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在博物馆》学习博物馆学教育理论

博物馆在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现我国有博物馆近3000座，其中不乏大型的在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博物馆，比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兵马俑博物馆等等，这些博物馆凭借其珍贵的展品精美的展览往往能引起国内甚至是国际上的轰动。不断发展的中国博物馆势力已在国际博物馆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国际博物馆行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今年11月，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暨第25次全体会议在我国上海召开，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我国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认同，也说明我国的博物馆与世界的进一步接轨。

与蓬勃发展的博物馆事业相比，我们的博物馆学理论就略显单薄和落后，没有建立起符合自身发展阶段的有特色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这也导致了我们的一些博物馆在开展工作中想当然地完全靠自身经验或照搬其他博物馆惯例，一些活动和项目不计效果盲目仓促的上马，取得的社会效益也往往差强人意。当然，这有体制上的问题，但在当前博物馆自身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和博物馆自主意识不断发展的前提下，缺乏理论依据与指导也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引入国外先进博物馆学理论，用以借鉴指导我国博物馆学的学科建设和博物馆事业发展，北京市文物局主持编译出版了《北京市文物局当代博物馆学前沿译丛》，目前已出版了五册，主题各有侧重。其中，第五册译丛《学在博物馆》于今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本介绍博物馆教育理论的书。书中主要阐释了作者主张的关于博物馆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和方式。

教育是当前博物馆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这样的重视。

公共博物馆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早期，博物馆还只允许社会上层人士参观。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公共博物馆才在欧洲得到迅速发展并向平民开放，其教育职能也才被充分认识并被政府和民众重视，“博物馆被人民视作可以为大众提供教育的公共设施之一”并“已经开始进行了大量公共教育方面的实践”，可以说博物馆被作为教育设施在西方社会一段时间内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并发展出了自己的教育理论的雏形。到了19世纪末，学校教育逐步步入了正规，因其形成了成系统的教学理论、方法和评估体制，因此在各项教育设施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这也对博物馆等带有教育功能的文化设施提出了挑战和质疑。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博物馆才在教育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视为是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和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期，受到大规模战争的冲击，欧美博物馆教育功能发挥受到限制，大多博物馆将精力转向了文物的收藏，不过这也为其后的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发挥打下了基础。

而我国的博物馆教育实践和理论则发展较为缓慢。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在最初发展的十几年里，我们沿用了前苏联的博物馆学理论，把主要精力放在文物的收藏、保护和研究方面，忽视削弱了博物馆展览教育功能，博物馆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与整个国民教育体系没有建立起交集，因此在教育功能上未能得到社会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近些年来，经过对博物馆功能的不断探讨和文化、教育体制的不断进步发展，“以人为本”的博物馆功能论逐渐成为社会对博物馆的主要诉求，教育功能真正成为了博物馆最主要的功能。当然，我们不否认博物馆的收藏、保管和研究等其他功能，但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基于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充分的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大课堂的职能。除了国家对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服务提出诸如“三贴近”、“以人为本”等具体的政策上的要求外，博物馆自身也不断在发展中纠正着方向，并逐渐提高社会教育工作在博物馆总体业务工作中的比重。据了解，现在我们的博物馆在展览、社教、服务等开放的、为观众服务的部门的人数要远远大于其他部门，并还在不断增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实践却需要理论来支撑。为了给博物馆开展教育工作提供理论指导，近年来我们的一些博物馆和教学机构结合博物馆社教工作经验，也有了博物馆教育方面的书籍，但我们的书籍多以经典案例表述、实践教授为主，缺少对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不同理论的比较，更缺乏对观众的调查及对观众反馈意见的研究和应用，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不过这也是我们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理论发展时间较短的必然。

而此时博物馆教育理论在欧美已经成型并发展了两百余年，《学在博物馆》正是由作者撰写的一本关于教育理论的教科书式的书籍。书中，作者总结了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教学理论，分别为“解释—说教式教授法”、“刺激—反应式教授法”、“发现式教育教授法”和“建构主义教授法”，并予以对比。在对这些理论进行描述的时候，作者没有并平铺直叙的就理论论理论，而是运用大量图表、案例等附证，还引用了许多欧美经典博物馆学、教育理论的旁证，论据极为充分，使得整本书各部分相辅相成，读起来流畅自然。通过比较、归纳和论证，作者认为建构主义理论最为适合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开展，但也并非排斥其他教育理论，“我第一次描绘了关于学在博物馆的不同世界观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各自的支持点进行剖析。我认为在所有解决观众与博物馆之间复杂关系的问题上建构主义理论的表现最突出，它是我的世界观中兼容性最强的理论。”因此可以说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包含有其他几种教育理论的成分，其他几种教育理论在当前博物馆教育中还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除了对教育理论的论述外，笔者认为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就是“观众研究”。欧美博物馆早已将观众研究作为开展各项活动的主要依据和拟取得的项目绩效的主要评估根据，观众研究也被广泛使用在展览和活动中用以了解观众心理和生理需求，以便提高展览和活动水平，也有单纯为学术目的和理论研究而进行观众研究，往往持续很长时间甚至数年。观众研究提供的巨大信息量为欧美博物馆学发展提供了大量素材和客观的不容置疑的支持，这也是推动欧美博物馆学理论进步的重要因素。而当前我们的博物馆显然缺乏系统的规范的观众研究，因此在博物馆学理论上缺乏足够的客观的依据，这也是我们的博物馆学理论发展缓慢不被广泛认同的主要原因。本书对观众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而且作者善于总结，把观众研究的方式方法也分门别类的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我们可以完全的 “拿来主义”随时应用。唯一遗憾的是，书中论述的观众研究多注重于理论来源分析、目的意义和调查、取证的办法，而缺少对观众研究成果的分析方法和如何形成结论的介绍，当然，也可能是作者以为只要得到了观众研究的素材，自然就会推论出结果。

不管怎样，本书的翻译出版恰逢其时，其系统规范的教育理论正是我们的所需所急，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希望能够读到本书的博物馆同仁们都从中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