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在冶铸术传播中的中介地位

【核心提示】中国青铜时代的冶铸术，从它的技术、产品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性，奠定了中国冶铸术，或者说东亚的青铜冶铸术的独特地位。

随着20世纪上半期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陆续展开，人们提出了中国青铜冶铸术从哪里来的问题。

“西来说”与“本土说”之间的选择

有些学者推测殷墟的青铜冶铸术来自西方，还有人勾勒出它从新疆传入的路线。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从齐家文化中发现了青铜制品。根据这些材料，包括张光直、巴纳德等在内的多位学者，在六七十年代就主张这一技术源于中国本土。

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增多，不少学者认识到中国早期的冶金术与西方不同。20世纪80年代，柯俊、韩汝玢都主张“本土说”。其理由是，西方发现的都是砷铜，中国则没有。巴纳德也认为，西方都是用锻造术，而中国是铸造术，因此，中国的青铜冶铸术起源于“本土”。

但近些年这一观点发生了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新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早期铜器。这些铜器，有的时代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尤其在新疆东部的天山、哈密一带。二是在甘青地区，出土了部分早期铜器，其时代比齐家文化还要早。这些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20世纪90年代，安志敏首先提出，齐家文化的青铜器比中原地区的要早，而且齐家文化很可能反映了早期青铜冶铸术是通过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传到甘青地区，通过齐家文化，影响了中国中原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安志敏早在1981年的基本主张却是支持“本土说”的。

中国学术界观点的转变，对世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通过证明新疆出土的一些干尸（即木乃伊）是欧洲人的遗留，从而印证新疆发现的青铜文明都是源自欧洲文明。

由中国冶铸术“本土说”到“西来说”的转变可知：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要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苏联解体后，欧美学者进入欧亚草原开展考古工作成为一股热潮，由此对苏联考古的成果有所了解，他们发现这些地区也与近东文明相联系。与此同时，欧美学者也涉及中国西部考古领域，把中国西部文化和中亚草原文化联系到一起。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变化。

笔者和孙淑云做了新疆及甘青地区早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发现完全不像以前理解的那样中国西部不存在砷铜。中国存在砷铜的结论，孙淑云在做四坝文化铜器分析的时候就已经得出。张忠培也认为，四坝文化出土的很多铜器，从形制上看和西方也有联系。这使大家认识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金可能与西方有关。这些证据显示出中国西北地区早期的熔铜技术和铜器的形制与欧亚草原的联系。

中国西北在技术传播中的中介地位

乍看起来，“西来说”似乎又有所复兴。但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如果我们把中国西北地区（包括新疆、甘青地区）和欧亚草原看作一个大的地理区域，从甘青地区到中原地区，就存在一个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联系问题。过去几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我们通过研究提出如下想法：中国西北在早期冶金起源研究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可能影响到中国北方其他地区（长城沿线），甚至可能影响到中原地区。从出土的装饰品来看，长城沿线和西北地区连为一体，与中原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西北地区以个人装饰品为主，工具、小型兵器为辅，基本上没有青铜容器，而中原地区则以青铜礼容器为主。

伴随礼容器的是块范铸技术，也称为合范，或者组合范。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中原地区已经有这一技术传统。如果将陶制容器和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承继关系。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礼仪、文化传统影响了对技术的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冶金技术可能由西方传来，并在中原地区产生了组合范的铸造技术，而这个组合范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原礼制的发展。冶铸技术的复杂化、铸造过程的组织化表明这不是一般百姓能掌握的，而是需要王权加以控制。这是一种技术、文化与政治、宗教信仰交错相处的状态，这种状态影响了中国自商代以来约1500年的发展进程。

中国青铜时代的冶铸术，从它的技术、产品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性，奠定了中国冶铸术，或者说东亚的青铜冶铸术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