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世界观在明代被颠覆

署名“钱谦益”的书法，因有“新主嗣位”四字，被认为是柳如是的墨迹。

利玛窦所绘的《坤舆万国全图》，颠覆了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

何国庆收藏的徐霞客书法。

      此前，中国人从来没看到过世界地图，也不知道世界的真正面貌。看到地图才知道，中国在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的最东面。利玛窦为了照顾中国士大夫的面子，将地图挪移了170度，将中国放在世界地图的中间。但无论老外怎么给面子，人们的世界观还是被颠覆了。

      “你可能看过《万历十五年》，对万历皇帝印象不佳。但是，你看那个时代，无论是学者、艺术家，都是大师。”

      台湾收藏家何国庆着一身粗布中装，说话不徐不疾。老先生近期携52幅明代书画来沪办展。参加开幕式、办讲座，所述不限于书画，而是书画背后的“大时代”、华光璀璨的“晚明人”。

      “晚明人”是怎么样的？复旦大学近日举办明朝系列学术讲座，邀请5名学者，从文、史、哲、文博学等多个角度，描摹一个时代的全景式“生态图”——西方知识的介入，震慑了“天朝为大”的中国人。此后，中国不再位于地图的中央，士大夫们躬身奉师西洋传教士；他们的知识结构中，儒家端居首位，但也能博取众长；“天下”的观念渗入血脉……

      明朝的世界：中国不再是中心

      1583年，利玛窦登上大陆，在广东肇庆绘出了《山海域地图》。《山海域地图》没有保存下来，今人无法见其真面目。如今世间流传的中国首个世界地图绘本，是传为利玛窦所绘的《坤舆万国全图》。除了直到18世纪才被完全知悉的澳大利亚，它与如今的世界地图几无差别。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在其“明朝人的海洋观”的演讲中说，明代人的海洋意识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包括郑和下西洋在内的航海实践，二是由西方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传入者就是利玛窦。利玛窦第一次为明朝人带来了世界地图。“这意义非常重要，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在此次之前，无论是宋版的《历代地理指掌图》，还是之后的《大明混一图》，中国人的思维长期固定：中国就是天下。

      “中国人接受多元性的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基础，正是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带来的。你只有接受了地球的概念，你才有可能接受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等等。”邹振环说，利玛窦通过“五大洲”、“太平洋[0.00% 资金 研报]”、“大西洋[0.26% 资金 研报]”、“地中海”这些跟海洋有关的关键词，将海外世界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此前，中国人从来没看到过世界地图，也不知道世界的真正面貌。看到地图才知道，中国在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的最东面。利玛窦为了照顾中国士大夫的面子，将地图挪移了170度，将中国放在世界地图的中间。但无论老外怎么给面子，人们的世界观还是被颠覆了。

      有一点“无为”的晚明政治 “明代名士笔下的中华传统文化”开展首日，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来复旦大学客串导览。此次来沪的52件书画展品都出自晚明文人之手。这些文人墨客之名，常见于中文教科书。比如顾炎武、黄宗羲、李渔、徐光启、李时珍、八大山人……将他们聚集作展，一时间，顿有“璨若群星”之感。郑培凯研究古人大半辈子。有些人，还是头一回见到真迹。此番滋味，好似“人从字纸中，活生生地跳了出来”。

      活生生的字画作品，颠覆了人们印象中的明朝。对于“想象中的明朝”，郑培凯概括为两类：一种是“传统观”，如钱穆的《国学大纲》所述，明朝是最黑暗的时代。中国的专制体制从秦代开始发展，直到明朝达到顶端。另一种解释则是“荒淫误国”观：明代皇帝不思进取，流于淫乐，整日花天酒地，耽于朝政。清朝帝王则多雄才大略，加之国库充裕，于是开疆拓土，太平盛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使清朝成为中国帝制时期版图最大的朝代。“大多数说法，都是从体制上来阐述的。但明朝不应该被概括地理解。比起制度，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活？”郑培凯认为，晚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不能用“黑暗”一言蔽之。

      晚明的文人有结社的风气，他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晚明最有名的文社有三个：应社、几社和复社，都在南方，也就是今天所言的“长三角”。当年的长三角，经济繁荣，文化昌平，人才辈出。

      崇祯六年，晚明著名的文人集会“复社”举行了第三次大会。会议地点在苏州虎丘。明代著名文学家张溥事先发出通知，邀请各地的文社都派人参加复社大会。几千人从陕西、江西、湖广、福建、浙江等地蜂拥而来。本来会场在虎丘庙里的大雄宝殿，几千人坐不下，于是延伸到殿外的广场上。

