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窑瓷 | 对钧瓷恢复以来重要事件的回顾

　　清朝末年钧瓷开始恢复，至今已历时百年，现将恢复过程主要事件简述于后，以飨读者，并请专家和同仁指正。

　　1、良好的开端

　　清朝后期，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陶瓷业受到严重冲击。为挽救我国的陶瓷工业，民族工商业者在清朝政府维新派“振兴实业”口号的影响下，办起了一些新式瓷厂和公司。同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商大贾来到中国，使中外古陶瓷收藏家日益增多，仿古器物也因此而大量涌现。这一仿古之风对钧窑的复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禹州的神垕镇是全国主要日用瓷产区之一，又是古代钧窑的集中地，遗址中钧窑器物和残器被古董商外出贩卖，也有人坐庄高价收购。一些能工巧匠就在这种社会背景的影响下“比猫画虎”，着手试烧起钧瓷来。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曹广权来禹州任知州，据《禹州志官师传》卷十八记载，曹广权乃湖南长沙人，清朝举人，出身书香门第，较早接触西洋文化和维新学说。在禹任职期间，为官清廉。他办教育、兴实业、开交通、兴水利、廉吏治、振兴陶瓷事业。曹对陶瓷也颇有研究，并和神垕陶瓷艺人交往密切，曾著有《瓷说》一书。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挑选优秀匠师在神垕镇(今神垕东大瓷厂院内)开办钧窑瓷业公司。公司为股份制，计划集本银5万两(因急于开办先由禹州州署借款提前开业)。其《公司章程·试办大略》内记有：“本公司现奉抚宪札行，遵照部章，振兴瓷业等因。查河南古窑柴、钧、汝最著。《陶说》所载，钧窑有菟丝纹、火焰青……各种名瓷兴盛于世。数百年来，此业久废，今照章开办，首以追复钧窑古瓷为主，嗣后，逐渐扩充，以次摹仿唐、哥等古窑及景德镇脱胎诸种，并制造东西洋细瓷，以期推行尽利。本公司以改良土货为宗旨，……考究本地土质，调配金石各种釉料……，将所出各种瓷器分寄京都、汴梁、天津、上海、汉口各处，并送东洋以使中外官商鉴别定购……”公司订有严格的管理和保密制度：不准外国人入股，非本公司人员不准入内，门口有卫士持杖守卫。所出产品，造型规整，工艺考究，制作精良，为达官贵族把玩珍藏。至今，存世量极少，成为稀世之宝。据传说当时，公司还派人到景德镇学习技术，并请南方陶瓷匠师来禹传授技艺。据调查，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在旧金山举办万国商品博览会，中国所送钧瓷展品均系该公司所做，使钧瓷再次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上展示风采。

　　该公司建立于钧窑复苏之初，又是钧窑有史以来在官方大力支持下建立的第一个较正规的公司，它不但造就了一批优秀匠师，为恢复钧瓷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力量，而且在钧瓷管理和烧造工艺方面也为神垕地区树立了典范。公司由于清末民初社会风云变幻，时局动荡不安，约在民国初年停办。公司虽开办时间不很长，但它对恢复钧窑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却意义深远。至今，神垕人们提起“公司窑”仍然颔首称赞。

　　2 历史的转折

　　钧窑瓷业公司停办后，匠师仍时断时续进行试烧。钧窑作为一代名窑，仍为当时官府所关注。据考证，公司停办后，河南省县官府都曾先后主持过钧窑的恢复和发展，或筹建公司、开办工厂，或开办陶瓷专业学校等，终因政局不稳而夭折。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春，北京故宫博物院即派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千里迢迢来神垕一带考察钧窑，并著《青瓷史略》一书。1955年，轻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陶瓷会议，古陶瓷专家亲自与神垕镇参加会议的代表座谈，提出让神垕尽快恢复钧瓷生产，与会人员受到启发。会后，神垕陶瓷一社(后为禹州市钧瓷一厂)从外地请回钧瓷艺人卢广东率先试烧，以后地方国营豫兴瓷厂、公私合营豫西瓷厂也相继进行钧瓷烧制。经过几年的科学试验，钧瓷发展的条件已基本成熟，1957年轻工业部投资人民币6万元给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筹建钧瓷试验厂。1958年4月，地方国营禹县神垕钧瓷试验厂正式建立，集中神垕镇、洛阳、临汝的技艺高手，精英荟萃，研制钧瓷。国内的陶瓷专家学者也相继来神垕指导，帮助和参与试验。陶瓷专家沈明阳于1958年乘马车亲临神垕与卢氏匠师一起试烧炉钧，钧瓷匠师倍受鼓舞。通过多次试烧，初步找到了窑变成色的方法，釉色虽不及宋钧之美，却也初步打开了钧瓷窑变技术的大门。

