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敦煌遗书印文的印风特点

 自敦煌遗书于1900年被发现以来,诸多学人已分别从文化教育、史籍地志、宗教文献、儒家经典、书法史论、公私文书、中外交流与文学语言等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研究,业已形成了一门炙手可热的显学——敦煌学。

  自敦煌遗书于1900年被发现以来,诸多学人已分别从文化教育、史籍地志、宗教文献、儒家经典、书法史论、公私文书、中外交流与文学语言等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研究,业已形成了一门炙手可热的显学——敦煌学。

  印章,作为敦煌遗书显见的文献史料,一直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而部分学人针对它的研究,多立足于对其产生年代、尺寸大小与使用范围等方面的介 绍。事实上,在敦煌遗书中,印章不仅具有实用性和史料性的特点,而其独特的艺术性还见证了前秦至北宋近700年间中国印章清晰的发展脉络。

  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印章

  关于敦煌遗书中最早出现的印章,方广锠先生在《务本堂藏敦煌遗书序》中提出,务本堂所藏务本031号遗书,应为六世纪初期北魏敦煌镇官写经。 该遗书卷尾钤有一枚墨印,印文为“敦煌维那”。这一印章与同一时期出现在敦煌镇官写经上、至今尚未能辨认的另一枚印章,成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钤印在中国 书画上的最早印章。

  在敦煌石室所出土的《杂阿毗昙心论·卷十》卷尾处,钤盖有一枚尺寸为5.4厘米见方的篆书印文“永兴郡印”。这枚敦煌遗书印文,与秦汉官印相 比,其尺寸不仅明显增大,而且其以小篆入印之举,一改秦汉以来以摹印篆(缪篆)和白文印作为官印的惯例。事实上,南北朝时期的印章,正是以官印的形制从小 变大,印文从阴文到阳文的过渡时期。该印在章法安排上,布局疏朗,不假雕饰,线条舒缓流畅,圆润婉转,实开隋唐官印系统之先河。隋朝的“观阳县印”和“广 纳府印”,唐朝的“东安县印”“魏州之印”和“齐王国司印”等印章,与“永兴郡印”相比,颇具一脉相承的特点。

  隋唐时期的敦煌印章

  如果说南北朝时期的印章是因时局不稳,各地政权忙于混战,由于王朝短命而致使官方对印章的制作疏于管理,最终促使其呈现出芜杂面貌的话,那么隋唐及其以后的印章,则于严谨中平添一息率意、雍容与饱满的风貌。

  这一时期的印章制度,摒弃了秦汉时期以印纽和绶色来区分等级的惯例,而是以印形和印面大小用以区别官署的级别层次。隋唐伊始,官职印多被鱼符所代替,从而使当时的印章出现了官名印与官署印并行的情况。而秦汉魏晋时期的官印,大多数是以官名印为主,极少出现官署印。

  在敦煌遗书所呈现的官印中,隋唐时期的官印还有一个显著特点,表现在其较之秦汉与魏晋时期,有逐步增大的趋向,一般以5.3厘米到5.8厘米 见方,也间或出现长方印面。从目前出土的敦煌印文来看,大多是唐代至宋初的印文。这些印文,集中体现了隋唐时期印章的典型特征,作为唐朝中央官署的凭信, 其印面规格虽有微妙的区别,但其印风基本趋同。前者相对工稳,而后者结构相对松弛。

  除了官印,在敦煌文书中,还可以看到唐初至宋初在文书中签押手续的现象。百姓写文立契,依赖于民间俗例,尤其是宗族势力和乡绅教化的自行约束 与维持,对它的实际监督管理主要在民而不在官。敦煌民间的这种画押习俗,其方式繁多,形式多样,粗略统计起来,其画押方式多达十余种。这些画押的显著特点 是,其形式不拘一格,具有因人而异的特点。

  如果说敦煌文书中民间层面的画押方式,体现的是平民百姓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尝试性应用的话,那么归义军时代官方所使用的图画押,则与成熟时期 的画押印有着更为接近的特点。图画押又称为画押或图像印。敦煌时期的画押印与春秋时代的古玺印和秦汉时期的图像印不同,它的外形更具有模拟物态的随机性, 即表现出随物变化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博物院所藏的《SCM.D.104238大唐涅槃经》敦煌残卷上,经首钤有朱文“如是”葫芦印和“国原”方形印,顶上钤 有白文动物花印。这种葫芦印与白文动物印的出现,与秦汉时期民众喜闻乐见的肖形印有着近似的情况。在敦煌遗书中,这类印章的出现,不仅见证了敦煌与中原文 化的交流状况,也丰富了敦煌遗书印文的品类。

