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谋与分羹：艺术家和投资者共建市场的历史

　　“高调是高调者的通行证，低调是低调者的墓志铭”——这是达利、沃霍尔、昆斯、村上隆和赫斯特的座右铭。他们高调地宣称艺术品就是商品，创作就是为了市场。这几位市场至上主义者虽然在学术和商业上花开并蒂、功成名就，但是他们把艺术等同商品，把创作为了市场的高调宣言也让许多人侧目。

　　事实上，历史上绝大多数的艺术家都在高调地迎合着市场，高调地与投资者一起共建着市场，并不仅仅是这几位。重点在于，如何定义市场。

　　市场，指交易的场所与交易的行为。但是，迎合市场并不是指艺术家在旧审美和旧秩序中墨守成规。投资者并不仅仅是那些囤积居奇以期收获真金白银回报的商贾。共建市场也不仅仅是指投资者与艺术家联合炒作的低级行为。

　　大唐的天空下，长安的大明宫是艺术市场，皇上作为投资者廉价雇来贱民画工和重金礼聘的画师共同在宫殿里雕梁画栋，艺术家与皇家投资者共建的市场收获了大唐盛世的文化，宣扬了“非宏大无以扬威”的皇家审美。没有这个市场，画工无以为生，画师难获官衔，作为投资者的皇室也难以获得皇权天授的文化正当性。

　　熏人醉的暖风中，南宋的皇家画院是艺术市场，高宗、真宗和徽宗等投资者广招天下善画者，朝廷用高人工、厚福利、包食宿的待遇投资在画家身上，画家帮助投资者建造道观、壁画、宗教画来宣扬天命论思想，确认投资者乃上天的代理人的正统地位。

　　院画的画家与投资者一起创作了“盛世花鸟”的艺术市场之后，他们在民间的市场也会水涨船高。院画家与作为投资者的朝廷一起经营着市场，朝廷投资的院画映射出文化的镜像和盛世的景象，院画家收获了待诏的官衔，赢取了超然的地位与民间卖画的不菲收入。没有皇家画院的市场，画家无法获得皇家饭碗与民间盛誉，朝廷也难以建立儒家道统和王朝新秩序的宏伟前景。

　　山穷水复的尽头，明代文人的雅集是艺术市场，文人画家们是最鄙夷“市场”的人。事实上，他们瞧不起的是《清明上河图》中那些临街作坊的市场，而文人精英的雅集则是另一个市场。文人雅士们是这个市场的投资者，也是参与其中的艺术家，文人画家在掌握了笔墨技法之后，把文人画提升到诗词与哲学的同等地位。文人画家们在一个内向型的市场里互相交换着书画作品，共同维护着一个智性享乐主义的精英文化圈，他们收获的是文人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与话语权。

　　明代的文人画家会认同巴菲特那句话：“审视自己的内心就是最好的投资。”自省、自觉、自娱的文人画虽然没有公开叫卖，但却是最好的投资。倘若没有身兼投资者与创作者的文人画家在文化精英圈子中创造出来的市场，他们就难以掌握文化的话语权，也难以将诗书画之雅名货与帝皇家，进而入庙堂当翰林朝天阙。

　　翻开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经营一个国家就是一门生意。古希腊的神庙和古罗马的广场当然也是一个艺术市场。雅典的帕台农神庙借神之名来讴歌人的健美、自由与理性，以无数的“裸体雕塑”向全世界敞开胸怀。古罗马以凯旋柱和斗兽场为标志，自诩为世界的中心，万神殿借神之名来拱卫君权的威严。古希腊自由城邦里的视觉新秩序与古罗马帝国象征着力量与征服的纪念碑，都来自于艺术家与作为掌权者的投资人共建的艺术市场。

