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 重点展品撷英

1、陶寺文字扁壶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陶寺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39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长期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文字扁壶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收获。

文字扁壶出土于陶寺遗址灰坑H3403，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侈口，斜颈，颈、腹间分界明显，腹一面略平，另一面明显鼓凸，鋬作桥形。器表饰竖条细篮纹。口长径20.8、短径9.2、腹最宽24.8、残高27.4厘米。在扁壶鼓凸面一侧朱书“文”字，有筆锋，似为毛筆类工具所书。在扁平的另一面亦朱书一字，目前尚未确认为何字。其为上下结构。上为圆角方框，似象征着城；中为一横线，似象征着地平线；下部形似一人做跪拜样。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堯”字。另外还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说明是在扁壶残破后描绘与书写字的。

殷墟甲骨卜辞中已见“文”字。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文”字，与之相差无几。殷墟甲骨文是较为成熟的汉子文字系统，陶寺扁壶上的“文“字，证明甲骨文早在商代以前就有很长时间的发展史。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陶寺遗址发现朱书文字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西南22公里。临汾古为平阳，史有尧都平阳之说。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年代，以及丰富的、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城的发现，为探索尧舜时期的都城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2、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铜牌饰与龙形器

被称为夏都遗址的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曾出土几件绿松石铜牌饰，其中以1981年发掘的V区M4号墓出土的1件最为精致。这件绿松石铜牌饰平面呈长圆形，长14.2、宽9.8厘米，中间两侧呈弧状束腰，两侧各有二穿孔钮。在铜牌的凸面（正面）上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兽面纹，凹面（反面）附着有麻布纹。这件绿松石铜牌饰出自墓主人的胸部略偏左。

M4号墓葬长2.5、宽1.16米，墓底距地表深2.1米。墓底铺朱砂，厚达8厘米。棺木外表刷朱红漆，填土经夯打。该墓随葬品还有铜铃、玉管、玉柄形饰、绿松石管饰、漆钵、漆鼓等。其中铜铃位于墓主人胸腰之间，与绿松石铜牌饰距离很近。

以往对这种绿松石铜牌饰的兽面纹含义，没有识别其真面目，有认为是犬，有认为是虎。直至2004年在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确认了绿松石龙形器之后，才恍然大悟，这种绿松石铜牌饰的使用方式与绿松石龙形器的使用方式基本相同，都是与铜铃配套使用，佩带在墓主人身上。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兽面纹含义象征着龙，是龙纹的一种。只不过是因为在年代上有早晚之分，绿松石铜牌饰是绿松石龙形器演变发展的一种形式，所以，在绿松石龙形器发现之前，不易辨识绿松石铜牌饰的真实含义与使用方式。

这类以绿松石片为主组合或镶嵌形成的龙遗存，制作工艺复杂，图案变化灵活，是二里头文化中上层社会的文化遗存。

绿松石龙形器，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宫城内3号宫殿基址庭院中的一座墓葬内。该墓墓口长2.24米，宽约1.1米，残深0.5～0.6米。墓内葬一位30～35岁的男性，随葬有1件鸟首玉饰，2件穿孔绿松石珠，90余枚穿孔海贝，3件漆器，分别为觚、缽形器、带柄容器，以及爵、盉、鼎、豆、尊、盆等10余件陶器，最重要的是绿松石龙形器及其铜铃与玉铃舌。

绿松石龙，造型新颖，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碧绿光亮。每片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整条龙的绿松石片原来可能是粘在某种有机物上，现有机物已腐朽，仅存碧龙。

龙首部较大，为四边梯形，长11厘米，宽13.6～15.6厘米，由绿松石片粘嵌拼合成有层次的浅浮雕状。龙头略呈椭圆形、吻部略突出，两侧旁有卷曲弧线表现的龙须。以3节半圆形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鼻端为整块的蒜头状绿松石，硕大醒目。眼为梭形，眼眶内另嵌绿松石为眼角，以弧凸面的圆饼形白玉为睛，形象而有神。

龙身呈波状曲伏，中脊微凸，两侧下斜，从颈部至尾部以中脊线为中心，将绿松石片粘嵌出12个依次排列的菱形纹，龙尾内卷，栩栩如生。

铜铃位于龙身中部，铜铃内有玉质铃舌。在龙尾外3.6厘米处有一横向的由绿松石片粘嵌的条形饰，长约17厘米。在龙尾与条形饰之间发现了红色漆痕。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全长约70厘米，在墓中平置于人骨架的右肩部至左髋骨处，头上尾下，铜铃正处于人体的腰部。其年代约公元前1700年前后，约当我国古史中的夏代中后期。

龙，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有着广泛的流传。在汉代，就已将龙与炎帝、黄帝、天子等联系起来。在先秦文献中也有许多文献记载着龙的故事。但大家一直认为，古代对龙的各种记载，是一种传说。

然而，考古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以及辨认清楚的龙含义的绿松石铜牌饰，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对龙的各种记载以及商周以来考古发现的各种龙造型的器物，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并不是古代文人虚构的故事。

中国古代龙文化遗存，种类繁多。以前发现的商代至明清时期的龙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蟠龙纹铜盘、西周井叔墓地出土的青铜牺尊上的龙铸件、东周中王国晚期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青铜龙凤案、汉长安城出土的龙纹瓦当、西汉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帛画上的龙图案等等。汉代以后的龙文化遗存更是丰富，一直到清代帝王穿戴的龙袍，清光绪年间将龙图案作为国旗图案。而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也较多，如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蚌壳摆塑龙、良渚文化的龙首玉雕与龙纹陶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的彩绘龙陶盘等。缺的仅是商代之前、陶寺文化之后的夏时期的龙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以及一批龙文化遗存的发现与辨识，填补了这个缺环，使得中国龙文化遗存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至现今的连续发展演变的线索，得以清晰地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