　　3 考古的重大发现，破解了钧窑千古之谜

　　(1). 钧瓷虽产生近千年，涉及唐宋时期有关钧窑的文字资料竟告阙如。明清以后虽有记载，多是只言片语，又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因此，当地政府和生产厂家在介绍钧瓷的历史和窑变艺术时，众口不一，缺少科学的、客观公正的理论观点。这样的状况曾被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新西兰作家、诗人国际和平友好协会理事路易·艾黎在河南省人民政府领导面前直言不讳地指出：“你们是举瓷之国不知瓷。”为了科学系统地宣传钧瓷，提高钧瓷的知名度，河南省人民政府指示禹县人民政府组织力量进行全面考察，要求在三年内写出一部完整的《钧瓷史》。

　　1964年8月，中共禹县县委、禹县人民政府决定，组成“钧瓷史考察组”。用半年的时间奔走跋涉，走遍了禹县及边邻郏县、汝州、登封的山山水水，共发现历史上的钧瓷遗址110处。其中禹县境内96处，郏、汝、登三县14处，从中选取瓷片标本432件。后因“

　　文化大革命”，编《钧瓷史》一事搁浅，调查组解散。“钧瓷史考察组”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成绩斐然。通过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查明了禹州境内钧窑遗址的基本状况，为研究钧瓷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史料。特别是通过调查，首次发现了钧台窑遗址，引起国内外陶瓷界的关注，为研究钧瓷发展史和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并为后来钧台窑的发掘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后，通过1973—1986年的科学发掘，解决了多年来钧瓷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疑案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为研究钧台窑的发展历史找到实物佐证。特别是解决了钧瓷界的专家学者和钧瓷匠师多年来无从解决的技术难题。陶瓷界的专家学者用现代化手段，对钧台窑的胎、釉进行了测试和研究，揭示了钧瓷窑变艺术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数据，为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在科技方面找到了正确途径;钧窑匠师在钧台窑出土的文化层中学习到了很多高超技艺，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特别是钧台窑的造型技术、制作工艺、釉料配制、烧造技术已成为钧窑匠师长期探索和学习的目标。

　　(2). 钧瓷始于唐，早为陶瓷界专家学者所公认，但钧瓷集中产地的神垕镇辖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没发现唐代花瓷古窑遗址。笔者曾为此奔走跋涉，四处查找。1977年冬，终于在神垕镇钧窑集中产区的下白峪村赵家门的倒流河处发现了沉睡千年的唐代花瓷古窑遗址，出土有窑炉、泥池、窑具、残器等。当即把标本送北京故宫博物院，经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和李知晏先生鉴定，确系唐代遗存(标本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馆保存)。这一窑址的发现，在陶瓷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使陶瓷界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很多陶瓷专家都亲临现场考察，认为是一次重大发现。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资料。

　　(3). 1985年，《钧瓷志》编辑室的工作人员对神垕镇刘家沟遗址进行了复查。确认该窑址东起崇音寺，西至小山头，总面积约3平方千米。这里古窑遗址很多，残片和窑具的堆积层处处可见。釉多天蓝，和其窑口相比有独到之处。在考察中，发现一完整宋钧瓷碗和很多古钱币。这些钱币上至开元通宝，下至北宋崇宁，以崇宁币为最多。该瓷区内有一霍垌村，经查该村无一霍姓者，相传过去叫瓷器为“瓷货”，实为货垌之误，即存放和销售的集中地，可见，当年该瓷区之繁盛。从钱币的下限(崇宁)和烧制工艺也可确认这里应属北宋遗址。

