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业大帮“宁波帮”崛起始末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鄞县、镇海、滋溪、奉化、定海、象山（加上现属宁波市的余姚）等县在外地经商办厂的商人和企业家的群体。它原是个旧式商帮，从1842年五口通商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时间里，当别的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等一个个都被淘汰的时候，宁波帮却脱颖而出，崛起于上海以及天津、武汉等通商大埠。宁波帮从一个旧式商帮转变为一个新式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群体，形成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开放历史形成开放意识

      可以说，有了宁波港(601018,股吧)才有宁波帮。宁波港的地理环境是得天独厚的，它以环抱的舟山群岛为屏障，以甬江两岸和镇东半岛为依托，形成了一个掩蔽周密的特大海峡型深水海域。不冻，不淤，风浪平静，蜿蜒曲折百余公里的深水岸线，水深在20米以上，是天然良港。更重要的是，它既位于中国漫长海岸线的中点，又处于万里长江的口外，即在大“T”字形的顶端，形成了一个特大良港。

      宁波自古就对外开放，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开放的历史，开放历史形成了开放意识。

      宁波正式对外开放，开始于唐朝。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置明州（今宁波）于鄮县。《宝庆四阴志》载，唐时明州“海外杂国，……贾舶交至，唐有市舶使总其征（政）。”《新唐书》说，当时日本因“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载，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到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的400年间，中国商人从明州启程，往来日本达100多次，并选举出商团带头人有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这可算是最早见于史载的宁波商人了。

      两宋时，商业重心南移。淳化三年（992年），明州和杭州、广州都设市舶司，合称“三司”。明州市舶司设于江厦街，各国海船皆猬集于此。明州商人有五千缗以上资金者就可登记领到出航凭证，这恐怕是宁波商人第一次所获的合法身份。

      明清时期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然而禁海反而促进了私商贸易的大发展。在宁波港外、舟山群岛六横岛的双屿港，自然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自由港”，甬帮、徽帮商人和葡商、日商，常达万人，集结双屿，进行走私贸易，十分繁荣。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终于带兵突然袭击，予以彻底摧毁。但到隆庆年间，明王室又不能不宣布开放，就默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清朝初年，实行海禁，后一度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厉行闭关锁国，直到被列强用大炮轰开。

      两次海禁，宁波人民遭受大难。明朝那次，除舟山本岛外，46个住人的岛上的居民全都被迫内迁，使这些岛荒废达300年之久。清朝的那次还要厉害，连本岛“城郭民居，悉皆焚毁”；陆上沿海居民也内迁30至50里，打上界桩，越界立斩。宁波人开始了长期的苦难，根本谈不上在家乡安居乐业。原来他们“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如今田、海两无着落，逼得他们只好流散四方，寻求经商活命之路。正如《定海县志》所说：“地狭人稠，生活维艰，饥驱寒袭，迫而之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所以，宁波帮是逼出来的。逼迫，使他们形成了能吃苦、敢冒险的性格，在逼迫下为了生存和自卫，又形成了他们的以家族血缘为核心，以同乡地缘为纽带的团结互助的凝聚力，使他们得以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所以俗话说：“无宁不成市”。

      浙东地区由于较早开放，南宋和明清间曾出了两个浙东学派，反对轻商、抑末。如南宋的叶适就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具有开放意识和商品意识的宁波人（及温州人）来说，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以至于在这里形成一种风气：不像别处那样只热衷于举业仕途，反倒把外出经商看做“有出息”，因此社会上出现了“满路皆商贾，穷愁独缙绅”的现象。

      “四明公所”事件

      学界公认的宁波帮形成的萌芽阶段，约在明末。缘由是第一个行会组织—药材业的鄞县会馆，是明天启、崇祯年间成立于北京的，稍迟的成衣业的浙慈会馆也在北京成立。这两业就是宁波帮早期打头阵的，如北京成仁堂药号的老祖宗就是宁波慈水人，开“乐家药铺”起家。成衣业当时是清一色的宁波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红帮”裁缝。

      但实际上还有比明末更早的宁波帮活动的事迹，那就是创始于明永乐（1403年至1424年）年间的民信业，它是在1896年邮局成立以前古老的通讯事业。据《鄞县通志》载，民信局为“甬人首创”，清道光以后最盛，遍布全国边远，及于南洋群岛，后虽各帮也都参与，而“吾甬商帮实执其牛耳”，甚至“有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之语。

      清乾隆嘉庆时，开始出现综合各行业的统一公所，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成立的汉口浙宁公所，嘉庆二年（1797年）成立的上海四明公所。1842年五口通商后和1864年太平天国结束后，宁波人潮水般涌到上海，四明公所显示了不可轻视的力量。四明公所经历了两次著名事件：第一次是1873年法租界当局企图强占四明公所地皮，竟派兵威胁，打死七人，宁波同乡怒不可遏，团结上海市民，捣毁法籍商行多家，法方怕事闹大，终于退缩；第二次是1897年，法租界当局又派兵拆毁公所围墙，大有泰山压卵之势，宁波帮发动了更广泛的群众，实行罢工罢市，挑水业（当时尚无自来水）、洗衣业、车夫、厨司、阿妈，全都不干了，弄得外国人饮水无人送，衣污无人洗，车子无人拉，饭菜无人烧，房屋无人扫，东西无处买，只得软化，撤去法兵，承认了四明公所的所有权。这么一来，宁波帮更令人刮目相看。所以，上海四明公所的成立和壮大（花了整100年），可说是宁波帮形成过程茁壮阶段的标志。

