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器发展的历史背景概况（一）

      要说我国成熟的青花瓷器，唯有元代青花是终极青花这点不用怀疑。但要追溯青花的历史渊源，我们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1983年说起。当时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前后在扬州的唐城遗址发掘出了几件残破的青花瓷器，这次考古发现促成了唐青花概念，把青花的产生从元代上升到唐代时期。首先，唐青花出于巩县窑址和扬州遗址两地。在巩县，唐青花不但发掘了窑址和遗物，并且还与唐三彩共存。因此，巩县是唐青花的生产地无疑。扬州位于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是唐代四大港之一，为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唐青花集中出现于扬州，除了生产地巩县，不见于其它地点，这可以解释为，唐青花是专门为外销而制作。后来，从印尼黑石号唐代沉船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青花小盘(带化妆土类的)，其一是产品发现在阿拉伯商船上，本身就属于出口阿拉伯地区的产品。其二是从纹饰来看，明显受伊斯兰蓝彩陶器的影响。包括唐代同时期、同船打捞的湖南长沙窑，部分也受阿拉伯器形和纹饰的影响，这就是商品自身的属性(改变别人或者被改变，以获得销售)。由此可见，唐三彩、唐青花、长沙窑也是唐代开放社会中，中国与阿拉伯地区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结果和历史见证。后来，由于唐代中晚期社会的动荡和朝代的更替，唐代青花瓷器如昙花一现，迅速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按照中国历史上所有陶瓷都有必然的延续性。我们很多人在想，也包括1929年首先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的英国学者霍布逊(R.L.Hobson)在内，总以为既然唐代首创生产了青花瓷，顺理成章宋代也应该有此传承。1929年霍布逊在老家具杂志发表发现元青花的论文之后(其实1929年之前也有其它学者发表元青花的相关文章，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一直纠结在这种惯性思路中寻找唐青花、宋青花与元青花相互关联的证据，没有办法对元明青花进行分类和区分。随后致使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抢占先机(姓名省略)，最先区分了部分欧美早期收藏的元明青花瓷器。后来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利用美国两位民间学者的区分法，先后考察了瑞典、伊朗、土耳其之后，完善了这种思路。从而出版了两倍着作，奠定了他在元青花国际研究领域的特殊地位。但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也有点自私，不但在着作中极力攻击英国学者霍布逊和大威德，还对发现“元青花瓷器区分法”的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极力掩饰。霍布逊(R.L.Hobson)先生从1929年到1941年去世为止，本着英国传统学术研究考对考古证据的重视，期间虽然一直寻找唐青花之后宋代青花瓷器的重要考古证据和相关历史资料，无奈当时中国正直抗日战争激烈阶即便委托大威德来中国做古董生意的机会，调查调查宋青花和元青花的的一些证据，大威德被战乱时期大量廉价抛售的中国古董给迷住了，那有功夫干这事(其实大威德193几年考查研究中东地区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瓷器，也出版着作，由于着录中元明青花区分很混乱，后被波普批评为“漏洞百出”)。对发现中国元代青花瓷器具有重大意义的霍布逊(R.L.Hobson)先生，在寻找宋代青花瓷器和元青花考古可靠证据的梦想中无可奈何的离开人世。从学术研究的严谨角度来讲，虽然霍布逊先生没有像波普那样用绘画风格和器形为主，把元青花从原来笼统的“明代青花瓷器”中分离出来，但他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再说波普先生的“元青花分类法”最终是不是完全都能正确区分开元明青花瓷器，由于景德镇元代青花窑址遭遇建设扰乱和破坏(有些掌握窑址地层的民间学者，还没有公开资料)，到目前的学术界和收藏界也都存在异议。但波普抛开唐青花和宋青花的困扰，单纯的研究元代和明代青花瓷器，作为一个博物馆官方学者，在当时考古资料和中国本土元青花实物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图书出版之时，英国考古学术界一些资深专家就认为他在闹笑话。事实证明，波普先生是幸运的，元代青花瓷器与“宋代青花”和唐代青花并无直接关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配方工艺。如果霍布逊寻找的“宋青花”，在中国本土的考古发掘中，证实并不存在影响元代青花瓷器的因素，那么元青花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特青花瓷器。

