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道锡行：青铜时代的资源流动

青铜没法吃，但是青铜跟吃喝肯定有关系，而且涉及到的是人类更进一步的追求，那就是在物质以外的精神层面的文明追求。

谈论“金道锡行”，我想大体可以从“九鼎”这个词说起。有个成语叫“一言九鼎”，指某人说出的话分量很重，一诺千金。“九鼎”这个词来自于东周时期的记载，指的是夏，说夏代有“九鼎”代表着国家权力，这样的制度从夏传到商，再一直传到周。《左传》记载：“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说的是东周时期的楚王在江汉一带“问鼎中原”，问周朝鼎的轻重，意思就是说他对周的国家权力有觊觎之心。现在我们常说“鼎新”这个词，字面上就是在说鼎换位置了，意思是指改朝换代，表示整个国家在发生变化。可见的“鼎”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古代人说的这个“九鼎”真正是什么模样的，可甚至还有当代人专门做了这么一套仿九鼎的东西，不客气地说，那东西一看就是不伦不类。可见得“鼎”这种文化传统逐渐被淡忘了。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中国古代的青铜器，跟源远流长的吃喝文化相关联，也跟权力相关联，如前文所说的“九鼎”就是象征着权力，实际上，也就是跟政治相关联。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艺术，古代中国正是把这种御人之术看得非常重。而有了九鼎就代表了王权，就代表了对国家的掌控。出土青铜器文物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司母戊大方鼎，上世纪四十年代恰逢蒋介石过六十大寿的时候，当时河南的政府驻军就想把这件出土物作为寿礼上贡，蒋介石都不敢接，因为它太“重”。但他在1948年离开大陆之前还是专门看了看司母戊大方鼎，他1949年离开大陆的时候也特别想把它带着，最终还是因为大方鼎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才没被带走。一直到蒋介石还有这种概念，即文物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能表现拥有者的最高地位的，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带着，比如故宫所藏的大量的珍宝和艺术品，也都被看作国之重宝。现在很多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那些鼎，就不是文献中、传说中的九鼎了，更不是空穴来风的东西。从中能发现，在中国古代的器物中，方形的比圆形的等级要高，分量要重。其中能看到最早的大方鼎是郑州商城出土的，那相当于商代早期，而在二里头还没有发现比较大型的鼎，尤其是铜方鼎，但是在二里头已经出现小的陶方鼎，我的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里说“陶方鼎透露出惊人信息”，指的就是这些小陶方鼎应该是仿铜的，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在二里头发现铜方鼎，但应该是曾存在的。

我曾经戏称自己是“玩不动产的”，这个不动产就是都城、宫殿、道路网络系统，我的工作就是发掘和研究这些东西。而在我看来，中国建筑的传统也跟权力密不可分。比如：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基址，一万平方米的大“四合院”；还有周代宫室的三进院落的大建筑；再如紫禁城。这一套系统都代表着权力。如果说这些建筑是从“不动产”上代表着权力，那么青铜鼎等青铜礼器就是从“动产”上代表权力。

中国最早的王朝——夏、商、周三代，都在中原地区。而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交界处，那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可称得上是最早的中国。夏商周三代都是在这一块崛起的，它们的崛起，跟青铜有极其重要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什么是青铜？青铜是一种合金，铸造铜器是一种化学变化。在史前时期，无论是跟意识形态相关的玉器，还是跟生产生活有关的石器的制造都是一种物理变化，顶多通过切磋琢磨等等手段去改变岩石的外形。人类第一次通过化学变化把一种物质变成另外一种物质，就是在青铜时代，因为能制作出合金来了。人类在长久的采石采矿的过程中，逐渐知道有些东西具有可熔性，经过加热、锻造或铸造后会发生变化，于是青铜就产生了。可以说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是一个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划分。伴随这一时代剧变的物质变化，就是从物理到化学的变化。在古代中国，这种跟青铜相关的变化更伴随着从一般的“民生”到“国计”的，跟人与人的关系、跟政治相关联的变化。

“金道锡行”，古人把铜、青铜当做金，称为“吉金”，而锡则是铸造青铜所必需的一种物质，因为青铜基本上是铜锡合金，或者铜铅合金，“行”就是道路的意思。“金道锡行”就是铜锡之路，这些铜锡之路通到都城，然后又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

看上去，青铜一旦进入中国，就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了。这个“中国”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也就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这一套东西跟它的周边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甘青地区和新疆地区也有青铜文化，这两个地方也都属于中国，但这两个地方在古代跟最早的三代王朝的发家之地相比还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青铜可能是从西北来的，可能是从欧亚大陆内陆传过来的，但在传播的途中，青铜都没有和吃喝联系上。青铜在哪里都能跟政治联系上，我给它们起了个名叫“饰用文化”。但一到中原地区就发生质变了，我们创造了“吃喝”的文化，“吃喝”的文明，这也是中国青铜文明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特点。

二里头与周边资源的形势能很好地说明“金道锡行”的脉络和早期国家的社会整合。如果说二里头国家是王权的象征，它与周边的联系却既不是完全的赏赐，也不是完全的纳贡。它往外赏赐的是那些它有而其他地方没有的资源，比如说青铜礼器、玉器或是用优质陶土做的陶礼器，都是符合作为各地的酋长或首领的身份地位的象征物。而接受纳贡也好，用武力获得也好，它收集的资源主要则属于原材料，其中重要的有盐或建筑宫殿用的木料等，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做青铜器的这些原料——铜和锡。由此，可以说是“金道锡行”支撑了早期国家的崛起。

