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公务员考试与文化精英治国

      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国际汉诗总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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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考试起源于隋、完善于唐、定形于宋、结束于清末，延续了1000多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公务员考试。

      在宋代，平时成绩无效，一切就凭考场上做的那几张卷子，所以批阅制度之严格甚至超过今天的高考。

      文学也是一种创新性思维，而创新性思维是做官非常重要的素质，管理国家的人才一定要有人文精神和文化素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一种机制，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各级管理岗位上。中华文化几千年绵延不绝，中国能够总体保持大一统的局面，与我们当时领先世界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关系。这个制度就是起源于隋、完善于唐、定形于宋、结束于清末，延续了1000多年的进士考试制度，打个不完全贴切的比方，这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拼出身、拼军功，

      隋以前选官不考试

      为了解这种制度的好处，让我们先回溯一下隋以前中国古代人才选拔的原则和途径。

      在春秋战国，也就是先秦时期，周天子坐镇中央朝廷，各地还有许多诸侯国，国君的任命主要按血统制，各级管理人员基本上是按贵族血统内部遴选，而且是世袭制，所以叫世卿世禄。显然，这种选择的范围很狭窄，不能把整个民族的精英选拔出来。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沿续了此前秦国的战功制，让有战功者管理国家和地方政府。打天下靠武力，治理国家则需要文化和智慧，而秦朝把老百姓当成士兵来管理，暴虐严苛，最终引发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原来六国的旧贵族也纷纷起兵，项羽和刘邦就在这种局势下迅速壮大。

      从汉魏到六朝，官员的选拔采取察举制，又叫辟举制。这是一种推荐制，中央政府不定期地颁发命令，让各地推荐人才。察举的名目很多，比如念书念得好可以被推荐为秀才，而那些在家孝顺父母、办事廉洁公平者，可以被推荐为孝廉，曹操就是作为孝廉进入官场的。这个制度能不能够选拔出优秀人才，全凭推荐者是否大公无私。结果呢，主持这项工作的人优先推荐自己的儿子、侄子、家族子弟，形成了大贵族、大地主、大官僚的后代世世代代做高官，小地主们也有机会做官，但永远在低级岗位上面循环，这样人才流动就形成了断层，平民百姓哪怕再优秀也没机会参加国家治理。

      在晋代，有个特别受欢迎的美男子叫潘安，是个文学家，《世说新语》记载，他出门时，城里的女性都往他的车上扔水果。他是贵族出身，也有才华，用今天的话是典型的高富帅，年纪轻轻就做了高官。与他齐名的文学家，有一位左思，出身小地主，地位比较低微，长得丑陋，因此虽然才华甚至还高于潘安，但只能担任低级职位，所以愤愤不平地写了一首《咏史》诗，抨击当时这种不合理的选官制度。

      世家大族垄断国家高级管理职位，显然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从隋代开始，就开始用国家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隋灭亡后，唐代继续发展科举进士考试制度，直到宋代定型。

      PK盛唐，

      宋代科举制度成熟在哪里

      那么唐和宋的进士考试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个区别是唐代是每年考一次进士，但录取人数只有两位数；而宋代定型为三年考一次，但每一科录取人数达到了三位数。比较起来，平均每年的录取数至少3倍于唐。

      第二个区别是唐代的进士只是一份荣誉，皇帝要在杏园赐宴，新进士还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当时叫慈恩寺塔）上。那一天，长安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出来看热闹，哪个王公贵族家的女孩子没有找到婆家，就会存个心眼，看能否从中挑个乘龙快婿。但唐代进士只是荣誉，要做官有两条路：一条是要通过吏部特别考试，不光考文学才华，还要看相貌，是不是高大魁梧，相貌堂堂，有没有做官的派头。如果长得獐头鼠目、歪瓜裂枣，三寸丁谷树皮像武大郎那样，对不起，再有本事也没你的份。第二条路是应聘到边疆去，为节度使就是大军司的司令员服务，当长书记，也就是今天的秘书。唐诗中有边塞诗派，高适、岑参就是边塞诗人的代表，边塞诗人不少中进士后到边疆去做大军区的秘书。所以唐代官员中，进士出身的比例不是太高，还有一多半仍然是贵族官僚家的子弟。

      宋代就不一样了，一考中进士立刻可以做官，到县里去，从基层做起。有两个职位可做，一个是县主簿，相当于财税局的局长，还有一个是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或者县刑警大队队长。如果做得好，两任六年之后，就可以提拔当县长。县长当得好，可以去当州学教授，相当于市教育局长。再往上升，就是州的通判，相当于市长助理，二把手，虽然品级不高，但可以监督市长，有权力直接给皇帝打报告。

