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博物馆藏唐宋浙江青瓷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陶瓷文化，在英美国家的博物馆中表现出特有的风采。在这些绚丽多姿的瓷器陈列中，浙江唐宋青瓷以古朴端庄的造型，清雅内敛的纹饰和纯净典雅的色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相关器物的窑口与年代甄别

　　英美博物馆的青瓷陈列中，有的器物从未见过，而有的器物与我们的确定时间和窑口不一样。还有部分器物，从外观上看，真伪似乎也是有疑问。笔者就此谈谈个人的观点。

　　一、关于部分器物的窑口和断代。在上一节中提到的图四北宋越窑莲瓣纹刻划花盘，外壁为莲瓣纹，内壁口沿饰卷草纹，底部饰刻划花双凤纹。相同的器形，大英博物馆定宋代，而大维德瓷器馆定唐代。(见the brishmuseum《chinse ceramics》highlightsof the sir 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 第10页，the british museumpress)相似的器形在国内很少见，以往类似的莲瓣纹常见于南宋龙泉窑。这两件盘的内壁刻阴线双凤纹，凤纹的双翅一张一收，首尾相向。大英这件可以看见底部的支烧痕为白色条状。在寺龙口越窑址的发掘报告中，有莲瓣纹盘残片出现。鉴于釉色、纹饰和装烧特点，笔者认为这两件双凤莲瓣纹盘的时间，均应该是北宋。

　　另一件是图五北宋越窑刻花云气纹盘口瓶，这件盘口瓶大英博物馆定的是五代越窑。该瓶釉色很清淡，线条匀称，做工精细。盘口径小于腹径，圈足外撇，线条匀称，体型修长。底部有白色条状支烧痕，这件器形的宋代特征是很鲜明的，应该定北宋较为合适。

　　图九南宋越窑堆塑莲荷纹盒，这件小盒与盘口瓶一起定为五代。这是一件越窑中少见的堆塑纹小盒。类似的器形，寺龙口窑址有发现，只是残破比较严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寺龙口越窑址》第248页，彩图348。2002年10月版)时间上比大英的这件早，属于北宋晚期。器物在做工上不如大英馆陈列的精美。越窑盒子类似的装饰纹样和器形出现应该在北宋，堆塑如此精美的制作，应该是在南宋时期。经与沈岳明先生探讨，应该定为南宋。

　　还有一件是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陈列的图十二北宋龙泉窑塔式瓶，该瓶的造型与纹饰和北宋龙泉窑的风格基本相吻合。但是，因为摆放的位置高，盖子不能观其全貌。只是颜色的光亮度和瓶体不太相配。其次是这样的器盖在龙泉窑极为罕见。因此该瓶盖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此外，也是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陈列的一件龙泉窑多管瓶，该瓶釉面光亮，造型新颖。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这种多管上出现多个小孔的做法，莲瓣纹的僵化，釉面的过于油润等等，与我们以往常见的南宋时期的龙泉窑有很大差异。笔者对该瓶的真伪有疑义。

　　二、几件器物的窑口问题：(1)图十一南宋龙泉窑菱花口盘，陈列说明牌上显示的窑口是官窑。应它归于龙泉窑，相似器形在龙泉窑址有发现，现藏于龙泉窑博物馆。(2)有一件说明牌上显示“亚历山大青瓷碗”，窑口是河南张公巷窑。这件器物的釉色、胎体、造型和做工与龙泉窑极为相似，和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有很大的差别，笔者认为应该是南宋龙泉窑的。(3)图十八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龙泉窑琮式瓶，时间定为南宋。该瓶器形高大，造型规制。釉面滋润光亮，呈竖条状开片，有玉质感。令人疑惑的是圈足底部有一道深褐色的涂层。龙泉窑青瓷的底部露胎处，常见火石红，这是我们鉴定龙泉窑的一个特点之一。但是，该瓶底部的涂层，很可能是后代所为。

　　以上例举的几件器物，是隔柜外观，难免有误差。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探讨。

　　刻花纹饰起源的思考

　　针对以上的器物，我对青瓷刻花纹饰起源问题，有了几点思考。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窑的特点是擅长素面的釉装饰，而不善于刻花。由此推论，越窑衰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唐代以后，北方白瓷的与陕西耀州窑瓷器刻划花纹饰的出现，而使追求装饰简单的越窑青瓷走向衰落。在观看了以上英美博物馆之后，笔者对这样的观点产生了动摇。主要从以下几个例证来谈：