　　(4). 笔者于2000年冬在禹州市磨街乡尚沟村发现一底部刻有“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款识(现在神垕苗家钧窑展室陈列)的钧窑残器。钧窑一般很少有铭文，只有钧台窑的产品底部也仅是刻有一至十的数码字样，像这样记有纪年、厂家、时间、地点的底款在钧窑中尚属首例。这件钧窑残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中华文明的古老历史与科学艺术，它记载和见证了中国钧瓷在元初宋末的发展史和禹州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也是钧窑兴盛于宋发展于金元的最好注脚。

　　据《禹州志·地理卷》记载，禹州在宋元时期，有“西吴里”的建制，但西吴里的管辖范围不详，根据神垕镇古代碑文“凌锦里神垕镇”的记载推测，它当时受镇里的管辖，是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心。西吴镇应在西吴里管辖之下，是禹州西部一个窑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区域。磨街乡地处禹州的西部山区，这里古时山林茂密，煤炭资源丰富，陶瓷原料充足，有烧制陶瓷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相传古代这里冶炼和陶瓷业都比较发达，有“四十五里黄沙镇，七十二座分金炉”之传说，还

　　传说唐代大将尉迟敬德(锻工出身)曾在此炼过钢铁。该地虽是山区，却距洛阳通往许昌的大道较近，交通比较便利。现在，该地仍有古代铁轮车的车轮痕迹。

　　经考察，磨街乡尚沟村及附近村庄，古代钧窑，星罗棋布，钧窑残器俯首即是。这里的钧窑残器，清朝末年，即有人开挖，至今逾百年，仍挖掘不止。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收藏家日益增多，挖掘劲头更大，挖出的瓷片更多，足见这一窑区规模之宏大，遗存之丰厚。

　　考察历史，元代纪年，有“前至元”和“后至元”，后至元只有六年，“至元七年”(1270年)应是“前至元”此时金已灭亡，南宋尚存，元朝虽未正式建立，但钧州(即今禹州)已是蒙军占领之地。据史料记载，早在1230年，蒙军依照成吉思汗“假道南宋，灭亡金朝”的遗言。通过一场著名的钧州大战，金兵一败涂地，金朝灭亡。另据史料考证，从“靖康之变”到蒙金三峰山大战，钧州系宋、金、元三朝角逐之地，政局混乱，民无宁日，但战争稍缓，群众即勉强继续生产钧瓷，以维持生计。在这样政局大动荡、兵荒马乱的形势下，钧窑匠师不可能像北宋盛时那样安下心来，精工细作，只是贪多图快，致使钧瓷质量显著下降。

　　古代先民都是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去认识自然，要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总结才能成功。这个窑区，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对落后，政局又非常不安，如果没有宋代的生产钧瓷的技术基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宋末年(1126年)至至元7年(1270年)只有140余年)，不可能达到如此大的生产规模，更不会创出一代名窑——钧瓷来。我们还可以从清末至今钧瓷恢复经历的时间来印证。清末钧瓷恢复的时间，一般都从清光绪5年(1879年)算起，至今已130余年。在这期间内，1904年既有经济实力，又有能工巧匠的钧窑瓷业公司，对窑变技术都茫然不知;建国后的1958年前，只能烧“大窑蓝”，还烧不出真正像样的窑变钧瓷来。现在，钧官窑已发现和发掘30余年，匠师们虽从中学习到不少技艺，但至今有些窑变技术尚不能望钧官窑之项背，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可见钧瓷窑变技术之深奥，烧窑技术之复杂。因此，我们认为，依据这一钧窑残器的铭文，对当时政治局势和窑址遗存进行认真研究和考察，可以印证出诸多专家学者作出的“钧创烧始于宋而不始于金”的学术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同时，从残器的铭文中，也反映出当时禹州混乱的政治形势。“钧州”原是金朝的行政建制，“西关里”是原来宋朝的行政建制，“至元七年”是蒙军的纪元时间。意想不到，区区残器，竟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意义，可谓“片瓷三朝”，是研究钧窑发展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这块钧窑残器，经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关专家看后，都欣喜不已，认为它是考察钧窑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也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国宝。

