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来：漫谈水墨艺术的灵魂

      谈到中国画必然会涉及到水墨问题，其实并不是其它画种就没有笔墨问题。笔墨的墨实际涉及到的是绘画中使用的材料。在书画创作中，可以使用黑色的墨，也可以使用其它色彩的材料。只是我们大多使用的是黑色的墨，故此才说水墨。水与其它颜色调和同样可以进行绘画。当然，黑色的墨所创造出来的物象自有它独特的东方所具有的魅力。为此，墨色也为人们所钟爱，使用的频率也更高于其它颜色。水是绘画中调和墨的，水与墨的比例决定了黑白浓淡。水墨经过画家的运作在纸上形成有意味的物象。这有意味的含义，就是说画家将自己的意图表现在了纸上，优秀的画家还会将自己的情绪、思想、目的通过水墨表现出来。我们这样说。似乎简单易行，实际这种能够将水墨运用的能力绝非那么简单。它必须经过刻苦的多年训练。

      中国书画自明代以后基本使用的是宣纸，特别是生宣着水后的洇化会使所绘物象在观者眼中产生活泼生动的效果，所谓更有味道。因此为广大书画家所青睐。生宣纸也因此便与水墨成为了中国书画最佳的组合。不过，我们这样的论述，一定会给读者形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只要是宣纸与水墨的结合，经过画家的绘画创造出的必定是传统书画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

      水调色彩的运用可以说并非只有传统中国画，比如在西方的水彩画中也有。在水彩纸上使用水与墨的调和进行绘画并非不佳。既然水彩可以用五颜六色创造出美好的作品，那么使用水与墨调和同样也可以创造出高超的作品。这当是无须论证的了。

      我们上面说过，在宣纸上国画家进行创作，那么如果在水彩纸上可以不可以呢?答案是：可以的。我们说水墨与生宣纸最佳组合并不意味是唯一组合，画家的习惯以及宣纸与水墨的独特效果并不是说没有生宣纸就创造不出国画了。在明代以前的国画都是在没有洇化效果的丝绢上进行的，那时的纸也没有洇化效果，且现在的工笔画依然是在并不洇化的熟宣上进行的。水彩纸同熟宣、丝绢同样。这样看来，使用什么纸并不是关键，那么是不是墨的问题呢?如果这样认为也不合适，因为我们知道，用其它颜色同样可以创造出旷世之作。比如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基本都是红色的。历史上有大量用朱砂画的石竹图，有诸多用石青色的匾额。用朱砂等颜色同样可以书写出漂亮的书法来。总之使用什么颜色并不是形成中国画的关键。我们用水墨画来专指国画，或专指以墨色为主的国画，其原因只是因为运用水墨进行国画创作乃是一种常态罢了。

      反之，我们假设一下，一个搞西洋画的画家用中国的笔墨纸进行创作，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他创造出来的是中国画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到此，我们可以揭开谜底了，那就是形成中国画的关键全在于用笔!也就是说水墨画的灵魂、支柱全在于有笔的画作才是中国画。有笔，就是指书法用笔。国画在发展中对于任何外来艺术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在运用这些内容时必须是以传统笔墨来驱使的。这个书法用笔底线是不可打破的。发展中国画如此，发展书法更是如此了。

图1

      在近、当代书法、绘画中曾出现过一些非书法用笔进行水墨绘画和书法创作的现象，从美学意义上说这些作品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它绝对不是中国传统国画、书法的继承和延续。其中毕加索就曾临摹过大量齐白石的作品，但是由于他没有书法的基础，所以他的临摹都不具备中国画的意义。他的创作虽然称得上是不错的美术作品，但却没有中国画的影子。比如他的两幅“斗牛图”(见图1、2)，虽然是水墨画，但没有最起码的中国笔墨，所以不具备中国画的起码特征。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笔墨是保留中国画最低的底线标准。除此之外，中国画创作的理念对于其创作也起着决定作用。国画是写意的，是亦真亦幻的，不是写实的画种。王国维在论诗时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国画即是写意的理想造境，所以毕加索的斗牛图从创作理念上看更与求实务真的西画接近，并不具备国画夸张写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