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称受梁启超无穷恩惠:他的文字让我开眼界

2012-12-19 13:12:13 来源：深圳商报　已浏览次

　　胡适祖籍是安徽的绩溪，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初十生于上海。他的祖上是个小茶叶商，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成为官宦之家。他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房妻子，十七岁时嫁给了四十七岁在外做官的父亲。他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却是父亲的第七个孩子，他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其中二哥胡绍之对他帮助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代人。胡的母亲和梁启超同岁。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胡适出生的前两年，梁启超已经中了举人。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十月，十九岁的梁启超到北京与李端蕙完婚。这时的梁启超已经经历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大人生美事，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大约两个月后，胡适才呱呱坠地，来到人世间。

　　十三岁以前，胡适在家乡读书，除了传统的蒙学课本，还读了一些经书和史书，也读了一些当时的白话小说。十三岁那年，他带着一肚子线装的旧书，离开家乡，来到上海。那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此时的梁启超，自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已有六年，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也已挂牌两年，他那充满激情和魔力且明白晓畅的文字，正风行于华夏，激荡着国人的一腔热血，他也被人们看作是舆论界的骄子和明星。

　　胡适初到上海，入的是家乡人办的梅溪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梁启超写的文章。当时的情形很有些机缘巧合。据说，入学之初，他被编入小学第五班，差不多算是该校最低的一级。但由于他此前有过九年的乡村教育，积累了一定的旧学知识，渐渐为老师所赏识，“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学生了”。（《胡适自传》）胡适为此很有些自得，但当天的作业却让他为了难。这一天恰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赫然写着两个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当年的胡适并不知道“经义”该怎样做，所以连想也没敢想。而“论题”总是可以的吧？但他却连日本究竟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又怎能论“日本之所由强”呢？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二哥来了。于是，他赶紧求助于二哥，“二哥检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堂去翻看。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四十自传》）在这里，梁启超显然给了胡适很大帮助，这个帮助主要的还不是作了一篇论说，而是实现了他人生重要的一次转折。有点像当年梁启超第一次到上海，得到很多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书，使他对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胡适也是这样，梁启超的书在他肚子里一经发酵，便使他“转到了旧书堆以外的新世界”。（《胡适评传》）他不仅学会了许多新名词，而且，索性就以“新人物”自居了。他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四十自传》）

　　胡适就是这班少年中的一个佼佼者。他后来不肯“投到官厅去考试”，从此断了科举的念头，也是由于梁启超的影响所在。为此，他离开梅溪学堂，进了澄衷学堂，而且，把“梁启超”也带来了。在澄衷一年半，他陆续读了梁启超许多文章，也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在《四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

　　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

　　他告诉我们：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

　　他在引述了几段梁启超的议论之后越发感慨地表示：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1902〕癸卯〔1903〕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

　　从梁启超的通俗文字中，他渐渐知道了霍布斯、笛卡儿、卢梭、边沁、康德、达尔文等西方思想家。而最让他感佩的，是梁在当时就有胆量说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话，他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比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政治能力等等。胡适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说：

　　他在这十几篇文字（指《新民说》）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他承认：

　　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

　　而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也给了胡适新的见解和启发，使他知道了在“《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然而不幸的是，这部规模宏大的著作，“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1904年）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论‘全盛时代’，说了几万字的绪论，却把‘本论’（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全搁下了，只注了一个‘缺’字。他后来只补作了‘子墨子学说’一篇，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第二，‘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也全没有做。第三，他把第六个时代（宋、元、明）整个搁起不提。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他后来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把“这一点野心”当作种子，埋藏在心里，慢慢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

　　很显然，在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承前启后的关系。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是把梁启超当作精神、学术方面的导师或引路人的。从以上的叙述便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是多么重大，这种影响成了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平生所学的抉择，终身兴趣的所在’，无怪乎在十多年后，胡适要写信给梁启超，要去天津拜访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了。”（解玺璋）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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