　　更晚近的明末清初，盐商的园林豪宅也是艺术市场。盐商巨贾给“扬州八怪”等艺术家举办雅集聚会、印发诗刊、购买画作，让艺术家们在藏书阁中畅游，在园林豪宅中暂居。盐商们对艺术家的投资，收获的回报不是银两，而是“贾而儒”的雅名。明末清初的艺术家与盐商共建的艺术市场，为精英化的文人画敲响最后的丧钟，亦为市井化的文人画登台拉开序幕。

　　20世纪初，现代主义风潮横扫欧罗巴，艺术家与投资者不再像以往的几千年一样为了宗教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共建市场，开始追求艺术本体的艺术家失去了以往最大的投资者：教廷和皇室，但是也迎来了更广泛的投资者：资产阶级。不再是意识形态棋子的艺术市场，似乎也失去了道德上的部分约束，现代主义的艺术市场上开始乱象环生。倘若要举一个范例，最合适的莫过于达利这个艺术圈的渣男，他与投资者一起肆无忌惮地蹂躏着市场，他甚至把无数签上名字的空白纸张卖给投资者，无论投资者在上面画什么，都算是“达利作品”。这是艺术家与投资者共建市场的历史上最丑陋的一笔。

　　比起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更加需要市场的经营。与古典艺术相比，当代艺术的定义不明确，当代艺术的美学价值越来越难以判断，需要解谜一样的创作意图、曾经的藏家和最近的拍卖纪录来定义一件作品的价值。当代艺术需要给藏家和投资者建立安全感，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给自己的名字建立名牌效应。

　　马克思讲：“艺术品虽是最高层次的心灵产物，但是只有当它们能够直接产生实质财富时，才会得到中产阶级的青睐。”要“直接产生实质财富”，最好的莫过于出自名牌艺术家之手的作品。于是，如何打造一个“名牌艺术家”就成为了当代艺术家与投资者最重要的任务。

　　沃霍尔就是“名牌艺术家”的最佳注脚。沃霍尔与投资者合作不遗余力地经营着自己的名字。同时沃霍尔也作为投资者与别的艺术家共建市场。譬如沃霍尔就把出身中产阶级优越家庭的巴斯奎特，打造成一个来自底层黑人贫困家庭的“草根天才”。

　　如果说沃霍尔毫不掩饰、毫无批判地表现了商业时代的物欲与消费，那么他的继承者昆斯就直接把商品和物欲当成了艺术品出售。

　　美术馆推销员和华尔街经纪人出身的杰夫·昆斯，继承了沃霍尔经营市场的策略，并将其推至另一个高峰。他借助一切噱头吸引着所有人的眼球，制造爆炸性的争议话题、拉抬身价、充满噱头的新闻、耸人听闻的作品标题，艺术家与投资者合谋在流行文化中建立名人的地位，这种争议性的名牌效应成为艺术家作品行情的坚实底座。

　　昆斯认为艺术是需要推销的商品，他把作品送到许多不同的画廊中展出，以“提升市场占有率”，他认为“最成功的艺术家都是最犀利的谈判专家。”

　　昆斯的每一个系列的第一件作品都卖给了精心挑选的大牌美术馆或名牌收藏家，昆斯给他们很大的折扣，并且在作品制作出来之前已经达成协议。在系列中接下来的版本里，昆斯就能够打出古根海姆美术馆或者萨奇、皮诺特已经收藏过此系列作品的广告——这是当代艺术世界中，艺术家与投资者在经营市场的合谋与分羹。

　　看过艺术家与投资者共建市场的历史，倘若要说我们有何感想，也许不外乎这几点：

　　1、艺术市场上交易的不一定是艺术品与真金白银的货币，也可能是文化的话语权、政治或宗教的意识形态。

　　2、迎合市场的作品未必是敷衍之作。

　　3、只爱艺术，别爱艺术家。

　　4、你不能预设一个艺术家的定义，然后抱怨艺术家不符合你的想象，艺术家自己定义自己，无需别人定义。

　　5、今天有许多Ponzischeme式的艺术基金、虚假的拍卖、囤积居奇的炒作，这些已经涉嫌违法的行为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与共建市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