      虎丘大会是复社的顶峰。对于此番盛况，清初的陆世仪在《复社纪略》中发表过了一通感慨，直言“三百年未有”。樊树志的感慨更甚：岂是三百年未有，简直是中国古代“绝无仅有”。在清朝，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搞文字狱，更不可能有这种“盛况”出现。

      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对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科学文化高度赞赏，并写入了他的文章。他在《物理小识》等著作里提及欧洲科学文化的成就，而方以智的三个儿子都拜著名耶稣会士汤若望为师。

      晚明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在他的讲座《复社名士的才情与抱负》中，提到了“对文人态度宽容”的崇祯皇帝。复社一度卷入政治风云，崇祯皇帝下圣旨说：“书生之事，不过倡率文教，无他罪，治无问。”后来有一些官员为复社辩护，他又下了一个圣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樊树志提到崇祯皇帝，再度感慨道：此前的皇帝没有这样的眼光，后来的皇帝也没有这样的眼光。

      即使是今人眼里心胸狭隘的万历皇帝，在郑培凯看来，他的性格只是“有一点点放任，有一点点无为而治”。万历皇帝是主要的决策者，但不管小事。知识分子有谈文论道的空间，培养个人的情趣，寻找精神寄托。

      “文化活动很活跃，政府基本上不太管这些。这时，我们会发现，晚明的开放性就在这里出现了——明代中叶，特别是万历以后，它的开放性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它有经济的支撑，它还有文化的开放，它还有与世界的全面接触。”

      江南文化艺术尤其繁盛。郑培凯告诉记者，明朝是两都治，在北京有六部，有中央政府；南京是陪都，也有一个名义上的六部。当时，大多数对文化艺术有兴趣，而无意求仕者聚集在江南，由此形成良好的氛围。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儒家文化是主体，但承认“主体”，并不意味着死守教条做事。“儒家主体，再加上佛道思想，基督教东渐，共同刺激大家思考——这个时代，一定是非常多元的。”

      不过，晚明读书人勤于撰文，并非都出于“游山玩水，独善其身”的目的，也源于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在时局动荡、山河欲破之际，文化危机感起头。比如《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早年整天风花雪月，等到国破家亡，他回首前程，决定要做“正事”——“他追忆当年的繁华，觉得丧失掉可惜。于是记下来，保留历史。”郑培凯补充道，“他追忆的繁华，不是个人的繁华，而是文明的繁华。”

      读书人的“天下”观

      一般传统的观点，明朝政治是“专制黑暗”的。那么，如此个性多元的知识分子，如何从黑暗年代里“冒”出来的呢？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姜鹏看过书画展后，对黄宗羲所书《致郑梁信札》印象极深，“一下就改变了之前的印象。”黄宗羲作为前明的遗老，自然不服清政府统治，他曾在书中表达“饰巾待尽”。所谓“饰巾”，是一种两端捎带布条的帽子。清军入关之后，强行剃发，明人“生从死不从”：生前无奈剃发随清人，但必须以“明朝人”的身份死去。即使如此，清朝初年，他跟清政府之间也有交往，相互间并不剑拔弩张。

      黄宗羲信札写道，他请人向昆山徐氏借书。徐氏是顾炎武的外孙，但他在康熙朝廷中当宰相。黄宗羲对他的家底心知肚明，自己不出面，请别人去借阅。“黄宗羲和清廷的交往是有策略的，而不是世人想象的‘极端对立’。”

      明朝人流落到清朝，本属“遗民”，内心自然是反抗清朝的。但是，他们又与清朝官员巧妙周旋，这又是何故？“朝代完了，他们（反抗）无济于事，但文化一定要传承。”郑培凯解释，为“文化传承”，王夫之也隐居湖南山中。“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整个民族。再说大一点，人类文化最重要的是：人类文明到底追求什么？”“古代中国人很少突出民族，而始终强调‘天下’。‘天下’是中国人重要的价值观：它不仅是一个空间、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是一种理想的秩序，一个比‘国’还要高的价值体，是人类秩序的一个依据。”复旦哲学学院教授徐洪兴在讲座“明代名士们的爱国情怀”中说道，“古人认为，保卫一个小朝廷，一个小国家，那是当权者思考的问题。但对于‘保天下’，人人有责。 ‘天下’不是指一家一姓的王朝的兴亡，而是指我们中国人生存的这块土地、民族文化的延续。”

      正由于“天下观”的支持，晚明的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表达出宽容态度。“中国人讲‘礼失之而求诸野，近其所学而学之’。所以，中国人吸收外来的东西相对容易——只要比他们好的都学。我们科学技术落后了，就向西方学习技术。我们对生命存在的问题思考不多，就学习他们的科学民主。”徐洪兴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