  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十六国初期,中原动荡,战乱迭生,唯有前凉占据的河西地区相对太平。作为中原战乱时世家大族的避难地,四方难民的到来,在为进一步开发敦煌补充劳动力的同时,又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带到了敦煌。

  隋唐时期,尤其在唐代,印章已不仅限于官府的权威与个人的使用。由于士族群体的参与,印章在应用于书画鉴赏领域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的应用范 围。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印章在文字内容上扩大了,除常用的姓名印、表字印、吉语印外,还有道号印、斋馆别号印、收藏鉴赏印等。在敦煌文献中,除了大量的官 印之外,还有部分唐代中晚期的收藏印,有“报恩寺藏经印”“三界寺藏经印”“瓜沙州大经印”“净土寺藏经印”“莲藏经印”以及“莲台寺藏经印”“永安寺藏 经印”等。

  另外,在敦煌遗书中,还出现了图书印、私印、军旅印等。

  隋唐时期印章的主要特点

  纵观唐代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印章,其发展水平,相比周、秦、汉和两晋,有衰退现象,但并不是毫无成就,毫无可取之处。譬如在印章内容的扩大上,印面变大的文字处理上,印章与书画的结合应用上,都为后来印章的发展做出了启迪和铺垫。隋唐时期的印章,在继承了秦汉大统的同时,于印章制度和风格创 新方面具有了全新面貌。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纸张的普遍应用,促使简牍全面退出日常生活。其时的官印颁发与秦汉之时不同,制作后的官印不再由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发给以官吏为 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其次,由于印章的使用媒介转为纸帛,在促使印泥出现的同时,为凸显印文的醒目效果,官印由秦汉的阴文转化为阳 文;再次,秦汉时期的官印主要分铸、凿两种,故其时的缪篆显现出方正严谨的特点,而隋代及其以后的官印,以铜片和铜丝为材质,将其盘曲成印文后再焊接于印 面上,从而产生了蟠条印。隋以后的唐代,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在将文字笔画重叠折绕的同时,也启蒙了宋金以后的元代最终将这种制印工艺衍变为九叠文;最 后,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而从隋代开始,官署印有了刻款的先例,实开印背凿款之先河。

  从敦煌遗书所呈现的印文来看,其整体风貌与印学史上这一时期的整体印风大致相同,但又有自己显见的地域特色。其共同点体现在印章的形制、尺寸与隋唐时期的印章基本趋同。其特殊性在于,敦煌地区的部分印章,具有夸张性与装饰性的特点。如“敦煌县印”的“县”字,“金山白衣王印”的“衣”字,其极 具婉转曲折的线条,凸显出自由率意的张扬性。而敦煌地区的寺院藏经印,也极具地域特色,与隋唐时代的其他地区出土同类型印章相比,其以魏楷入印的特点,呈 现出稚拙、率真与雄浑的整体风貌,这与印学史上同时期以隶书化楷书和圆转化的楷书入印的印章,有着迥然不同的审美立意。

  五代与宋朝印章概述

  五代十国直到宋朝中期,社会混乱程度加深,各国职官形成一种参差不齐、变幻不定的现象。故其官印不一定由礼部统一颁授,也常有各藩镇自行铸刻 的现象。宋代的官印,相比唐代,边栏较之印文粗重一倍,印面增大,印纽渐高,多呈板状,并设有穿孔,印背均有年号凿款。其印文笔画相比唐印更加曲折婉转,字距较近,疏密相当。而宋代的私印,与唐代私印一脉相承。在敦煌遗书中,反映这一时期的印章有“瓜州团练使印”“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沙州观察处置使之 印”等。作为民间层面的寺院收藏印,如五代两宋时期的“显德寺藏经”和“乾明寺藏经”,二者均为长方形,印文为朱文、楷书入印,与唐代的藏经印差别较小, 所不同的是,其印边边栏稍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印章“李丑儿宅经记”钤盖于11世纪的卷轴文书中。从这枚印文来看,其形制已明显体现出宋印阔边的特 点,而其印文以魏楷入印,这与我们以往见到的以隶书化的楷书入印不同。其书体结构,与印学史中同时期的印章字形特点也有较为显见的区别,圆转而稚拙,在貌 似散漫的章法安排中,体现的实则是颇具匠心独运的灵动与天机。

  从五代与宋初的这些楷书印来看,其时的印章在继承唐印衣钵的同时,又具有了新的面貌。楷书作为宋代通行的书体,为了实际功用,不能不顾及到当 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识字与欣赏水平。因此,在低层官印和民间的私印中,楷书印的普遍出现,是顺乎潮流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宋代印章中很有时代特点的表征。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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