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出土瓷器的品种和特点

      据阚绪杭先生《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瓷器在柳孜遗址的发掘中大量出土，(这次发掘主要是在唐代地层)整理的瓷片近10万片，器形有碗、钵、盘、盏、盆、罐、壶、瓶、坛、灯、瓷塑、盒，可修复件中其中碗917件，盘69件，盏119件，盆37件，钵209件，罐129件，壶28件，瓶6件，坛8件，灯4件，盒7件，盂6件，盏托1件，枕9件，瓷塑2件，铃15件，三彩器38件。釉色有黄釉、青釉、白釉、黑釉、彩釉、影青等，多数釉色深浅不一，其中黄釉较多、次为青釉、白釉、酱釉、黑釉等，多数瓷器釉下施一层化装土，胎釉结合较牢，极少数有脱釉、飞釉现象，器表多素面、有少数点彩、彩斑、三彩、窑变，在装饰上有贴花、刻划花，绘花、印花、塑花，少数器物有文字装饰。

      

      在挖掘遗址其间，市博物馆与县文管所也从沿线百姓家中征集到一些残碎瓷器，这些残碎瓷器通过器形辨认，主要是民间日常生活所用的碗、盘、盏、壶、钵等几种器类。唐、五代时期的器物以饼底、平底、玉璧底、窄圏足的碗、钵、罐、壶为主，口沿特征主要是敛口、侈口、圆唇和半圆唇、器壁多较厚重。两宋时期器物的特征主要是：底部大多数圈足，少数为平底，宋晚期内底多有涩圈；口沿特征主要是敞口、敛口、平沿、卷沿、六出筋、八出筋、十出筋、莲花形、葵花形等形式；器壁有浅腹、深腹、弧壁、瓜棱、斗笠形等；釉色以青、黑、白、影青釉为主，少量黄釉，柿红色釉；装饰手法以胎装饰为主。可基本判定其所属窑口和窑系的主要有邢窑、寿州窑、萧窑、东门渡窑、磁灶窑、巩县窑、长沙窑、鹤壁窑、淮北市新发现的烈山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定窑、磁州窑、临汝窑、耀州窑、建窑、龙泉窑、越窑等，还有一些辨认不准的窑口。这些征集到的大量瓷器和发掘的瓷器中，发掘品以唐代长沙窑、越窑、寿州窑、邢窑、巩县窑为多；征集的瓷器中以寿州窑、景德镇窑、临汝窑、磁州窑、吉州窑最多，耀州窑、龙泉窑、越窑、定窑、巩县窑、钧窑、淄博窑次之，还有界首窑、德清窑、密县窑等，反映了我国唐宋时期、南北地区各主要瓷窑产品的时代特征。从窑口及窑系来看这些瓷器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河南、河北、湖南、山东、安徽、陕西、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南北皆有，地域广阔。

      

      这些高古瓷(大运河瓷)的总体特征，王红五先生在他的专着《大运河瓷》中，用五个字概括就是“全、新、多、亮、精、”。

      

      (1)、全的特征指出土瓷所涉及的窑口全。

      

      (2)、多的特征指出土瓷的数量多、品种多。

      

      (3)、新的特征指运输过程中沉没的商品或贡器，绝大多数是未曾使用过的器皿，釉面净，露胎净，器表少有附着物，最多有一点碱沁划痕，因而新。

      

      (4)、亮的特征指器表因地下大运河弱碱性的水土环境，优于废墟、墓葬和地下水较多的窖藏。釉表接触不到有腐蚀或污染的物质，故而器表很亮。

      

      (5)、精的特征指数代以来大量南方窑口的贡品遗存，和北方窑口的一些外销产品遗存以及南宋进贡金朝的“岁贡”“岁币”瓷器都有可能遗落在大运河河里，成为今天我们能见到的精品。

      

      由于大运河连接了五大河流，而五大河流的支流又伸展到远离大运河的内地，这样全国各地各个窑口生产的瓷器通过这些河的支流、干流，畅通到外地。能在通济渠上行走的：一是当时的畅销瓷，即当时各大民窑的名牌产品，它们北上或南下。这在运河发掘品中可窥一斑。二是进贡品，一般是南方窑经过汴河进京的。三是外销瓷，一般是北方窑经过汴河到扬洲港远销海外的。四是汴河沿岸的一些小窑口生产的瓷器由于运输的需要经过汴河。五是汴河两岸百姓日常生活使用的瓷器。六是由于河道的废弃当作垃圾丢弃在河内的。这些瓷器都会因为水患、战乱、事故、盗抢等原因遗弃在运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