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晖：三歧杖与佛教引入

扬之水先生《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中《立拒举瓶》一文介绍了“三歧杖”一物，很引人兴味。

据《立拒举瓶》介绍，三歧杖乃是印度的一种日常用具，不过主要是婆罗门修行僧使用。此器具的原称为外来语，所以在汉语文献中出现了缤纷的译称。细致来讲，不同的译称指向两大类功用相同但形态稍异的器具。如入支、如拒、三奇立拒、三叉立拒，其实就是三根直棍。使用时，将这三根棍的一端彼此交叉，用绳捆牢，然后让三棍分岔开来，形成一个三角架，足以支立在地上。印度婆罗门修行或游学访道之时，漂泊无定，为了遵守保持洁净的戒律，便将这套设备随身携带。大便后，将三叉立拒戳在地面，再将水瓶吊在棍间，可以从容仔细地涤身、洗手。

这种器具另有一种译称“三拒木”、“三歧杖”，在形态上与三叉立拒有所不同：“可长二尺许，一头如橛，一头有三股。股长三二寸，随身道具，用承水瓶。案西国净行婆罗门皆共遵奉围陀戒行，每持瓶洗净，涤除形秽，以此三拒木插于地，于歧上横安水瓶，令涓涓自承以洗手也。彼国学士游方访道者持三歧木、瓶、钵随身也。”三歧杖是成型的器物，顶头为“橛”即固定的栓柱，下面有三条支腿，其实就是个三角架。游方在外的婆罗门需“涤除形秽”之时，把这个三角架立在地上，再将水瓶横向地吊在架下，便可很容易地让瓶中水滴下细流，供人洗手。

扬文指出，佛经总是提及，“外道”即佛教之外的其他教派的信徒才会使用三歧杖与三叉立拒。于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常以此物作为外道所持的标志性器具。文章中举的例子则为两幅《涅槃图》，其中出现的是三叉立拒，即三根木棍用绳绑在一起。扬文并认为，因为“六师外道”没有东传，所以三叉立拒这一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会出现的图像细节在中土佛教艺术中也“归于消失”。

不过，可注意的是，当佛教传入中国之际，三歧杖的实物倒是来到了中国。至少，晋代墓葬出土物中发现了与三歧杖形态一致的金属架。最典型为河南洛阳新安县通用水泥除尘设备厂西晋墓出土的一副鎏金铜架，此三角架创意精巧，三条纤秀支腿带有兽蹄形足，顶端配一个圆形台板，台板周边有三组卡销，将支腿的端头嵌合在内，并以细钉固定。精彩的是支腿分为上下两节，以卯轴相衔接，当初想必可以凭借这一卯轴结构将支腿加以折叠！同样考虑周到的是，在支腿上部，腿与腿之间以一条铜链相连，这样，将三角架立在地面之时，支腿之间会受到铜链牵拉，于是铜链的长度就是支腿彼此分岔的最大距离，这就保证了三角架的稳定与高度。三条支腿的外侧各设一个弯钩，显示此架的用途在于挂物。必须注意的一点还有，顶部圆盘当中榫入一个小铜坐像，该像的身躯带有汉晋本土艺术的特点，但面相与头髻却呈现佛像的风貌，因此这是一尊小佛像。

这一铜架正与三歧杖的样式一致，如果定名其为“三歧杖”应当不错。不过三歧杖传入中土之后的功能却令人费解。从文献可知，古印度极注重卫生，唐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便利之事”一节专讲大便后先洗身再洗手的细致程序与方法。三歧杖原本用于“每持瓶洗净，涤除形秽”，即悬挂大便之后净身净手时所需的水瓶。那么，传入中土之后的三歧杖是否仍然继续这一角色？

新安西晋墓出土鎏金铜三歧杖华美精致，显然为上层人士专用。支腿上伸出曲钩，可用于挂物，但两个曲钩成仰弧状，一个曲钩却为俯弧状，如此设置的目的为何，今日已难明其意。另外，江苏南京仙鹤棺东晋墓中出土一副已散架的铜鎏金三歧杖，与新安西晋墓出土三歧杖在样式上非常接近，只是支腿不带卯轴，故而不能折叠；支腿上部没有曲钩，只有一个细眼。这副三歧杖是随葬在一位女子的棺中，很难想象女性会以如厕用具作为近身的陪葬品。由此看来，三歧杖传入中土后，并未继续作为便后盥洗设施的使命。

学者们推测此器可能是作为镜架使用(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棺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3月，86、88页)。可惊的是，敦煌莫高窟12窟南壁晚唐壁画中绘有婚礼场面，展示新郎、新娘一起面对圆镜展拜的环节，竟拿三根大棍绑在一起，全然同于三叉立拒的形式，圆镜就绑在三棍绑结的交叉点上。由此线索来看，也许三歧杖传入中土之后真的被转用做镜架。然而，从出土晋代三歧杖来看，似乎用于挂镜并不方便。

新安西晋墓出土三歧杖高73厘米，仙鹤棺东晋墓出土三歧杖高78.8厘米，置于坐席上或矮坐具上，高度倒也相宜。两件三歧杖均为活动式，使用时撑开，不用时则可以将三个支腿并拢在一起加以收贮。新安墓出土三歧杖不仅能够三腿并拢，每个支腿还都可以从当中反折向上，是名副其实的折叠三角架。显然，三歧木传入中土之后，依然是一种易于四处携带的轻便支架，收放自如、挂物方便，当得起“居家旅行必备”这一赞语。不过，此种三脚架传入之后所担任的具体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