      第三个区别，唐代不搞“一考定终身”，考场上的试卷成绩只是参考分，录取时还要看平时的创作成绩及社会知名度等综合素质。所以唐代考生每年在考试之前几个月就要进京了，一方面读书迎考，一方面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规规矩矩地抄在好纸上，再装裱成轴，给那些文坛上有名气的人挨家挨户地派送。文化名人收到之后有义务认真阅读，发现人才就要向主考官推荐，主考官则往往参考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录取名单。这就为私下请托、走后门拉关系留下了空间，因此这还不是严格的进士考试制度。

      而在宋代，一切就凭考场上做的那几张卷子说话，所以批阅制度之严格甚至超过今天的高考。首先是要糊名，确保卷子的个人信息不出现在卷面上；其次是誉抄，国家雇人将所有考卷重新誊抄一遍再拿给阅卷官看，确保考官看不到考生的笔迹；再次是锁院，所有的阅卷官员统统锁在考场里，阅卷结束才放回家。这些制度形成了程序公正。

      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苏东坡，他有个学生叫李豸，没进考场就夸下海口，说我金科必中，因为苏东坡是主考官。苏东坡在考场上看到一篇文章，认定这是李豸的卷子，给了一个高分。结果他看走眼了，一放榜李豸名落孙山。还有一个是欧阳修，他讨厌靡丽的文风，当时太学里有个叫刘辉的写文章恰恰是这种风格，于是他放出狠话，如果刘辉参加考试，一定把他黜落。后来他发现了篇典型刘辉风格的文章，就狠狠打了个低分，结果一发榜，真正的刘辉高中了。

      我们前面说宋代是科举考试的成熟期，那么考试到底考什么呢？

      我们知道唐代以考诗和赋为主，宋代也有诗赋科，另外还要考策论，策是对策，针对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写一份对策，论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表看法。策论比较实用，诗律有什么用呢？因为文学也是一种创新思维，这是做官非常重要的素质，管理国家的人才一定要有人文精神和文化素养。今天，我们的公务员考试除了考政治、申论外，是否可以考虑对人文乃至艺术修养也有所考察，不能把我们的公务员变成只知道公事公办、机械刻板，而不联系实际、不关心人的国家机器，在这方面，宋代的进士考试还是有一点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

      金融、运筹，

      进士玩转前沿学科

      说到科举考试，我们往往有一种印象，似乎科举时代考出来的官员多半是书呆子，没有实际的行政能力，这其实是种误解。我们回顾宋代历史，就会发现国家治理总体有序，科举考试选拔出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行政官员。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些具体的故事。

      首先讲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范仲淹，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妇孺皆知。大家都知道范仲淹是个品德高尚的贤人，但可能不知道他是一个极有才干的官员。他出身贫寒，从小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他一度改姓朱。范仲淹后来官居副宰相，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还短时间主持过庆历新政，他的工资很高，但生活俭朴，吃饭的时候桌上最多只有一个荤菜，很多钱被他捐给范氏家族办义庄、义校，以抚恤孤苦并培养范家的贫寒子弟。

      他的行政工作能力如何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他在杭州做市长（当时叫知州）的时候，碰上了东南地区大灾荒，他除了储备粮食赈济灾民以外，还采取了几项非常另类的措施。第一是他三天两头到西湖大摆宴席，大吃大喝，这样就带动了杭州城的消费风气，同时还举办了赛龙舟之类的大型游戏活动。第二是大兴土木，翻盖衙门、仓库、官员宿舍，此外还到寺庙里找方丈，劝他们说，现在是大荒之年，劳动力便宜，建筑材料也便宜，这时扩建寺庙用工用料花钱都少。方丈们一听有理，于是纷纷开工。杭州这么一搞，当时的御史台就坐不住了，监官们给皇帝奏了一本，弹劾范仲淹，说他大荒之年不体恤民力，大吃大喝、大兴土木，实在是十恶不赦。皇帝还不算太糊涂，告诉范仲淹：范爱卿你得给朕一个说法。范仲淹就写了奏折，说自己这样做就是为了救灾，官府和寺庙大兴土木，每天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做小工，解决就业问题，虽然工钱很低，起码可以糊口。而搞龙舟赛这类活动，看热闹的人倾城出动，出来看热闹总要吃饭、喝水吧，这就给农民提供了做小本生意的机会，蒸几个馒头，煮几个茶叶蛋，提上篮子赚点钱补贴家用，可以解决很多人的生计。最后的结果证明，整个的东南地区只有杭州灾而不荒，其他地方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逃荒要饭，远走他乡，不知多少人死在路上。而且，百姓走了以后，夏粮因灾没收成，秋粮又没种下去，这样一荒没个三五年缓不过气来；而杭州把灾民都稳在当地，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秋粮种下去了，到秋收时灾荒就缓解了。皇上收到这个奏章以后豁然开朗，马上颁布诏令，今后凡是遇到灾荒，全国就按照范仲淹这个做法执行。

