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档案中的廉政启示

惩治腐败、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是我党在政权建设中的一贯要求，它是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保证。侯昌镇在奉节县任职期间廉洁勤政，秉公执法，被百姓称为“侯青天”。

      惩治腐败、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是我党在政权建设中的一贯要求，它是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保证。即使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也注重吏治的清明。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等等，都有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吏以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形象感召着世人。

      惩治腐败、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是我党在政权建设中的一贯要求，它是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保证。即使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也注重吏治的清明。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等等，都有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吏以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形象感召着世人。

      章仪庆，1861年出生，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光绪十八年由监生出任海防县县丞，光绪二十七年到四川做知县试用，先后调赴资州行营、川汉铁路公司书吏、四川提督学院稽核、《四川官报》书面委员、保宁府剑州知州。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这位从浙江“异地交流”来到四川，且经过“多岗锻炼”、两次加级、十四次记大功的七品县官，正式到南部县担任知县。朴实低调的他，在到任的檄文中，专门对“阖衙书役人等”明确提出要求：“公馆衙署只须洒扫洁净，毋得张灯结彩稍事奢华，应用一切器具照常备置”，为减轻百姓负担，他特别强调：“不准藉端苛派扰累民间。”

      为贴近基层民众，章仪庆到任后，还以白话文的形式，写了一篇顺口溜《告示》（图2）。全文如下：“本县两代宦蜀，早已自矢清勤。地方一切利弊，莫不洞悉情形。兹者调任斯土，合亟揭示官箴。衙门最重关防，首先裁去门丁。请员专司收发，务期弊绝风清。事无轻重巨细，莫不亲自决行。要在一秉大公，使民共见共闻。仆役书差人等，随时约束严明。如敢招摇撞骗，拿办绝不徇情。本县言出法随，其各一体凛遵。”在这篇《告示》中，章仪庆向广大百姓表明：自己的父辈也曾在四川为官，本人虽属“官二代”，但“早已自矢清勤”，具有廉洁从政的“遗传基因”。凭借多年的基层从政经历，对于地方一切利弊，早已心知肚明。他决定率先垂范，从自己做起，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秉持公道，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对于“门难进”的衙门作风，章仪庆深恶痛绝。因此，为提高办事效率，他首先拿县衙开刀，裁去门丁，以减少财政支出。并严格约束身边工作人员，若有拉大旗作虎皮、假冒领导名义招摇撞骗者，拿办绝不徇情。

      宣统元年四月，侯昌镇赴南部县任知县。侯昌镇原籍湖南大庸（今张家界市），曾任直隶州知州，并在四川奉节、开县等地担任过知县。在奉节县任职时，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奉节县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又捐出自己的俸禄，在东屯浣花溪畔重建瀼西杜甫草堂，并在草堂分厢房设学馆，延师教育后生。

      他在就任南部县知县的檄文中，着重强调：“所有应备一切须知册结，只于交界处所投递，书役人等不准越境远迎。”到南部县正式就任之后，侯昌镇也沿袭历任南部县知县的做法，以白话文的形式，写了一篇顺口溜《告示》（图3）：“本县莅任各县，关防必先认真。治理悉由已出，概不假手于人。幕友皆延正士，并未携带官亲。所有家人杂役，选派亦极严明。平日督查办事，不准擅出宅门。倘有无知妄作，假官势焰熏蒸；或则招摇撞骗，或则搕诈平民；甚至词讼案件，违规需索钱文。种种不法情事，无论受害何人，准其随时捆送，惩治绝不徇情。绅商士庶人等，其各一体凛遵。”可以看出，侯昌镇也是一个崇尚廉洁的县官。同时，他也是一个责任心强、敢于担当的地方行政首脑。凡是涉及本县治理方面的大事，他从不推诿，找人代劳；“智囊团”和协助办理文案、刑名、钱谷等事务的人员，全部延聘正士，并未携带亲戚六眷。他表示，对于“招摇撞骗”“搕诈平民”“需索钱文”等等“不法情事”，一经发现，“惩治绝不徇情”。

      宣统三年（1911年），侯昌镇在南部县任职届满之后，又被调入阆中县担任知县。在封建社会中，许多异地为官的人致仕（退休）之后，都要告老还乡，叶落归根，或许是对四川感情太深，尤其对奉节县情有独钟。民国初年，侯昌镇退休后未再回到原籍湖南，却卜居奉节县东屯草堂，殁后葬于杜公祠旁。

      侯昌镇在奉节县任职期间廉洁勤政，秉公执法，被百姓称为“侯青天”。

      实际上，在封建社会，国人的“青天情结”，是对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清正廉明的呼唤与诉求。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在山东、河南为官时，进京奏事从来都是“空囊以入”，他不卑不亢，“清风两袖朝天去”，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赞誉。明嘉靖年间，河北无极知县郭允礼将一幅官箴用大理石嵌于衙署的墙壁。箴文写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可见，吏治的清浊与政风世风的淳厚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乾坤朗朗、吏治清明，世风淳厚、官场洁净，是中国历朝历代开明的皇帝、正直的大臣和平民百姓共同期盼的“人文景观”，也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包公得以名垂青史，于化龙能被奉若神明，皆是缘于他们坦荡无私，廉洁清正。细读以上清代档案，或许是我们以史为镜所应获得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