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画何以直指人心

中国的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的概念有所不同,特别注重“体用”思想。中国古典美学在阐发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境界时,就处处强调以“体用一元,显微无间”的体用思想来体验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用思想是指中国古人在“天人合一”语境下的审美活动中建构人与己、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审美与内心修养、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元代文人画,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艺术家体用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绘画的阶段与内容》中,作者罗樾把从汉代到南宋末年之间的1500年看作一个阶段――“再现性艺术阶段”――其特色是展示了从孤立的物体向纯粹空间的视觉形象的进步。但是从元代开始,“图绘性艺术从此成为一种心智的、超越再现的艺术。”

宋代,理学思想通过对宇宙本体的探索和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来发展原始儒学精神,儒学作为人生哲学的特性更为凸显。宋元两代,文人士夫多注重参悟人生的“终极之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生价值的源头。元代画家多为士大夫,如元初画坛四大家:赵子昂、商琦、高克恭、李息斋,都是高级馆阁词臣,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儒学根底。元代中后期四家:倪云林、黄公望、吴镇、王蒙,也均为宿儒。他们都致力于将对人生价值的探寻融入绘画中去。倪云林被美国著名中国画研究专家何惠鉴称为“新儒家道德文人”。倪云林所提倡的“修天爵以恒贵,去人欲而求仁”,正是对体用思想的运用。而其画论中所谓的“逸笔”“逸气”则是他对儒、道、禅思想修习、体用的外现。倪的画作中常常流露出萧瑟孤寂的意绪,其底蕴乃是画家对人生意义的深刻体验和忧患感。

文人画在宋元成熟起来,一方面是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成熟所致,另一方面是新儒学对士大夫产生影响所致。元代士人儒释道兼修的修心、修养境界使得当时的绘画兼顾美学意义、艺术价值及心灵表达。元代独特的学术、思想氛围,影响了元代画家的整体思想倾向,使得绘画尤其是文人画朝着追求内心与精神相合的境界发展。“体用一元,显微无间”的思想使得绘画逐渐被确立为“发明本心、陶淑心性”之工具,使元代绘画达到了直指人心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