      范仲淹的做法，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凯恩斯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刺激需求拉动经济，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工资拿他们就能够生活，就可以消费，买衣服拉动服装业，服装业又拉动纺织业、机械制造业、钢铁业，一环拉动一环，社会就有活力了。凯恩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举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例子，如果实在没有工作可做，就雇失业工人把煤矿填了，填了以后又失业了，那就再挖开，填了挖，挖了填，只要花钱雇工人干活，工人就有消费，消费拉动生产，经济就可以复苏，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思路，也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衰退的重要手段。范仲淹虽然没有提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但他是一个实践家，实行的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原理，而他比凯恩斯早了800年。

      我再讲第二个例子。北宋时皇宫失火烧了，需要重建。在今天这都不是事儿，但在古代就是个大事，建皇宫的木料是最粗的，石料是最大的，这些东西要从全国各地运过来。那时没有铁路，没有飞机，也没有万吨货轮，主要靠水运，大船、大木排通过大运河进入汴河，运到汴梁城外，但古代的街道都很窄，又没有载重汽车，需要畜拉人扛，运到城市中央就特别费劲。不光如此，皇宫修完了建筑垃圾要运到城外又要花很多人力物力。主持此事的副宰相叫丁谓，他先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直线，皇宫为起点，汴河为终点，按直线开挖，挖出来的土用来烧砖瓦，挖出的深沟引入汴河水，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材料可以直接运到工地。皇宫重建之后，把水排干，用建筑垃圾回填，再恢复原来的街道，不但省下了大量的财政支出，还大大缩短了工期。

      这个案例在今天就是运筹学，属于现代管理科学，研究怎样用最佳的设计，在最短的时间内，花费最少的人力物力，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很多城市不停地在那儿改造，今天开膛破肚埋电缆，填好没几天又扒开来装煤气管道，高架路、隧道拆拆建建，不仅浪费金钱，而且让居民不胜其扰。对比一下，一些古代进士出身的官员，在管理事务性的工作上真的很聪明，办事漂亮。

      我们再讲一个人，秦桧，著名的大奸臣。宋代地方考试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要送到京城，参加礼部主持的国家级考试，称作省试，秦桧就是省试的第一名，因此是当之无愧的“高考”状元。宋代宰相换得勤，有的几个月就下台了，而秦桧当了几十年宰相，应当说很有能力，我们只讲一件小事。

      有一段时间，杭州出现了钱荒，为什么呢？因为钱贵，货反而不值钱了，人们都把钱藏着不拿出来使用，市场上以物换物，例如没米了就抱一匹布去换，没油了再拿米去换油，几乎回到原始社会。经济危机闹成这样，秦桧亲自出马来处理这个事儿。他喊了经常给他理发的理发匠到家里，理完发给了一大堆铜钱，煞有介事地说，这个钱过几天就要废除，你赶紧把它都花了，这可是国家机密，千万别外传。结果理发匠一出门，就跟亲戚朋友说了，他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朋好友受损失呢，结果一传十，十传百，三天之内全杭州都知道了，有钱人家成车成车地装钱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不光柴米油盐被抢购一空，连古董文物都火起来了，市场一下子就盘活了。我们今天看，堂堂宰相造谣传谣，好像不那么正大光明，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方法解决钱荒问题最省事、最有效，一场经济危机就这样消弭于无形之中。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宋代的正史和野史中屡见不鲜。当然，宋朝也不是一切都好，但宦官没专权到唐末那样废立皇帝，外戚干政没有像东汉十常侍之乱，农民起义没有像东汉的黄巾起义和清代太平天国那样伤筋动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宋代如果能够长期和平发展，很可能君主立宪制就轮不到英国来开头了。宋代的发展是被外族侵略打断的，北宋灭于女真人之手，南宋灭于蒙古人之手，在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南宋是世界上唯一与其对抗了几十年的国家，宋代的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任用制度肯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