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的现代化

      一

      

      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往往自诩历史悠久，文化昌明。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冠冕堂皇，颇能振奋民族的自尊心。不过，历史越悠久，文化越发达，对于想认识传统文化的人来说，事实上却反而是越难承担的历史包袱。大家试想想，中国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语言文字已经多所差异，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更是迭经变革，对于现代人来说，想要了解这千百年以前的历史文化，真是谈何容易！特别是被奉为经典宝库的古典文学和古代文献，现代人想要去接触它，了解它，更是不知从何下手才好。

      

      这里头的困难，古人早就说过了。像郑樵《通志·艺文略一》就说：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①

      

      戴震《尔雅文字考序》中也说：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②

      

      就因为时代不同了，古人一听就懂的事物，后代的大学问家转相考证都还不明白，所以后人读古书，不仅“事物难明”，而且也往往“理意难明”。用现代的话说，这困难至少有两点：

      

      (一)这些古代文学文献的作品本身，以文言为主，而且对于一般人而言，多数古奥难懂，阅读上有困难。尤其是古书中不少奇文异字、生僻典故，非专家学者，字音不会念，词义不了解。王国维是近代着名的大学问家。他曾经说他自己读《诗经》有十分之一二不懂，读《尚书》有十分之五不懂，并且分析其故，说是或因字句有“讹缺”，或因“古语今语不同”，或因古人“颇用成语”，而“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③连大学问家王国维都觉得古书阅读时有困难，也就难怪一般人会对古书望而却步了。

      

      (二)因为古今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有所变迁，因此古人作品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情感，现代人不容易体会。举例来说，像《国语·晋语》中，写骊姬乱晋时，太子申生虽然知道骊姬的用心，却因为怕他父亲晋献公伤心，既不敢揭发，又不敢逃亡，最后白白送死。④这样的“愚孝”，不少现代人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像唐代传奇《李娃传》中，写郑生为李娃抛却功名，沦落凶肆之中唱挽歌时，被父亲发现了，认为有辱家门，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丢在路旁。⑤这样的“亲情”，不少现代人一定也会觉得不可思议！ 事实上，这都跟古人的孝道观念有关。不明白古人的孝道观念，就不能明白这些故事的道理。⑥也就因为古人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未必与今人相合，⑦所以现代人想要认识古代的历史文化，必须先了解古人的思想观念。即使是一个词语，它都可能与古人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譬如说，“风流”这个词语，古代有时候作风俗教化解，有时候作风化流行解，有时候指个人的仪表文采，有时候则指行为不拘礼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现在则多用之于指男女之间的轻薄浮夸。⑧要是不明白它随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义，只是以今律古，执一以求，想要读通古书，了解古人，几乎不可能。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历史越久远的，越需要有现代化的诠释，才可以帮助现代日趋西化的一般读者，克服阅读上的困难，进而认识这些文化遗产的宫室之美，百官之富。郑振铎《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一文说得好：有的古典文学，离得年代太远了，其“语言”本身就发生了好些障碍，非加上明白晓畅的注释，是不容易叫现代的读者们读得懂的 (像《诗经》、《楚辞》)，或有许多当时的“方言”、“行语”、“前代故实”之类，也是必须加以疏释才会明白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⑨真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有人说：“整理古籍，经史子集。文代所萃，学业所积。”要整理经史子集这些浩瀚无尽的古籍，自非学有专精的专家学者莫能办。韩愈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现代人想要阅读古籍，认识宝贵的文化遗产，实不能不仰赖专家学者的协助。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认识传统的好处，而文化的道统，也才能薪火相传下去。对于古代文学文献，加以现代化的整理疏释，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译注，重在翻译或注明音义；二是诠评，重在阐发道理或评介事物。这两种方法，古人皆已有之，不过，这里强调的是现代化的诠译。换句话说，要现代人都看得懂。郭绍虞《对整理古籍的一些建议》一文有云：考虑到当前一些青年学习古籍有困难，建议把一些重要的作品翻译成语体，以利于广泛传播。有些作品，如诗词，翻译有困难，则可以加些通俗性的注释。

      