　　1.越窑青瓷的刻花纹饰源自唐代，最常见的是一种线刻纹的装饰手法。窑工在瓷器的坯胎上用细线条刻划出图案，上釉后入窑烧造，如见图一晚唐越窑双鱼罐。其实，越窑在唐代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刻花技术。前一节中提到的图三唐代越窑刻花荷叶纹碗，笔者仔细看了这件碗的底部，矮圈足，平跟，底部有五个泥点支烧痕。由此，将其定为唐代是正确的。虽然，这个时期类似的装饰手法和纹饰在国内还有待于新的发现。但是，这件碗的娴熟的刻花工艺，和所设计的布局手法，无疑是相当别致的。此时北方的耀州窑、定窑，还没有出现类似的刻花纹饰。

　　2.进入五代，越窑的刻花工艺已经非常精美。图二五代越窑刻花龙纹碗，内壁刻有三条龙纹，腹壁两条，首尾相向，下部一条蟠于底部。龙纹之间祥云缭绕，龙爪张开作行走状，画面充满了整个内壁。该碗纹饰清晰，半浮雕状的凹凸有致的半浮雕手法，仿佛给人感觉龙真的要走出画面似的。这样的器形很可能出自五代吴越国的贵族墓葬中。原因是类似的纹饰，在杭州玉皇山五代吴越国王钱元瓘墓中曾经出土过一件越窑刻花蟠龙纹罌(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第192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9月版)，上面浮雕的龙纹与该碗的龙纹非常相像。直口微撇、束颈、圆肩、腹部浑圆，圈足外撇。肩腹部饰浮雕双龙戏珠纹，龙身有线刻鳞纹，留白处有祥云纹。肩部按对称双覆鋬，已残。该墓的确切纪年为五代天福七年。从这两件器物，我们可以判断越窑此时的刻花工艺已经非常高超。其刻花的精美与灵动感远远超过北宋定窑和耀州窑。

　　3.浮雕莲瓣纹。上文在断代时提到的大英博物馆内两件外壁饰莲瓣纹，图四刻划双凤纹的盘。两件盘子造型线条简洁大方，外壁莲花瓣宽阔，呈浮雕状。内壁口沿饰线刻卷草纹、双凤纹饰细腻。圈足外撇，底部有条状支烧痕。在此，我们可以苏州虎丘塔出土的一件五代越窑莲花盏托为例，作一下比对。这件莲花盏托，不论从造型到纹饰都非常完美，堪称精美绝伦。其造型端庄典雅，莲瓣纹宽阔，中间没有凸棱。与双凤莲瓣纹盘有相似，但在釉色和纹饰上又有区别。盏托釉色偏黄，双凤纹盘釉色偏青灰。盏托比双凤莲瓣纹盘手工的痕迹更多，并且莲瓣的中间没有凸棱线。虎丘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落成于北宋建隆二年(960)。该盏托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或早于这个时期内制作完成的。根据塔的建在年代，此时的北宋历朝只有两年，该盏托应该还是五代窑工烧造技术的经典之作。所以，以上的这件莲瓣纹盘的莲瓣纹饰是这件莲花盏托的传承。

　　我们再以国内其它瓷窑的莲瓣纹做个比较，北宋耀州窑青瓷莲瓣纹碗所表现的刻花工艺，就显得稚拙，表现出一种北方民族特有的朴拙之美。且从纹饰的形式上看，明显是对越窑莲瓣纹的模仿。北宋定窑白瓷与越窑相似的莲瓣纹，出土于河北定县静至寺塔基的一件净瓶和二件带“官”、“孟”字款的北宋定窑白瓷莲瓣纹碗。穆清先生认为：“这种莲瓣纹的风格、技法与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的越窑刻花莲瓣纹盏托完全一样。”(穆青编著《定瓷艺术》第8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由此，笔者认为，越窑青瓷器上浮雕状的莲瓣纹，早于北方耀州窑和定窑。

　　已有的考古资料证明，北方的定窑白瓷出现刻花纹饰的时间是在晚唐五代。但是，晚唐时期的邢窑和定窑白瓷，还是以素面的釉装饰为主。这一点可以在临安水丘氏墓中出土的定窑“官”字款银扣花口盘等器物得到印证。唐代定窑刻花纹饰的精美程度不及同时期的越窑青瓷。唐代定窑刻花白瓷，在大英有陈列，由于图片限制，在此不作呈现。根据以上的例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耀州窑和定窑，在北宋时期出现的刻花工艺，应该是从越窑先传播过去，而后再形成各自的风格。因此，唐宋时期，瓷器的刻花艺术，并不是越窑受北方瓷窑的影响，而是越窑先影响了北方。

