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高学府的应试教育

     清代沿袭前代，最高学府仍为国子监，其教学机构也分为六堂，所不同的是，清代六堂已无明代有学业层次高低之分，教学完全相同，实际上只是单纯分班而已。那么清代国子监的教学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四书》，作八股文，兼习诗赋，这些内容完全与科举挂钩。您这一听：熟悉呀，这不就是“应试教育”吗？清朝时期，贡监生主要修习《四书》，学作八股文章，兼习诗赋，另外还要学习程朱理学的性理之学、史学《通鉴》和御制《训饬士子文》等等。至于《五经》的教学，专由博士负责，面向全体贡监生。

     简单解释下何为“性理之学”。“性理”二字拆开了，就是“人性和天理”，“性理之学”的理论体系最终由宋儒完成，其最大特点是由人性贯通天理，建构一个统一人格本体与宇宙本体的思想学说。

      下面具体谈谈，清代国子监是如何开展“应试教育”的。

      “大学生”们的课程表

     首先来看看，国子监里的“大学生”都在学什么，课业是怎么安排的。

      国子监肄业生有讲书、复讲、上书、复背诸课程，每月3次，周而复始。诸生每日将读书心得及疑义逐条札记，至3日呈送助教等批阅1次；每日写楷书数百字，至10日呈送助教等批阅1次，逢初一、十五，由助教呈送彝伦堂查验。由博士集会诸生讲经义。教官会讲，须先拟定讲题，敬遵《御制经传》《钦定义疏》之义，务求宣明经旨。讲说后遂由诸生习读讲章，有未能通晓者，可赴讲官处请求讲解，或赴两厢质问求答。每月上旬助教讲书1次，下半月学正、学录讲书1次，兼及《性理》《通鉴》。

      大家注意没有，这里提到了“肄业生”，是指没能毕业的学生吗？非也。清代“肄业”本意为修习课业。古人书所学之文字于方版谓之业，师授生曰授业，生受之于师曰受业，习之曰肄业。

      “大学”成了复习备考的地方

      回忆一下我们的大学时代，一般来说“考试”不再是我们的主题词了。而在清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生们上“大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复习备考。备考什么？科举。怎么备考呢？先来说说，课试。

      课试是国子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测验有每月初三的六堂助教课，每月十八的六堂学正、学录课，试《四书》文和诗赋，因随堂进行，又称堂课。月课在每月初一、十五国子监全体肄业生举行祭孔典礼之后举行，一般是初一由博士试经文经解和策论，十五由祭酒、司业试《四书》文和五言八韵诗，此次考试规格最高，又称大课。每季度举行一次季考，也由祭酒、司业主持。

      实际上国子监的基本学业始终是科举考试内容，而士人读《四书》、写八股文的学习早在做童生的时候可以说就已经大体完成了，剩下的事就是反复练习，巩固加强，以求通过科举考试。

      既然没有新课可教，国子监（及地方府、州、县学）的教学也就是不断地复习和组织模拟考试、预备考试。因此，贡监生本无必要在监肄业，在监肄业不过是谋得一个较好的复习环境而已。就肄业生总体而言，普遍缺乏学习积极性，往往连平时的考课和集体活动也懒得参加，当局只能以考勤和奖惩制度来尽量维持国子监日常教学活动。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规定考课不缺者方准录送乡试，但既然非在学肄业生到时候可以报考，又何必对肄业生加以苛求呢？所以乾隆以后，对旷考课者只给予扣除膏火银的处罚，实际上考勤统计并不严格，制度执行也常有通融，约束作用十分有限。

     上了“大学”就有了当官的资格

      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就在于做官，这一点上，清代国子监学生倒多了些许做官的途径——科举考试之外，还可以通过考职及候补教职等途径实现。

      贡生具有生员身份，遇大比之年，无论入学早晚，通过录科手续即可参加乡试。顺天府乡试专设皿字号，分南皿、北皿、中皿，为各省在京贡生提供举人中额，在原籍的贡生可与本地生员一样参加本省乡试。

     在京应考者由国子监录科，要求当年二月到监肄业（边远省份可延期至四月），六七两月份分批进行“考到”，合格者拨入六堂，进行强化考试训练，八月初录送乡试。另外，贡生比一般生员中举的比例也大得多。如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天乡试，直隶八府生员与考者4000余人，贡监生及官生与考者仅1700余人，中举名额206人，则是各居其半，其优越性显而易见。

     国子监全体贡监生都已拥有做官资格，这是与地方官学生员不同的，所以可以通过考职直接做官。早期考职每年一次，必须入学达一定期限后才能考职，身份高的期限短，反之则长，有具体的规定：凡恩贡生及原为廪生之副贡生须满6个月；岁贡生及原为增生、附生之副贡生须满8个月；原为廪生之拔贡生、例贡生须满14个月，等等。

      授职也以身份高低为别：恩、拔、副贡生考列一等授州同（知州的副手，从六品官），二等授州判（从七品），三等授县丞（知县的辅佐官,正八品）；岁贡、例贡及监生考列一等授主簿，二等授吏目。均在原籍候选。清中叶后可授职位越来越紧缺，雍正五年（1727年），将各类贡、监生允许考职的在监期限定为3年，如有告假及考劣、记过之事，还要酌延期限。乾隆末，因考职后未得官者尚有千余人，暂停考职之举。

      雍正八年（1730年）规定，“恩、拔、副榜、岁贡生，肄业三年期满，使充教职，给发执照，回籍候选”，实际上是把滞留国子监的肄业生打发回原籍，以腾出位置接纳新的肄业生。

      此外，国子监贡生可以到地方官学教书，也属于“干部编制”。虽然国子监贡生任地方官学教职可谓最差的，但毕竟是与其学业相匹配的出路，恩、拔、副贡生可任复设教谕，岁、优贡生及原为廪生之例贡生可任复设训导，但待补贡生多而教职缺少，往往要等二三十年之久才能轮得到。

      总之，除出身贵族之家的荫生自有优越前程外，不走科举之途的贡监生，入仕的出路十分有限。尤其是无生员身份的监生，前途更为暗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仪准，“监生志切正途，查无别故，准其辞监，以原名就应童试”，即从头开始考生员，可见科举被视为做官的唯一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