      鸦片战争后迅速崛起

      在宁波帮的形成过程中，最后有个飞跃的阶段，从此宁波帮从旧式商帮转变为新式资本家群体。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条件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被迫对外开放，另外还有个条件则是1865年以后的洋务运动。为什么当时处于同样条件下的山西帮、徽州帮没有发生这种转变，惟独在宁波帮发生了呢？一个原因是因他们的母地宁波近在咫尺，可以得到充分支援；再一个原因是因他们在上海已预先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于宁波帮能吃苦、敢冒险、肯团结和善适应的特性，特别是善适应，即善于抓住和利用机遇，以发展自己的优势，这样他们才把别的商帮远远地抛在后面。下面介绍几点。

      第一，借开放之机，发展对外贸易。在上海开埠之前，宁波帮已以上海为中心，沿江发展了从苏州到武汉的商业网络，沿海又北上到天津、营口建立了商业据点，所以上海一开埠后，原来的广东籍买办已不能适应新的环境，逐渐让位给了宁波帮买办。于是，宁波帮在进出口业大展身手：在进口方面，如五金业的叶承衷，一个黄浦江摇舢舨的小贩，与外国轮船水手混熟了，做起火油、五金生意来，终于成了“五金大王”。朱葆三、傅筱庵也是靠五金起家。棉纱棉布业，有徐庆云、吴鳞书、邵声涛为三大棉纱巨头。颜料业也是大行业，秦君安即以此发家；周宗良则为德国颜料在华总买办。在出口方面，生丝、茶叶是大宗，除湖州帮、绍兴帮外，宁波帮也参与其中，如杨坊之所以当上第一任怡和洋行买办，就因为他是鉴别生丝品质的行家。方氏家族方性斋、方润斋最早开设了收购生丝、茶叶的方振记商行。俗话说，“宁波帮内买办多”，就因为他们参与进出口贸易的人较多。买办名声一向不佳，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除杨坊等人颇多劣迹外，多数只是在当时被迫对外开放的特殊条件下从事外贸的新式商人。

      第二，钱庄业的发展和银行业的初创。五口通商之前，山西帮靠的是票号，徽州帮靠的是典当，宁波帮靠的是钱庄，都很落后。但开埠以后，前二者逐步被淘汰，惟独钱庄业反而更加兴盛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钱业适应性强，一因宁波钱庄早就实行“过账制度”，它已具有银行的票据清算和票据交换制度的性质。上海钱业1890年建立汇划总会，也实行与过账制相同的汇划制，这就适应了开埠后繁荣起来的金融市场，而票号就没有这种制度。二因钱业是建立在工商各业基础之上的，是“百业之母”，与各业联系紧密，一荣俱荣；而票号则不同，它以联系王公大臣豪富为主。三因外商银行在内地并无分支机构，故接受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宁波人王槐生的建议，与汇划钱庄建立业务关系，收受钱庄庄票。商人可凭庄票向外商银行拆借，可向洋行出货。外商银行和洋行利用钱庄网络，可向内地收购土产、推销洋货，所以出现了落后的钱庄成为先进的外商银行的帮手的“怪现象”。过去有人说这是钱庄“买办化”了，此说是很片面的。事实上，钱业之兴盛对于上海开埠后的繁荣贡献甚大。上海钱业一向由宁波帮执其牛耳，《上海钱业史料》载九大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帮占了五个半。1897年后，钱庄向银行转化，也是宁波帮带的头；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实际创办人是宁波帮的严信厚等；四明银行更是清一色宁波帮；开始在上海设分行，也是宁波帮胡桂芗、李寿山所筹办，后来带头反对袁世凯“停兑令”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就是宁波帮宋汉章，那次行动促成了全国金融中心从北京到上海的南移。

      第三，沙船业的兴盛和轮船业的兴起。沙船是轮船兴起前的主要海上交通工具。上海之所以迅速繁荣，实赖沙船业的兴盛。它以上海为中点，往来于南北洋，是最危险也最赚钱的行业。宁波帮的镇海小港李也亭家族创办久大沙船号、慈溪董棣株家族创办大生沙船号，皆沙船巨头，他们都是在沙船业赚了大钱再去开钱庄的。宁波帮自古就与“船”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外轮之侵入而使沙船逐渐被淘汰之后，宁波帮又及时地向轮船业转移了。1909年，宁波帮集资创办了第一家民办航运业—宁绍轮船公司，但它一诞生，就立刻遭到了外国势力的欺压，英商太古、法商东方等轮船公司联合起来，以压低票价等手段，企图将它压垮，扼杀于襁褓中。这是一次民族资本对外国资本的交锋，宁波帮又显示了在强暴面前团结一致敢于斗争的精神。他们组织了航业维持会，募集巨款，支援宁绍公司，降低票价、优待乘客，并展开宣传，劝告同乡不坐外轮，结果，自称资力雄厚的太古等公司反而招架不住败下阵来，宁绍公司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且剩余之款还足够再添购一艘轮船。1913年虞洽卿又独资创办了三北轮埠公司，它发展成为中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一，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13%。

      第四，组织的扩大和健全。1902年上海首创全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改组为商务总会（即后来的总商会），它的创始人就是被称为宁波帮开山祖师的严信厚，它历届的掌权人又都是宁波帮人士。1910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这两个组织，互为表里，实际上起了宁波帮大本营的作用。

      以上四点，把外贸、金融、航运掌握在手，加上以组织贯穿其间，就是宁波帮形成过程最后阶段—崛起的主要标志。从此它完成了从旧式商帮向新式企业家群体的转变。

      宁波帮的形成时期很长，羽毛丰满了，接下去就进入发展时期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宁波帮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宁波帮又逢发展自己的大好机遇，使它进一步全面发展民族工业，涌现出像刘鸿生那样的一批大企业家；民族工业又进一步与金融界混合增长，形成了更大的民族资本—江浙财团。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