纵观铜和锡这两种重要的资源在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分布，能看到一些古代文献里记载的铜矿现在都没有了，而锡矿在中原地区古代还很多，现在就没有了，那是被采掘殆尽了。我们现在寻找古代的矿冶遗址特别困难，因为至今仍有人在找矿并开采，如绿松石矿。

“金道锡行”这个词来源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春秋时期所说的“金道锡行”，要经过了河南省南部的“繁汤”，即现在的南阳一带。现在看来，这个“金道锡行”也就是从中原往南方去的一条路。至今，我们知道至少有三条这样的线路。现在的交通主要是走旱路，但整个早期中国在商代晚期殷墟以前是没有马车的，虽然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车辙的痕迹，但那个时候的车是不是用于远距离的运输还不大清楚。那个时候的路应该主要是水路，“金道锡行”应该主要是通过水路来实现的。

如果说狭义的“中国”指的是现在河南一带，离它最近的广义中原范围内的山西南部就应当是早期王朝最早的开发点，那里有盐，中条山则有铜矿。今天属山西省垣曲县，其远处是黄河，从夏商王都越过黄河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有当代学者在这个盆地做过调查，研究过此地的古代铜矿和现代铜矿的分布点。而一个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的城址就在黄河边上被发现，我们叫它垣曲商城，它有可能是商王朝为了获取铜资源而设立的军事防御点，甚至可能同时要配合铜矿开采的工作。

立足中原往南，能看到中原王朝的触角已经到了长江流域。考古学家在湖北大冶铜绿山也发现了从商代一直到东周时期的矿冶遗址。江西瑞昌铜岭采矿遗址也是这样，在其博物馆里面能看到鼓风炉模型和复原的采矿图。铜矿石里面的杂质很多，一般是要在当地进行冶炼，做成铜锭，再把铜锭装船拉到都城去，在都城进行铸造。

从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古城寨，经王城岗、新砦到二里头，再到郑州商城和公元前1050年左右的殷墟，这一段都邑千年史，大体和夏商王朝的存在时间一致。龙山时代晚期只有小的都邑遗址，从十几万平方米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米，再到二里头时代三百万平方米的都邑，郑州商城达十平方公里以上，直到殷墟的三十六平方公里，一千年里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越来越庞大，而这些变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无论如何，青铜器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是都邑千年史中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那也可以说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这个作坊区在宫城建起来之前就筑有围墙，肯定有重兵把守，其中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也发现生产绿松石器这种贵族奢侈品的作坊。

安阳殷墟也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在那里有多处作坊来制作青铜礼器，这跟当时的政治权威是有关系的。

我们经常说模范，“模范”原指内模外范。先是有了泥土雕成的模和范，在模和范中间留有空腔，然后把铜水灌进去，使它冷却成形，出来成为礼器乐器和兵器等，还有更加复杂的复合范。要做好青铜器，在技术上就需要这么多工序。但是青铜冶炼技术很有可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或许是通过中亚、新疆、河西走廊一带或者是从内蒙古一带传过来的。但是青铜冶铸的技术一旦被中原人掌握，就创造了奇迹。铸造青铜礼器这种东西是土生土长的，是中国自己的，“模范”就是这么来的，就是铸造青铜礼器的这套理念和方法。其出现背景，一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礼制传统，本来就用陶器来做礼器，同时又有几千年用模来制造陶器的工艺传统，便于在接受外来的冶铜技术的同时一下子就产生高度发达的、几乎是震撼世界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考古发现很多的铸造用的范，范上的花纹，都是先刻好，然后再进行铸造的。

考古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其背面的青铜托座是先铸造出来，然后把细小的绿松石片粘嵌上去，鬼斧神工。考古发现的绿松石，从料到成品都有，可以从中探究它们的工艺或产地，这方面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早期中国可以称为礼乐中国，礼器是最重要的载体。器物首先跟吃喝是有关系的，但同时它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礼器祭祀祖先。中国对祖先的崇拜，乃至忠孝的概念，从那个时候都开始奠基，之后进入儒家的经典，到现在实际上浸入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血里边。可以说，我们跟三千年前的文明不是一点关系没有。

青铜传进中原之后先是“金玉共振”，后来逐渐替代了玉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青铜除了礼器还做武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指思想凝聚力和绝对的打压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考古活动在二里头发现了最早的这些东西。在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则出土过作为礼器和盛器的鼎、作为酒器的爵，及用于仪仗的钺等等一整套的礼器。这些礼器都是代表中国的文明特色的。

青铜来到中国，本来是做装饰品，做小件生活用具和工具的，但是到了古代中国就做起了跟政治权力相关的东西。如果说中国文明一开始是多元发生的话，那么青铜的进入跟一体化几乎是同步的。青铜铸造、小麦种植、绵羊驯化、黄牛驯化、马车这些几乎都是在几百年之内分别进来从而改变了早期中国的文化版图。这其中包括纯农耕文化和畜牧、游牧文化的碰撞，同土著与域外之间的交流也都是紧密相关的。按我个人的提法，杂交产出高度文明，而中国文明本来就是在杂交中诞生的。

如果从聚落形态上看，在史前时期最初每个聚落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逐渐就有了中心聚落甚至都邑，越来越大，于是一个一个小的集团、国家出来，到最后帝国出现，而这社会就一点点复杂起来。青铜、青铜礼器制造恰好就出现在这个大提速的时代。从以上简单的分析中，就能看出来青铜在早期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系讲座记录，由许荻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