      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中也说，要研究国故，必须具备“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而且要懂得如何“整理”。在形式方面，要把古书加上新式标点符号，分开段落章节；在内容方面，要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说法。最重要的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

      

      以上所说，多就据原典加以译注而言。另外的一种方法，所谓诠评，则是把原典及相关资料融会贯通之后，作概括的说明或评述。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曾引章学诚《与汪辉祖书》的话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

      

      诠评正是要做食叶之后抽丝的工作。以《论语》首章为例，解释“学而时习之”的字义词义，解释“有朋自远方来”的“有朋”宜作何解等等，或将原文译为白话，这是属于译注的工作。至于把整部《论语》及孔子相关资料都融会贯通之后，用自己的话来评介孔子所说的为学之道，那就是诠评。本文题目所说的诠释，包括译注和诠评二者，其意义之不同，即在乎此。关于这个，下文还有补充说明。

      

      我以为要帮助现代的一般读者，认识古代的文学文献，这是最基本的两个工作，也是到目前为止，关心中国人文发展的专家学者，所应努力的两个方向。

      

      二

      

      诠释的工作似易而实难。

      

      先说注释方面。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注释工作，自古有之。从汉儒的经典训诂，到清人的校勘考据，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色，也各有其成就。不过，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的注释者，都必须把握住一个共通的原则，那就是要认清读者的对象，了解读者的语文程度。生僻的语词，罕见的故实，读者可能不了解的地方，才需要加注，否则就是浪费笔墨了。

      

      譬如说，毛《传》、郑《笺》是汉儒解释《诗经》的着作，他们所注释的字句，一定是当时一般学者不懂得的地方。后代的学者，对《诗经》更陌生了，对于毛《传》、郑《笺》的注释文字本身，也有很多地方看不懂了，所以六朝唐宋以下，有不少注疏、集注、汇解之类的着作相继问世，来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现代一般人，要读《诗经》，不要说对原着大多看不懂，连历代的传笺注疏，也多看不懂了，必须依靠专家学者用浅近的文言或通用的白话来注解来说明，才能阅读。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所以，古代文学文献的诠释工作，特别要切合时代的需要。就今日一般读者的语文程度而言，注释最宜采用浅白易懂的语体文。否则，不容易普及。

      

      采用浅白易懂的语体，最忌冗长芜蔓，因此，注释文字要力求简要、明白、正确。郑振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感叹说：过去有了不少注释的书，像《诗经》，就有了不下千种的历代的注家，像《楚辞》，也有了不下百家的各种的注本。有的还对我们很有用，但有的却是糊涂得很的胡说八道，令人越看越不明白，最需要注解的地方是不注的，或注得糊里糊涂的，但不需要解释的地方，却又注得很多。

      

      像所谓“红学”那样的牵强附会，转弯抹角做索隐工作，也实在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之举。

      

      郑氏所言，针针见血，指出了历来注家的种种缺失，值得注意。

      

      注解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原文，除了所用文字要力求简明正确之外，千万不可藉此卖弄学问。譬如说，《木兰诗》首句“唧唧复唧唧”的“唧唧”一词，历来注释至少有三种，叹息声、机杼声、虫声，三种解释都有人主张，假使由你来做注释，你是采取其中的一种呢？或者将三种和盘托出，都告诉读者，让读者自己采择呢？我以为对中小学生语文程度较差的读者，只告诉他其中一种，说明采用的原因，可能比告诉他三种历史、让他无所适从的好；对于文程度较高的读者，当然能提供的资料，多多益善。同样的道理，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首章首句“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历来有眉山、屏山、枕山、发饰等四种解释，当你面对不同的读者对象时，你也应该有不同注释方式的考虑，不可一味以多取胜。

      

      以前，我主编过台湾教育部编译馆出版的中小学国语文教科书，深刻地体会到上述考虑的重要性。像“不速之客”，在中学课本里头，解释为“不请自来的客人”就可以了，顶多加个注“速，催请”即可，要不然，再多引用一些先秦古籍如《仪礼》中常见的“速宾”等词，以为佐证，就应该不成问题。但这个成语，如果出现在小学课本里，光解释为“不请自来的客人”，恐怕是不行的。因为“不请自来”四字，对小学生而言，仍嫌深奥了些。