　　(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1年9月至12月，对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一带的古钧窑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察，包括刘家门东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共开挖探方和探沟29个，发掘面积650平方米。发掘中清理出不同朝代的窑炉8座、石砌澄泥池3个、灶一座、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了大批瓷器残件和窑具，总数达十万件，其中完整或可复原器物数十件。

　　这处古钧窑遗址规模较大，延烧时间最长，质量较高，被陶瓷界公认为禹州民窑的代表。近百年来，曾多次被人滥掘破坏，如此正规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尚属首次，被评为2001年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解决了多年来钧瓷考古研究中不少的历史悬案，将对钧窑乃到北方地区唐、宋、元时期制瓷工业发展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4 三代匠师历尽艰辛，使失传已久的钧窑再度走向辉煌

　　因钧瓷失传已久，开始恢复时既无文字资料作参考，又无经验可借鉴，只能一切从零开始，再加之神垕道路崎岖，信息闭塞，运输全靠肩挑人背，烧窑鼓风全靠手拉风箱，其条件之艰苦，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可就在如此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第一代匠师卢振太、卢天福、卢天恩、卢天增、贾军、郗五寅、宋吉成、王月等，创烧出雨过天晴釉，后又创烧出“抹红”、“飞红”、“大火蓝加彩”等工艺，为后世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为了使钧窑工艺后继有人，他们又培养了一批高徒，主要有卢光同(音)、卢光华、卢光东、卢光文、王凤喜、郗杰、裴喜娃、杨书信、温朝、温修等。卢光华更是卢氏匠师中的佼佼者，他钧窑技术全面，技艺超群，在禹县县立职业学校建立陶瓷科，直至迁往神垕改名为陶瓷职业学校的十余年间，卢光华一直任该校陶瓷技师，利用讲坛传授钧瓷技术，培养出不少优秀学子，这在禹州历史上尚属首例。不幸的是，1955年钧瓷恢复正需要专业人士教授技艺之时，他与世长辞，令人十分惋惜。卢光东出身钧瓷世家，其先辈自清末以来，为恢复钧瓷历尽艰辛，矢志不渝，成效显著，他自幼即跟父辈学习烧制钧瓷。钧窑恢复时期，他虽已年近花甲，却兢兢业业，奋斗了几十个春秋，为钧瓷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84年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比中，他的遗作“虎头瓶”得到好评。卢光东生前曾荣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后补监事委员、河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出席过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并参加主席团，受到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在钧瓷获国家“金杯奖”时，钧瓷一厂授予他“功绩永存”的镜匾，后由家属保存。

　　钧瓷于清光绪年间，开始恢复试烧，到1955年的数十年间，匠师们虽千方百计反复试烧，但对钧釉成色的技术难关尚未突破，正如热心钧瓷事业，并为恢复钧瓷作出过贡献的清代禹州知州曹广权所感叹过“钧瓷奥妙更无人知晓，召来诸匠选试，仅得天青一色”。以后的很长时间，钧瓷釉色仍在天青和豆绿色中徘徊。1955年后，钧瓷艺人虽献出绝技，但大量生产只能用氧化焰烧出“大火蓝”或用“鸡窝窑”一窑一件烧制，成品率和生产量都极低。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1958年，国家投资建立钧瓷试验厂，任坚任技术副厂长，河南省工业厅派高级工程师李志伊(任坚的老师)来神垕进行技术指导。任坚出身陶瓷世家，毕业于神垕陶瓷职业学校，是该校校长李志伊的得意门生，毕业后留校，后又考入郑州高级工业学校化工科深造。在陶瓷职业学校期间，曾师从卢光华学习钧瓷技术，是神垕地区从事钧窑理论研究最早，唯一一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经国家正式命名的陶瓷工程师。任坚在解放前因对钙釉的发明和应用，对神垕的陶瓷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神垕有口皆碑。古代祖先系用还原焰烧制钧瓷，并且烧制技艺非常娴熟，然自清末恢复钧瓷生产以来，因窑变技术失传已久，除“炉钧”外，烧制钧瓷皆沿用神垕烧日用瓷半倒焰窑烧氧化焰的烧法。任坚根据还原焰窑炉结构设计的原理和钧瓷窑变的烧成条件，设计出一立方米、两立方米、六立方米直至二十立方米的窑炉，经多年实践，以五、六立方米烧还原焰最为适宜，被钧瓷厂家普遍采用。任坚把毕生的精力献身于陶瓷和钧瓷事业，虽身处逆境(政治运动中屡遭迫害)而矢志不渝，为钧陶瓷事业付出很多辛劳，做出了贡献。

