，终成清刚健拔、沉厚酣畅之风范。画则富有金石情味，笔墨战掣苍老，着色古艳烂漫。画幅上伴有长跋及颗颗朱色印章，透露出文人画的优雅情调和高古风味。

      浙江美术馆学术部主任余良峰告诉南都记者，以书法入画虽不自吴昌硕始，但金石作画的古穆素朴，诗书画印混融一体的文人画的美妙，在吴昌硕这里已经达到了极致。

      七任社长：群峰绵延

      1913年，吴昌硕被公推为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荣誉名位。在吴昌硕之后，西泠印社分别又推举出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六位社长。西泠印社虽然发端于治印之学，但在社长的选举上饶有趣味，只选择在学术上功力精湛、开宗立派的大家，选出的社长也不用负责社内任何实质性的事务。

      “如果书画、篆刻占60分，他的学术研究便要占40分。”谈到西泠印社遴选社长的标准，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告诉南都记者。

      在浙江美术馆三层的四个展厅，为除吴昌硕之外的六位社长辟出独立的空间，展示各位社长的诗书画印佳构。第二任社长马衡是现代著名金石书画家、篆刻家、印学家、考古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古物馆副馆长。第三任社长张宗祥是著名书法家、版本学家、擅长古籍勘校。张宗祥诗书画印温雅如玉，有谦谦君子之风。第四任社长沙孟海是著名学者和书坛泰斗。第五任社长赵朴初，是著名的诗人、学者、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善诗、工书。第六任社长启功，长期从事美术史、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于国学、红学亦有精研。书法婀娜雅致，诗词亦好。现任社长饶宗颐，则是当代国际汉学界公认的学界泰斗。饶公擅长山水与人物画，于陈老莲等诸家之外，又开一新路。

      虽然是七任社长的联展，但只有吴昌硕的艺术创作，才能构建出一个大展的规模。余良峰告诉南都记者，“从文人画的角度来讲，吴昌硕之后，其他六任社长都比不过他。沙老可以组织一次大型展览，可惜沙老不会画画。张宗祥也有诗书画印，但他过于文弱。启功虽然有《启功帖》，但欠缺气势。要么书法弱，要么绘画弱，总是达不到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境界。”

      [对话]

      陈振濂：年轻人不懂西泠没关系，但得明白它的分量

      在西泠印社的社史上，有一些特殊现象值得玩味。为什么在西泠印社建社10年后，推举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为什么在一百年的社史里，有60年社长之位空缺？南都记者采访了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先生。

      吴昌硕提升了西泠印社的名望

      南都：西泠印社本来是由丁仁、王禔、叶铭、吴隐私人创立的，为什么创社十年之后推举吴昌硕为社长？

      陈振濂：首先，吴昌硕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书画印三者皆精的大师。假如我们在全国找十个最好的书法家，一定有吴昌硕。找十个最好的篆刻家，也一定有吴昌硕。找十个最好的画家，也一定有吴昌硕。他在三个方面都开宗立派。连齐白石也比不上他。这样一个地位，在艺术上几乎是高不可攀的。最近有人说他的诗是代写的，这个暂且不表。至少在书、画、印三个方面的成就无可置疑。

      吴昌硕具有非常强的近代社会化意识。当年有外国人要购买“东汉三老石碑”并运往国外。由于这是南方仅有的汉碑，吴昌硕发起了募赎汉三石碑的运动。他把艺术家找来，每个人捐书画印谱数十件，捐赠后义卖，卖得的钱把东汉三老石碑赎回来，放到了孤山上。吴昌硕的内心非常强悍，对于社会，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上海，很多艺术家出身名门，只知道画画，不谙世事。吴昌硕却具有领袖的气质，他知道艺术家不能光是画画，还要用艺术为社会服务。

      另一个很可贵的是吴昌硕的国际意识。有一段时间，日本人以为杭州的西泠印社是上海海派的“后花园”。日本人从神户坐船到上海，到上海之后，吴昌硕一定会请他们到西泠印社走一圈。所以，西泠印社的国际成员来往流动非常大。

      南都：吴昌硕就任西泠印社的社长，给西泠印社带来了什么改变？

      陈振濂：首先是有这样一个人物，给西泠印社带来了知名度。杭州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士大夫的、文人气息很浓的地方。不像上海是个商埠，人员的交通，观念的更新，都比杭州快得多。吴昌硕担任西泠印社社长之后，提升了西泠印社在国内的名望。同时，吴昌硕在上海所做的各种事情，对杭州艺术家的活动带来了十分清新的思想。比如孤山上的题襟馆，题襟馆本来是上海一个画会“题襟馆书画会”的名称。吴昌硕在杭州的孤山上也建了题襟馆。日本的雕塑家给吴昌硕塑像，吴昌硕觉得应该把像搬到杭州来。这样一些交流，如果不是吴昌硕，光是杭州的文人士大夫，只怕不可想见。当然吴昌硕诗书画印的成就，也给西泠印社树立了标杆。

      要有艺术，更要有学术

      南都：吴昌硕之后的六位社长各有什么成绩和贡献？

      陈振濂：马衡先生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他从前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是做中国古代金石学的现代学科转型，写了一本重要学术著作《中国金石学概要》。马衡还有一个贡献是故宫文物南迁。第三任是张宗祥先生。张宗祥先生自己是图书典籍的版本学专家，20多岁就已经是京师图书馆的馆长。解放以后，当政者认为西泠印社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个时候，张宗祥呼吁，西泠印社一定要保留，正好遇到一个很开明的省委书记，西泠印社才活了过来。没有一个社团是可以历经几个朝代的，所以西泠印社能持续到今天，张宗祥可算作中兴之臣。

      沙孟海先生是最早在书法里引进现代学术的。赵朴初先生是国学的领袖，启功先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这些人，首先是书法篆刻都要好。其次，艺术只是他的基础，靠的是他的学问，他在学术界的开拓。饶宗颐先生的书法、绘画非常好，非常老辣，但敦煌学他是老大，西北的简帛研究他是老大，甚至连印度的梵文他也是老大。西泠印社的社长现象，是可以这样解读的。没有艺术，归不到这个队伍。有了艺术，还要有学术。这个学术，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高山仰止。

      南都：在西泠印社的社史上，有60年没有社长。这是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吗？

      陈振濂：宁缺毋滥是我们今天的解读。对于西泠印社这样一个百年社团，社长是什么级别，有什么学问，决定了它的分量。从吴昌硕，到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一直到现在的饶宗颐先生，每个人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这七个人使得别人也不敢轻易觊觎社长之位。当然也有历史的偶合，本来一个个推举社长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个案。但是连成一百年，就成了规则。

      一百年里，西学东渐，当我们大批接受西洋文化的时候，却忘却了另一样东西，即传统的文脉。借吴昌硕170周年之际，我们揭示出了以吴昌硕为首的一个坚守传统国粹的文脉现象。他们是中国文明的脊梁，他们做的事情，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既不懂，也没兴趣。没兴趣没关系，但你得明白它的分量。

      西泠印社小史

      西泠印社创办于光绪三十年，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叶铭和上海篆刻家吴隐共同发起。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社址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余良峰介绍说，解放之后，张宗祥复兴西泠印社，西泠印社由原来单纯的文人结社变成了国家指派的文博单位，有了固定社址、社员。“在张宗祥的时代还有文人气流传。过后的沙老、启功、赵朴初几任社长更多只是挂名。”饶宗颐在当选西泠印社社长时已94岁高龄，而在饶公之后，西泠印社的社长大概又要后继无人。这让吴昌硕和前六位社长领衔的西泠印社成为文人画最后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