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室冠礼述评

　　万历年间，神宗因与皇太子及其生母关系不睦，太子的冠礼仪式一拖再拖，虽然在二十九年(1601)勉强行之，但在举行时，又对举行的地点稍加变动。据时任礼部尚书冯琦言：“会典：皇太子冠礼，皆冠席、醴席于文华殿内。今文华殿既为临御遣官之地，则带冠、醴席似不敢设于殿内，不得不移于殿之东序，在皇太子一向讲读之所。亲王冠礼，旧在皇极门之东庑，若皇太子于文华殿东序行礼，则四王之礼不得不移于文华殿之西序”。(17)

　　明代十六帝，由于皇权更迭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能给自己的太子举行加冠礼。实际上，太祖的太子朱标在父亲登基后年龄已长，建文和永乐因称帝的时间问题，也没有给自己的儿子行冠礼。不过，朱棣出于对皇太孙瞻基的喜爱，在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命太子嫡长子，为皇太孙冠于华盖殿”，其仪式与皇太子冠仪相同(18)，”冕服如皇太子，玉圭如亲王”[3]233。给皇太孙行冠礼，这在明朝历史也是绝无仅有的。

　　英宗和景帝受“土木之变”和“南宫复辟”的影响，皇太子亦有更迭。英宗的太子见深(即后来的明宪宗成化皇帝)和景帝的太子冠礼也都受到影响。英宗长子见深，在土木之变发生时，为稳定人心，被立为太子，但至景泰三年(1452)景帝立其子见济为皇太子，见深降封为沂王(19)。景泰四年，景帝在让礼部择新春吉日给自己的太子见济筹备冠礼时，也适时给当时的沂王和英宗次子见清(荣王)行冠礼之仪，以把更换太子的事实再加落实。沂王的冠礼规格很高，“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于谦持节掌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何文渊，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仪铭赞冠，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左春坊大学士商辂宣敕戒”(20)，幸的是，见济太子于景泰四年十一月辛未去世，太子位出现了空缺。

　　宪宗的皇太子祐樘(即孝宗)的冠礼行于成化十四年(1478)三月甲子(21)，孝宗的皇太子厚照(即武宗)的冠礼行于弘治九年(1496)三月乙亥举行(22)。在德无后，世宗以藩王世子继立。世宗的皇太子载垕(即穆宗)冠礼在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乙亥(23)。神宗的太子常洛(光宗)冠礼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一月乙未(24)。上述太子们的冠礼大都因在任皇帝的好喜，礼制多有变更。

　　(三)皇子和亲王冠礼

　　皇子，指在任皇上的儿子；亲王是受封为藩王的当朝皇子或前朝藩王之后，他们都是宗室之后。明代自太祖始实行分封同姓藩王制度，除太子外，皇子到一定年龄都要被封为藩王，皇子受封到封国之后，藩王长子称世子，有承袭藩王封号的权力，藩王的其他儿孙被相应封为郡国、辅国将军和镇国将军等等。明代的藩王宗亲增长迅速，数量惊人(25)，因冠礼乃祖制，故行冠礼之风颇行，不过，见诸史籍的大多是皇子中的亲王或郡王等人的冠礼。

　　《明史·礼志八》不载皇子和亲王冠礼，正德和万历本《明会典》以及《大明集礼》(嘉靖九年刻)载亲王冠礼而不载皇子冠礼。在《明实录》中，我们却发现不少直接以“皇子冠礼”相称的记载。如成化二十三年(1487)五月，“礼部上五皇子冠日及冠仪，一择六月初六日行礼”，即命以“皇子冠礼”之名(26)。

　　洪武元年，先定亲王冠礼的原则，即“如皇太子例”，洪武二十六年(1393)最终确定亲王冠礼的具体仪式(27)。成化二十三年，又对亲王冠礼仪式做了修改。到嘉靖二十八年，世宗的裕王、景王行冠礼时，以及万历五年潞王行冠礼时，其仪式俱用成化二十三年仪式，稍有不同的是“宾自致祝，不用祝官，百官称贺俱吉服”(28)。

　　皇子年十二或十五举行冠礼。据《大明集礼》，亲王冠礼的程式和内容包括：筮日(“前期太常司太史监择日”)、告庙(“遣官告庙，行一献礼”)、冠服(“一加折上巾，再加七梁冠，三加九旒冕”)、加数(“同唐宋，用三加礼”)、宾赞(“前期选礼部太常司官有德望者奏闻为宾赞行事”)、用乐(“天子自为主必当用乐，同皇太子冠用乐”)、醴醮(“三加冠，宾三进爵于冠席前，北向祝，仿唐宋制”)、祝辞(祝辞同唐亲王加冠)、醴辞(与唐宋时相同)、字辞(“行礼临时奏闻取旨，陈设执事并同皇太子加元服仪”)、会宾赞、朝谒(“冠礼毕，内给事引入于御座前。礼毕，内给事引入内朝见皇后，如宫中仪”)、谒东宫(“冠礼，成人之道也，责成人之礼也，将责为人子，为人臣，为人弟，为人少者之行也”)、谒庙(“冠毕，择日谒庙。群臣称贺，会群臣，其礼同皇太子加元服。王府官贺，会王府官，其礼同正旦贺锡宴”)等。