　　王喜娃又名王凤喜，也是已故钧瓷匠师中的佼佼者。他德高望重，技艺超群，对钧瓷配釉、烧成，拉坯样样精通。尤其是手拉坯方面身怀绝技，在他年逾花甲时仍坚持坐轮拉坯，是神垕地区有名的“拉坯状元”。他的作品，做工精致，颇具神韵，耐人寻味，历来为收藏家所珍视。1931年，他的一件1米高的钧瓷花瓶运往洛阳途中碰碎，用粘合剂粘在一起，仍以2500银元的高价卖给美国人。经考证，清末和民国初年除钧兴瓷业公司外，民间钧瓷艺人的作品底部盖有个人印章者，只王凤喜一人。据此可见，他对作品创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对社会负责、对世人负责的高尚品质。

　　这一代匠师不但传承了钧瓷技艺，而且他们德艺双馨，甘于奉献，不计名利。钧窑之所以能有今日的辉煌是和这一代老艺术家无私奉献，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密不可分的。为了使祖国钧瓷艺术后继有人，老一代匠师们言传身教，耳提面命，不但授人以渔，而且教会徒弟做人的道理，又带出了一批高素质艺徒(详见《钧瓷志》艺人名录和科技人员名录)。这些人也早已成为恢复和发展钧窑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他们有过硬的技术、实干的精神、不计名利的高贵品质，对祖先流传下来的技艺本着“法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精神，在继承中有创新，有发展，其中有的已被国家授名钧瓷大师，有的虽没得到职称，言他们为名符其实的钧窑大师也实不为过。在他们的培养教育和带动下，新一代的钧瓷匠师又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必将继承先人意志，把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更加发扬光大。

　　5 揭示钧窑的奥秘

　　禹州陶瓷业历史悠久，陶瓷匠师经验丰富。但当地由于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高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对钧瓷窑变技艺不能从物理化学变化的科学理论上去探索和寻找规律，没有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过去海内外陶瓷专家、学者多从钧窑的历史和艺术风格方面进行过一些研究，但对钧胎、釉的本质内涵则研究甚少。20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山东硅酸盐研究设计院、河南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以及其他国内专家、学者都曾对钧瓷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进行了科学研究和探讨，对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6 为钧窑立传

　　多年来，陶瓷界的爱好者、收藏家都渴望出现一部钧瓷专著得以借鉴。由于历史的条件限制，一直未能如愿，1984年禹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成立《钧瓷志》编辑室，抽出专门人士进行编写，工作人员奔走跋涉，深入窑区调查并奔赴全国各地，查阅档案资料，访问专家学者，又经过数年的精心笔耕，并请全国著名的陶瓷、地质、工艺美术、史志等专家学者进行审定，终于完成了编写和出版工作，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7 唐代花瓷和宋代钧瓷一脉相承

　　唐代花瓷是在黑色釉上施以灰白斑，而宋元时期的钧瓷是在各种青釉上施以红斑，它们的基本格调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唐代花瓷胎体厚重，釉色黑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和提高，匠师们把日用产品造型由厚重变轻薄，釉色由黑暗变为多样化，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经过我们多次试验，终于用烧制唐代花瓷的釉料，加以调配，用1200℃以上的还原气氛烧制出了和宋元时期完全相同的天青、月白、豆绿等钧釉色彩。由此可以肯定，钧窑釉是继唐代黑釉出现的，也就是说钧窑匠师是利用当地土料为基料，调试而烧制出多种青釉(即钧釉)，它们和唐代花瓷同为一个“祖先”，唐代花瓷和钧瓷乃一脉相承。我们把试验标本送北京故宫博物院请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王莉英女士鉴定。

　　耿宝昌先生说：“这是奇迹”，并亲笔题词“创烧如同宋代钧窑古风貌之宝器，为历史再现”。因此，我们更加确信，陶瓷匠师对黑釉的长期应用，娴熟地掌握了它的性能，在唐代晚期就烧出接近青釉的器物，到了北宋，钧瓷艺术的成熟就水到渠成了。

