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器的种类及其纹饰
2015-11-27 09:01:18 作者:方向明 来源:浙江文物网 已浏览次
玉属于非单晶体的一种宝石,是万物有灵岁月里在东亚大陆最先被观念形态物化的物体。约从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的红山文化、江淮的凌家滩文化以及环太湖的良渚文化先民就以有目地的选择阳起石——透闪石系列发展各自的玉文化。
玉属于非单晶体的一种宝石,是万物有灵岁月里在东亚大陆最先被观念形态物化的物体。约从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的红山文化、江淮的凌家滩文化以及环太湖的良渚文化先民就以有目地的选择阳起石——透闪石系列发展各自的玉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玉的国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以玉有“五德”等为代表的传统充分说明了玉的自然属性人格化或社会政治化。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根据碳14的测定大约在公元前3300——2000年,早于中原地区的夏商王朝,这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938年浙江省教育厅就出版了国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的《良渚》,然而以考古学手段将良渚玉器给予准确的历史座标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江苏草鞋山遗址的发掘。1986——1987年位于良渚遗址群的反山、瑶山的发掘则使得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这其中主要就是两地墓葬出土的6000余件(单件计)玉器,考虑到反山仅是揭露了部分以及晚阶段墓葬受到破坏、瑶山墓葬遭受晚期破坏及盗掘,原本的数量还要远远超过现在,但这已是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或其它良渚遗址(群)中所不见的,这也已使良渚玉器的研究有了一个更为广泛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在这之后距现在的近二十年间,随着野外考古人员汗水的不断付出,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考古研究进一步深入,良渚文化的面貌正逐渐清晰起来。为配合这次国家博物馆的展览,本文主要就良渚玉器的种类及其纹饰等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并尽量选择本次展览的标本例举。
一、玉器的分类
史前玉器的分类建立在野外作业的基础之上,出土的位置和状况是玉器研究的考古学基础,也是玉器考古学研究的基本课题。牟永抗先生早先就根据出土情况将良渚玉器的种类分为穿缀件、组装件、镶嵌件和独立的单体件等四大件。但如何在野外作业中,特别是墓葬及祭坛(墓地)中,如就墓葬而言其中棺内、椁内及椁外等三个埋葬部位,比较准确地恢复其原有位置还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课题。另外一些玉器还存在着多种的组合方式,如组装和镶嵌结合的多种方式等。
(一)穿缀件
穿缀件指通过软性物质进行连接的组合方式,穿和缀可单独也可结合。同类或不同类的玉件可以互相穿缀,也可以结合某一载体进行穿缀。其意义在于:客观上使得玉件展示面积加大;再如一些穿缀形式的不同,以及不同种类玉件组合穿缀,不仅使得不同种类玉件的功能得到“统一”或彼此融会,更是促进了“玉制度”(礼)的发展。
1、管珠
管珠是玉管和玉珠的统称。依墓葬出土状况可分为单体和多体成组两种形式。而根据加工工艺的不同,玉管还可以分为:一切为二的玉管、侧面有钻孔的玉管、半圆形玉管、亚腰形玉管和弦纹玉管(刻纹玉管)。琮式和龙首纹玉管从形态和出土情况看还不能简单地归到玉管类中。玉珠依竖截面可分为球形珠、鼓形珠两大类,其中球形珠包括球形隧孔珠和半球形隧孔珠。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管珠形态,如外壁内凹弧,即亚腰形管珠;或亚腰形两端有大小的喇叭形管珠;或竖切割剖面呈半圆形且两侧有缝缀孔的管。
多体成组(串)管珠一般认为作单独或与或其它器类(璜、圆牌等)配伍串系,也可以直接缝缀在服饰上。还有一些成组管珠常发现于葬具痕迹之外,或可能属于“棺饰”的性质;而一些则可能直接放置在墓主身上起到“葬玉”的性质;而另一些根据与其它相关玉器的叠压关系可能属于“裹尸”的功能。
在良渚文化大墓中的人骨可能因为存在较大的葬具空间或土质等的问题往往保存不佳甚至难以辨认,所以需要确认一些能够证明人骨位置或状态的“坐标”形玉器。遂孔珠就是其中之一,隧孔珠多于头骨附近部位或者就紧贴耳郭部位,应该是一种丝、革品上的缝缀或吊挂玉件,出土于其它部位的隧孔珠则应是覆盖或穿着织物上的缝缀件。
2、玦
良渚文化的玦发现数量不多,除了极少量仍作为耳饰外,发现的玦多于豁口相对一边钻有系孔,出土时位于腕部位作为腕饰,位于胸腹部位作为串挂玉件(一些可能与圆牌、璜共同组成串饰),虽失去了玦作为耳饰的功能,但却仍保持了玦一侧的豁口。
3、璜