      

      因此，注释应该扣紧原文的上下文意，而不须炫弄才学。古人所以嘲笑“博士卖驴”的原因道理在此。对初学者而言，与其对《尚书》“曰若稽古”四字，用了几万字来解释，不如不求“甚”解的好。

      

      至于那些只会查查工具书，转引抄录一些现成资料，可能自己都不明其意，而美其名为注解的人，更等而下之，是自欺欺人，这里就不赘论了。

      

      要做好注释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必须要有基本的版本知识，要能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更应该处处留心，检讨改进。例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原名叫端木赐，我从小读书，就对此有疑问。子贡的“贡”，是下对上而言；端木赐的“赐”，则是上对下而言，意义并不相同。为什么端木赐要字称子贡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读《礼记·乐记》，读到子贡向师乙问乐，文中的子贡，却作“子赣”，才色然而喜。赣，即赐之意。现在河北定县古本《论语》出土，可以确知“子贡”，古本正是原作“子赣”，这才解决了我多年来的疑惑。以前我译注《论语》，于此阙而不注，以后若再有机会介绍子贡，自当据此补充说明。

      

      下面说明我对古书今译的看法。

      

      上文引用过郭绍虞的《对整理古籍的一些建议》。他以为把古籍翻译成语体，有利于广泛传播。这意见当然是对的。相传玄奘翻译佛经时，就表明“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清末民初严复等人，在译介西方科学新知时，也标榜“信”、“达”、“雅”。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通俗又何妨？更何况“通俗”与“俗”的意义是不相同的。俗，或许有贬义，通俗则是说让俗人明白而已。让俗人明白的事情，可以不俗啊 !因此，有人排斥把古籍翻译成白话，那是高自位置，不切实际的说法。

      

      陈蒲清在《文言今译教程》里说得好：有人轻视古书今译，认为有注解就行了。其实注解并不能代替今译。注解是一词一句，零零星星，必须有一定的基础，才能借助注解读懂原文。

      

      古书今译则是将整篇整段原文加以翻译，比较容易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概念。陈蒲清还进一步指出，翻译有直译和意译之分。直译扣紧原文的语词和句子，比较容易保留原文的句型和韵味；意译则可以改变语句的原来结构，甚至随着译者的体认，可以统摄语段大意而自铸新词新句。二者各有各的好处。我个人的看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最好用直译。因为在一字一句对译的时候，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譬如说，上文提到过的《李娃传》，它开头的句子是“国夫人李娃者”，我就因为采用直译的关系，才会一字一词的仔细琢磨推敲，考虑到前四字到底应该断为“国夫人”或“ NFDA4国·夫人”。假设是意译的话，求其译文流畅，对原文只取其大意，我想我只会把它当做李娃的封号，不会细加考虑求证的。

      

      另外，还有人主张看古书，抛开一切注释翻译，直看原文即可。这当然自有其道理，用俗话说，免得看别人译注多了，被人牵着鼻子走。但这是对有旧学根柢的专家说的，不适用于一般的读者。一般的读者，若是根柢不深，看古书而只看白文，不参考别人的注译或翻译，我想看白文的结果，也只是“白看”而已。

      

      三

      

      其次，说诠评部分。

      

      诠评的基础，固然在译注上，但二者又有不同。注释的对象是字句，所以要扣紧原文，注明音义，为读者解答疑难；翻译的对象是全书或完整的章节片段，但它只是将原着者的意思，用另一种浅白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已，与注释可以互补，却不能互相取代。它们都多少受到原文的限制，诠评则不然。诠评可以说是已经经过注释语译的阶段，对原文或原书提出一种研究、评论性质的看法。它讨论的对象，可以是一本书，一个人物，也可以是某一个专题。它要求的不是简要，而是详尽。它在讨论问题时，要广泛征引材料，多作比较，多加分析，以求深入。有关古典文学古代文献的许多专题研究论着，以及古代人物评传之类的着作，都可归入此一范围。

      