　　皇子或亲王的冠礼由于需要皇帝的批准，其仪式自然也受制皇上的好恶影响。

　　二、明代皇室冠礼特质

　　自先秦时定冠礼之制，迄至明代，虽历经数千年，冠礼的基本程式和要旨大体未变，这也反映了中华传统礼制极强的继承性。然而，毕竟时势变迁，明代的冠礼不乏自己的时代特点，尤其是皇室冠礼在实际举行时，多有变通之处，并非对前代的简单重复。在此，我们尝试对明代皇室冠礼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以勾勒出其主要特征。

　　(一)明朝皇室冠礼与先秦王室冠礼的差别

　　进入等级社会之后，贵族与平民的冠礼差别越来越明显。早期王室的冠礼仪式，史料语焉不详。据《大戴礼记·公符第七十九·公冠》：“公冠，自为主，迎宾，揖，升自昨，立于席。既醴，降自昨。其余自为主者，其降也自西阶，以异；其余皆与公同也。公玄端与皮弁皆辑，朝服素鞭。公冠，四加玄冕。飨之(案：谓飨宾)以三献之礼，无介，无乐，皆玄端。其酬币朱锦綵四马，其庆也同。天子儗焉。太子与庶子，其冠皆自为主，其礼与士同，其飨宾也皆同”(29)。

　　明代皇室成员的冠礼与先秦时期的天子、诸侯的冠礼有明显不同：一是先秦天子诸侯的太子、庶子，其冠礼可能都是自己为主。但明代皇室冠礼，除皇帝加元服自为主外，皇太子、皇子、亲王冠礼都是“天子自为主”。二是加冠次数不同。明朝除了皇帝为一加外，其他皇室成员皆三加。“据《大戴礼记》等书记载，而夏商周时期诸侯行醴礼后自阼阶下堂，加冠的次数为四次。天子则为‘五加’，是在诸侯‘四加’的基础上，再加衰冕。当然，普通百姓一加绷布冠也就足够了。”[1]167-168三是冠礼地点有异。先秦王室冠礼皆行于祖庙，而明朝王室皇帝、皇太子皇子行礼于奉天殿，皇太孙行于华盖殿，亲王行于王邸。最后，用乐问题。戴庞海在《先秦冠礼研究》中强调，先秦冠礼是否用乐问题，“长期以来都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可以用乐，有人认为不可以用乐”[1]132-133。由于《大戴礼记·公冠》中明确地说：“飨之以三献之礼，无介，无乐，皆玄端”行礼不用乐，至少可以说用乐是不普遍的。明朝的皇室冠礼大都是用乐的，甚至到了“无乐不行礼”的地步。

　　(二)不同皇室成员冠礼的异同

　　皇帝、皇太子和亲王等，由于政治地位的不同，其冠礼有明显的区别。结合《大明集礼》《明会典》《明史》和《明实录》中所记的各项仪程，皇室成员冠礼的席位、冠服、宾赞者、祝词、醴词等均不相同，这种不同就是为了反映等级的差异性。

　　(三)皇室冠礼与品官、庶人冠礼的区别

　　洪武元年，明太祖颁布皇室冠礼时，同时颁布了品官和庶人冠礼之仪，“纤悉备具”，只是品官百姓行冠礼者不多，“自品官而降，鲜有能行之者，载之礼官，备故事而已”[2]1380。即便各地有行冠礼之法者，也多简略从事，且呈现不同的地域特点[4]420-421。不过，就制度本身的规定而言，皇室冠礼之隆重和繁琐显然是官民冠礼所不能比拟的。

　　第一，三加之冠不同。品官冠礼一加缁布冠，再加进贤冠，三加爵弁。庶人冠礼一加巾，再加帽，三加僕头。皇室冠礼所加之冠如上所议。冠的级别随着冠者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不同，体现明显的贵贱之分。

　　第二，行礼地方不同。皇帝、皇太子、皇子行礼于奉天殿，皇太孙行于华盖殿，亲王行于王邸。品官庶人行于家中正堂或祠堂。

　　第三，宾赞者的差异。皇室冠礼宾赞者都是朝中地位很高，德高望重之人。品官和庶人冠礼的多是本地或本旗德高望重的亲长祖人等。

　　第四，拜礼对象不同。皇帝冠礼结束后拜见皇太后；皇太子冠礼后拜见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子如皇太子仪；品官冠礼后拜见诸亲；庶人冠礼后拜见父母、见乡先生及父之贽友。

　　第五，冠礼规模不同。皇室冠礼规模比较宏大、隆重，各种礼仪比较繁琐，礼制比较严格，且礼仪用品主要以金、银、玉等上等品为主，涉及人员也比较多。士庶冠礼相对来说规模较小、礼仪礼制也没有那么严格，礼仪用品简单，涉及人数也少。且皇室冠礼用乐，品官和庶人冠礼都不用乐。

　　三、皇权运行的工具

　　行冠礼在明代皇室成员中相当流行，原因是礼在皇权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洪武年间重新修订的冠礼，主要是运用于皇室亲族。由于皇权运行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皇室成员在举行冠礼时，虽有严格的制度，但没有拘于固定的年龄、程式、地点和内容等。以年龄为例，虽然《明会典》谓：“太子皇孙年十二或十五始冠”，许多皇室成员都没有遵守这一时间规定，究其原因，大多与皇权的影响有关，具体而言，是与皇帝、皇太子特殊的身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