　　8 改革开放促进了钧瓷的发展

　　1979年以来，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大力发展经济，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厄运的钧瓷回到绚丽的春天。由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增加，钧瓷的国际市场也日益扩大;随着旅游业的开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与提高，对钧瓷的需要量也显著增多，大大促进了钧瓷生产的发展。原有厂家规模不断扩大，新的厂家日益增多，民营企业开创了钧瓷的新局面，钧瓷产量大幅度提高，造型艺术由过去的以仿古为主，发展为多样化，大型化;烧制工艺由以煤为主，发展为煤、气、柴多种方法烧制。继1984年以来，钧瓷获国家最高殊荣——金杯奖，又在国内和国外举行数次规模较大的展销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钧瓷声震寰宇，成为国家政要、党政机关以及民间迎来送往最名贵、最厚重、最高雅的礼品;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厅堂陈设钧瓷，已成风尚。

　　9 恢复柴烧工艺，传承钧窑文化

　　据考古研究证实，钧瓷初烧是沿用唐代木柴作燃料。柴烧以其火焰长，有害气体少，升温柔和，产品成色好，而倍受钧瓷匠师的青睐。随着窑区山林的砍伐，柴烧燃料的匮乏和煤的大量开采，柴烧早已被煤烧所代替，柴烧技艺随之失传。恢复钧瓷生产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的钧瓷研究者都希望恢复这一传统工艺，使之流传后世。但因失传的时间过长，先人只留下一些柴烧窑炉遗址，烧窑技法早已失传，恢复谈何容易。再者，多数的钧瓷研究者都推断柴烧只能烧低温，不能烧高温，不少人对这一千年绝技只能望之兴叹。2005年后不少厂家相继用柴窑烧制出乳光莹润、浑厚大方、可与宋钧媲美的器物，使失传已久的柴烧技术重现世人眼前。柴烧钧瓷的烧制成功，是对创烧钧瓷祖先莫大的回报和慰藉，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也破解了钧窑发展史上的诸多悬疑。同时，不少专家学者也提出，为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柴烧工艺不宜推广。

　　10 关注和参与钧瓷创作的大师们

　　自钧瓷恢复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国内美术界、陶瓷界的著名专家学者都对钧窑的恢复和发展十分关切，有不少专家、教授还亲来创作或举办讲座，向钧瓷艺人传授技艺，为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其中有(以姓氏笔画为序)刘焕章、周国桢、罗明遥、高庄、韩美林、梅建鹰和天津美术学院的教授和教师等。其中最为执着、来禹州次数最多、时间最久、创作最多、影响和贡献最大者当属著名画家、雕塑家韩美林先生和天津美术学院的教授和老师们(天津美院另有专题记述)。韩美林先生对钧瓷热爱有加，从1986年以来，曾多次来禹州搞钧瓷创作，1986—1987年在禹州钧瓷一厂，他驻厂数十天，创作出很多大型钧瓷陶艺作品，为钧瓷陶艺创作起到了划时代和里程碑的作用，并带出一批年轻艺徒。2000年他亲自带领他的工作室人员来禹州钧瓷研究所创作出一批钧瓷优秀作品，并为其他厂家设计出很多精美的钧瓷造型;2001年5月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与禹州星航钧窑共同开发禹州钧瓷，他亲手设计出多种新的钧瓷造型;2004年他又在禹州市钧瓷研究所挂牌成立“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同年，他和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孔家钧窑、苗家钧窑共同合作烧制钧瓷，烧制出一批经典之作。

　　以上的专家学者，都是在国内或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艺术大师。他们为了弘扬祖国的钧瓷文化，开创钧瓷艺术的新局面，都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来禹，亲为钧瓷设计创作很多精美作品。不但给禹州人民留下了一批名贵的钧瓷珍品，而且他们的高超技艺、人格魅力、智慧才能及艺术风范，在禹州陶瓷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回首百年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历程，虽道路曲折，但成效卓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定会遇到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但只要改变思维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寻求科学发展道路、建立长效机制，这棵常青的艺术之树将“绵绵若存”，与日月同辉。

　　【此文作于2005年5月，被编入《2005中国禹州钧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原文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