      在从事诠评的工作时，学者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态度不够客观。举例来说，有人在评介庄子时，就说庄子最伟大；在评介韩非子时，却又说韩非子最伟大。同样的情形，有人在研究李白时，就强调说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等到后来研究李商隐时，却又强调说李商隐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样的态度，就不够客观。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崇古贵远太过，往往把所要评介的古人，视为出神入化，无所不能。于是，在他们的诠说之下，司马迁不只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军事家，上穷天文，下穷地理，几乎无所不能。同样的，苏轼在他们的诠说之下，不只是诗人、词人、文学家，而且也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有什么什么的专家。这样的评介诠说，会误导读者，也会混淆事实。

      

      在我想来，杰出的人物当然有兼人之能，可以具备多方面的长处，但总有一个主体，一个最受大家肯定的部分。我们要介绍给一般读者的，就是这个主体，这个最受大家肯定的部分。而不是把所有的杰出人物，都说成通人，说成无所不能。因此，对文学家，应该重在说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对思想家，应该重在阐发他卓越的思想。用这样的态度，来诠说古代文学文献资料，才能给予各种事物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态度要客观之外，资料的运用也不可等闲视之。资料搜集，当然越齐全越理想。譬如说，有人谈“西昆体”，只根据有限的资料，以为它专指北宋初年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的作品而言。事实上，它的取名虽与杨亿所编的《西昆酬唱集》有关，但它往往兼指李商隐等人所作。需要多搜集相关资料，才能下判断的。资料搜集不齐全，下判断时，考虑可能就不周全。但更值得戒惕的是，不可凭空立说或妄下断语。例如多年前，台湾有一位知名学者把李白“但愿一识韩荆州”的“韩荆州”当做韩愈，把《红楼梦》当做金圣叹所批才子书之一，一时就传为笑柄。

      

      还有，通常在评介诠说时，难免会引用原文。这些原文，往往是今人视为深奥难懂的文言。在征引时，如果能够注明出处，便于读者寻检；如果能够加以语译，或在引用之后，用简单的几句白话综述要点，便于读者理解，都是现代一般读者求之不得的。

      

      不同于注译和翻译，诠说评介某一人物、某一本书或某一专题时，不但文字要畅达，说理要明确，更重要的是，要富有研究、批判的精神。郑振铎以为：研究、批判一部作品，就必须研究其作者，要研究作者，就必须研究、了解作者的时代。

      

      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的研究基础，才能像庖丁解牛似的，抉发其真相，阐明其真实的意义。这也就是前人所谓的“论其世”、“知其人”，而且也和上文引过的，胡适所谓“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互相呼应。这些虽是老生常谈，但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特别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论世知人”的时候，最忌流于公式化。譬如说，写北朝民歌的论文，用不着把北朝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原原本本详说一番，除非所说与所研究的民歌有直接的关系；同样的，论析《红楼梦》的人物刻画技巧，也用不着把曹雪芹的生平和时代详说一番，除非所论与所分析的艺术技巧有关。我看过一些论着，都是先设好框框，先立好章节，然后才去找材料填补的。这样的研究，这样的诠说，不要也罢。

      

      最后，不能避免要谈到是否应用西方现代理论方法的问题。关于这个，我以前写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一文，已经多所指陈，并且引用了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里的一段话来说明：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的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陈氏之言，虽然稍为激切，但却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对于外来的理论方法，我一直有个信念：输入不可耻，输出也不必骄傲。我们只问适不适用。如果适用，将使所欲阐述的道理，更加明白，更有说服力；如果不适用，那就是削足适履，弃之可也。

      

      四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现代诠释，可谈的当然不止上述的这些，但是，上面所论述的，无疑是最基本的一些问题。为现代人来诠释古代文学文献时，无论是注释、翻译，无论是评介、诠说，都应该注意到把握上面所说的时代性、通俗性、准确性，都应该注意到诠释的工作，是为什么而作，为哪些人而作，怎么作才理想。能够如此，相信对现代的一般读者，一定多少有所裨益。

      

      最后，再重复一句，上面所言，纯就一般读者来立论，并非针对专家学者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