璜的性别特征较为明显。反山M16:3和瑶山M7:55为形制较为接近的“透雕璜”从出土状况以及与其它随葬品的共存关系分析,还不能简单的归入到璜类中。璜多与管珠配伍共同组成串饰,一些璜还与其它玉器如玉管、圆牌等组合成为佩饰,被学者认为可能是后代组玉佩的雏形,这在瑶山、反山墓地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璜(串)的出土状况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作为串饰,位于胸腹部位。
(2)、位于头端部位,除了作为项饰外,一些位置邻近冠状器,且圈径小于正常人的头颈,而曾被判读为可能与冠状器有关的“神像”串饰。
(3)、少量璜位于脚端随葬的陶器部位,这一现象同出土于同样位置的锥形器、镯形器等,即同一位置放置不同类玉件。
4、圆牌
圆牌和纺轮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中部的穿孔或钻孔壁的特征,后者往往是呈不规则的圆形,以便与捻杆结合。反山、瑶山的发掘将那类出土位置于胸腹部位、又形如所谓“小璧”的玉器称为圆牌。单件出土的圆牌往往没有系孔,出土位置有:
(1)、往往在墓主的上身部位,多与玉管、璜共同组成串饰,这类圆牌往往还有系孔。
(2)、头端部位。如瑶山M5:2等。
从后者的出土情况以及考虑到邻近考古学文化也发现了类似的圆牌或“小璧”,我们认为这类圆牌以及所谓的“环”、“瑗”状玉器均与良渚玉璧的起源和发展有关。
5、半圆形饰和“似半圆形饰”
半圆形饰是指出土于墓葬头端部位、四件一组、背面内凹弧且有缝缀孔、正面弧凸的玉件,其最大的特征在于背面的凹弧。凹弧的雕琢技艺比平面打磨甚至减地复杂的多,这也充分说明这一玉件的特殊性。通过对反山墓例的分析,成组的半圆形饰不一定直接作为额饰,而是作为一种特殊功能的头部位组合饰件;如反山M12:77——79、85是唯一一组雕琢有神人兽面像的半圆形饰,视觉且为半圆朝上。
“似半园形饰”是指那些形似半圆形或月牙形的半圆形饰,它们也有缝缀或穿缀孔,单独或成组出土,但背面均不内凹。严格意义上讲不能将这类玉件归为半圆形饰,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形态为半圆形或月牙形的缝缀件而已,本文将此称为“似半圆形饰”,如瑶山M10中部偏北也即墓主身左侧出土的八件平面呈半圆形或半月形的玉饰件,从近周状布列的范围内出土的大量玉粒分析,说明两者应存在联系,可能是一个穿、缝缀半圆形饰件且又镶嵌玉粒的某一实体。
6、带钩
带钩的出土与墓葬级别有关。作为系扎扣功能的带钩出土位置一些离开腰部位甚远,甚至与其它玉器的叠压关系也难以解释是仅仅作为与墓主服饰有关的带扣,所以推测可能是墓主裹尸捆扎时的钩扣。如反山M20:125,江苏寺墩M5墓室中部两侧则出土了2件带钩。
7、(带盖)柱形器
柱形器依据形态可以分为两大类:带“盖”柱形器和不带盖的单件柱形器。
有规律放置的单件柱形器如反山M20出土的三件琮式柱形器(M20:1、2、3),以等距离分布在墓室的中轴线上,且高出其它的随葬器物,说明可能为葬具上的组装件或直接置放于葬具之上。另外一些明确在葬具内的单件柱形器则可能是起到“镇”的功用。
带盖柱形器每墓一套,且于墓主头部位,两者配伍,但上下关系并无定则,邻近部位也无其它再可配伍之玉器。其穿缀方式是通过软性物质将盖体隧孔和柱体贯孔直接相连,单独成器,作为特殊形式的玉器较固定的置放于葬具之上或头端部位,或吊挂在某物件如葬棺上。
顺便一提的是反山M16出土的所谓另一套带盖柱形器(M16:1、104),两者出土位置甚远,后者更位于脚端随葬陶器之上,应该不存在配伍关系(本次展览应有所说明修整)。
8、其它穿缀玉件
其它的穿缀件还如:
(1)、正面弧凸、背面留有穿缀孔、整体呈几何形状。如圆形、椭圆形、半圆形、牙月形、垂帐形等多种不同的形状,也有少量立体形式的穿缀玉件,如半管形等。野外清理时往往发现这类玉件常于管珠相杂,说明后者也可能是“缝缀”的一部分。
(2)、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穿缀件。如“牌饰”和一些动物形象的立体雕琢品等。这些特殊穿缀件的出土对于我们确认其存在的载体有很大的帮助,如反山M15位于头端部位成组呈散落状的锥形器位置有玉鸟一件(M15:5),说明在该区域存在着织物或其它的载体,这对于相邻玉件的判断具有借鉴的作用。
(二)组装件
组装件是指单个或多个不同形态的玉件通过一定的载体复合组装成某一器件的形式,与穿缀件不同,组装件的载体一般认为是硬性的。但意义同穿缀件,也不仅仅是技术工艺层面上的含义,也还不仅仅是玉件的进一步扩大,更重要的是尤其是通过不同玉件的组装而成为的新的器件,新器件的产生促进和丰富了玉文化的内涵,也使得玉礼制更为完善或规范。
1、冠状器
冠状器除了早阶段顶部齐平、或雕琢呈半圆形外,一般在顶部雕琢为“宝盖头”结构,底部则有横向的凸榫可供镶插卯销,往往发现于墓主的头端部位,依形态称为冠状器。1999年海盐周家浜良渚文化M30:1出土了冠状器和象牙梳状器的组合,发掘者新命名为“梳背”。这与反山、瑶山发掘的野外判断有所不同,后者一直以来被认为可能是某一“神像”上的玉件。再次分析后者的出土情况,可以初步归纳如下的几点:
(1)、作为镶插组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山、瑶山的冠状器两面均雕琢有纹饰,说明两面都应该让人看到,其组装的高度与人高相若。
(2)、无论是作为“梳背”还是判读的作为某类神像的一部分,就玉器的属性而言冠状器均为主体,尤其是结构上的宝盖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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