　　4.越窑的衰落。自晚唐、五代至北宋，越窑不仅造型线条流畅，色泽纯净；同样善于刻花，越窑青瓷的刻花艺术温婉儒雅，高贵而富有文人化意象。(李刚主编《青瓷风韵》第112页五代越窑青瓷刻花人物纹注子，第131页五代越窑青瓷鸳鸯注子，第139页五代越窑青瓷蟾蜍砚滴，第142页北宋越窑青瓷镂空卷草纹熏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精美的纹饰起源于越窑，可见越窑在当时拥有相当雄厚的技术实力。其能力足以与北方白瓷和耀州青瓷相抗衡，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笔者认为并不存在北方瓷窑的刻花工艺的兴起，和龙泉窑的兴起而导致越窑衰落的问题。北宋初期的龙泉窑青瓷，凝集了当时周围的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特点。这是有很多实物可以证明的。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冯先铭、朱伯谦先生就已经发现并有过论述。即：“早期的产品在器形、装饰及釉色与越窑、瓯窑和婺州窑有类似之处。可见龙泉窑与上述瓷窑有渊源关系”。(冯先铭著《中国陶瓷》第4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月版)“受瓯窑影响的淡青釉瓷器……同时也接受婺州窑等邻近地区瓷窑的影响，如内壁饰团花，外壁划篦纹的碗，从造型到装饰与婺州窑所产如出一辙。又如多管瓶肩腹部分成多级的形式也应该是受了唐代以来越窑、婺州窑的多角瓶影响。”(朱伯谦著《朱伯谦论文集》第152、156页。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龙泉窑北宋早期的刻花工艺，与越窑刻花工艺有着传承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里面有一个客观的情况，是需求的目标变了，即宫廷不再像以往北宋初期那样一味青睐越窑青瓷了。所以，原有的精致青瓷数量逐渐减少，直至消失。笔者认为，越窑的衰落，很可能与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王钱弘俶奉召进汴梁之后，吴越国的消亡有着密切的关联。简单地讲，国王走了，这个国家自然是融入了宋代王朝。在此笔者认同与王光尧先生的论点：“淡出官方视野是越窑衰落的根本原因。北宋早期，宫廷使用越窑瓷器既见于前揭文献，也有元德李后陵出土的越窑秘色瓷器为证。但是，北宋晚期宫廷用瓷的来源却有了变化，越窑已不在其中。”(王光尧《浙江地区原始青瓷窑场与越窑兴衰的社会机制》，沈琼华主编《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第40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5月)吴越国王进京后没有再回来，进贡朝廷的机制由此出现了变化，技术精湛的窑工不可能为平民百姓烧造如此昂贵的宫廷瓷器，导致越窑发展失去了重心而走向衰落。这似乎更加符合它内在走向的规律。

　　早在8～9世纪开始，浙江的越窑青瓷就开始远销海外，11世纪以后是龙泉窑青瓷大量走向世界。仅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从8世纪开始，至明代初期的中国瓷器。他们对其中唐五代的越窑和宋代的龙泉窑有如下的描述：“……自唐末至五代大量生产出口的越窑瓷、黄褐釉瓷器等，碗的里面饰以刻划花纹，即葵花瓣纹，有时还有很少的镂空制品，是挂有柔和雅致的青绿色釉的精品。”“具体地说，到了这时，青瓷生产的中心已移至浙江省的龙泉县，其色彩清澄，有如秋季的天空和静静的蓝色的大海。”(〔日〕山上次男 著 李锡经 高喜美译 蔡伯英 校《陶瓷之路》第15、1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月版)我想，或许是族群的不同，欧洲人也许并不一定能够感悟到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和龙泉青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天地之间的永恒之美。但是，我在爱丁堡的玛丽王宫(圣十字王宫)里，见到了陈设在这里的龙泉青瓷。

　　1755年，法国著名思想家、启蒙家伏尔泰将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得到了轰动。但是，西方人并没有像喜欢中国的瓷器那样喜欢中国戏剧。他们更多是从瓷器开始认识中国。他们把“中国”和瓷器都称之为chain。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浙江的越窑和龙泉青瓷，是闪烁在天边的两颗璀璨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