      

      20世纪50年代末期，金沙塔和绍兴环翠塔宋代塔基内出土的青花整器和瓷片，仔细对比观察，青花的胎质一般较粗，多数为灰白色胎，底釉有影青、白色泛黄、淡青色釉等，真正纯正的白釉很少。器物烧成质量普遍不高，青花发色多数都为蓝黑色或蓝灰色，有的甚至带一些黑色，青花呈色不够鲜艳。浙江宋代塔基出土的“宋青花”，经化学元素分析，使用的青花色料为含氧化锰很高的国产钴料。从它们的呈色特点来看，应该也是包含较多杂质的原始国产钴料。纹饰题材内容单一，器物主要以生活实用器为主。“宋青花”虽然与唐青花、元青花之间没有窑系关系上的渊源关系，但它们在技术上似乎有某些继承与发展的联系。到底是不是受到唐代青花的影响？当人们还在寻求准确答案之时，据说经过国家考古研究鉴定发现，这几件出土的青花瓷器属于明朝产品。于是产生宋代有青花和宋代没有青花的两个阵营，到现在还争论不休。即便是“宋青花”产品，但由于数量非常少，质量也非常差，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估计根本起不到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姑且可以忽略不计。关于宋代青花瓷器的成长环境，无论从内在(宋代追求素雅)和外在(重文抑商)都没有多少成长空间。即便某一地区的某一小地方零星发现，都不会对周围产生影响，更不会对后世有所影响。为此，元明青花瓷器与所谓“宋青花”基本没有非常直接的传承关系。即便是唐青花，也与元明青花虽然同用西亚钴料，但胎料配方、工艺制作、施釉方法、青料绘制、烧制工艺、温度高低等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

      

      与北宋同时代的阿拉伯地区，蓝彩和多彩绘陶器瓷胎质量和烧制工艺虽然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比，但其装饰性远远超越唐代青花和其他瓷器的外观装饰。加上宋代整体荐文抑商，导致海外商业贸易与唐代相比大大减弱。中原政治中心的陶瓷贸易自然受到影响，中原地区的民办窑场和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窑场为了生存，间接或者偷偷从事海外贸易(到扬州、福建泉州、广州)。从中东、东南亚考察和调查的结果正好印证了北宋时期东南亚、中东，甚至阿拉伯地区北宋官方窑口瓷器非常少有，民窑零星有钧窑、磁州窑、耀州窑产品，南方北宋越窑也少，最多的是北宋景德镇湖田窑、福建窑(建窑也很少，估计受管制或者外国人不习惯，日本除外)、龙泉窑、吉州窑这些产品。

      

      自唐代、五代和北宋各个时期的瓷器对阿拉伯地区的长期影响，加上阿拉伯地区的瓷土质量的先天不足，无法烧出高品质的瓷器出来，中国精类瓷器依然是阿拉伯地区上流社会的高档品。南宋时期，北方金代战乱，南宋政府由于依赖海外贸易，官窑除外，其他瓷器是发展经济的重要贸易产品，所以这个时期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南宋的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官控窑除外)，还有一部分福建仿窑和吉州窑。是主要出口产品，考察中并不见任何什么宋青花之类的产品，半片瓷片都不见到。也就是这边生产什么，出口什么，并不考虑阿拉伯的传统欣赏习惯(阿拉伯经过唐、五代、南宋贸易进口，也早适应中国本土风格的瓷器)。

      

      元代征服阿拉伯地区，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等都属于元代藩属国范围。同时，元代早期北方诸窑(钧窑、磁州窑等)和南方(景德镇窑、龙泉窑和少量福建窑和吉州窑)仍然出口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但由于这些产品的一成不变，导致出口销量逐渐疲软。元代中期大概仁宗时期也只有龙泉窑和景德镇青白瓷是大宗出口商品，其次北方磁州窑越来越零星出口(海外喜欢有图画的瓷品)，其他窑口基本转向国内市场。而阿拉伯地区的色釉陶器相比唐、宋同时期产品已经有很大进步。尤其装饰上普遍受到推荐(尤其伊朗地区的多彩绘陶器和其他单色釉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