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榆林

2013-10-17 15:41:31 来源：榆林文明网已浏览次

　　1943年1月中旬，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为了加强北线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调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1943年2月，习仲勋到任。

　　绥德地区位于陕西北部，北拒榆林国民党统治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北线屏障，东濒黄河与晋绥边区隔河相邻，南接延属分区与党中央及边区政府唇齿相依，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地委、专署所在地绥德城是汾（阳）银（川）公路与西（安）包（头）公路的交会处，商贾云集，经济发达，有陕北“旱码头”之美称，因其地理位置重要，素为兵家必争之地。

　　抗战前期，国民党统治者妄图独霸该区，截断中共中央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曾多次挑起事端，均被绥德分区军民粉碎。1939年8月，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进驻绥德地区，经过激烈斗争，于次年2月，将国民党顽固派“摩擦专员”何绍南赶出绥德，巩固了绥德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也保证了陕甘宁边区北大门安然无恙。

　　习仲勋上任后，领导绥德地区军民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领导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开展整风运动、进行精兵简政、策动横山起义和领导土改运动等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一、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0年至1942年，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边区各地连续3年自然灾害，以及边区部队、机关、学校脱产人员剧增，使边区经济陷入了异常困难的境地。为了战胜困难，求得生存与发展，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号召在边区开展全民大生产运动。1943年，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确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工作方针。

　　习仲勋到绥德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地委、专署领导认真讨论绥德地区的财经问题。并召开了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传达边区“高干会议”精神。会上，习仲勋就绥德地区财经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3月14日，习仲勋带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一行8人，下乡考察调研绥德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工作。他边走边看，边提问题，鼓励各级干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并结合实际，提出发展地区农业生产的措施，制定改进农业耕作的方法。同时，就成立妇女纺织小组、发放农业贷款、改造二流子、理顺土地租佃关系、组织群众移民等问题讲了意见，作出重要批示。

　　经过反复调查，习仲勋对绥德地区有了全面了解，由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绥德分区所辖6县（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吴堡、子洲）虽为革命老区，但自然条件相当差，辖区内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人民生活贫困，且可供开发的荒地极少，如果采取延安、陇东等地区那样组织人力大规模开垦荒地来增加粮食、棉花产量的办法必然难以收效。习仲勋认为要提高绥德地区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关键是要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组织劳动力，改变靠天吃饭的老办法。

　　春耕前夕，习仲勋一行人来到绥德县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桥村，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郝家桥村。多年来，郝家桥村在村主任刘玉厚的带领下，在有限的土地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生产，并通过精耕细作、改善土地条件、选择优良品种提高单产等办法，使农业生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郝家桥”的出现，使习仲勋思路顿开：绥德地区只有采取郝家桥的办法才能将农业生产搞上去。于是，他帮助刘玉厚认真总结郝家桥的经验，并召开地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刘玉厚和郝家桥的生产经验。通过“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很快便在绥德地区掀起了大生产热潮。

　　与此同时，地委、专署号召全区广大干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走出机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群众克服困难，开展生产。规定上自地委书记，下至机关干部都必须参加农业生产、纺毛线等劳动。这样既为群众树立了典范，受到群众的好评，又基本上解决了干部自身生活困难等问题，将过去机关干部生活办公费用完全依赖地方政府改变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1944年，大生产运动在绥德地区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周密的生产计划，其中包括在农村普遍成立变工队，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工副业（城市发展商业）及劳动竞赛等。通过一系列措施，到年底，在人多地少的绥德地区，已基本做到了丰衣足食。

　　因大生产运动的成功开展，年底，绥德地区的70余名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习仲勋从郝家桥蹲点调查开始，就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与刘玉厚、郝玉亮、刘老婆等农民朋友数十年的亲密交往和友谊更是感人至深。特别是刘玉厚，他是在习仲勋的关心和帮助下，在大生产运动中成长和涌现出的全边区特等劳动英雄。1949年9月，刘玉厚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被推选为会议八十九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1950年，作为全国特等劳模出席了第一次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1942年5月23日，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1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新年献词》指出：发展生产，加强教育是1943年的中心任务。面对形势的发展与要求，刚上任的地委书记习仲勋非常重视。1943年鲁艺文工团到绥德地区演出，极大地推动了绥德的文艺宣传活动。绥德地委和专署当即决定成立绥德分区文工团，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调集了一批男女中学生，在鲁艺调来的几位专家的指导下，文工团的创作演出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习仲勋在全面抓好文化教育工作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开展办冬学工作。在办冬学的过程中，习仲勋十分注意典型示范作用。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子洲县周家圪

　　村办冬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推广经验，提高办冬学质量，他撰写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客观总结了周家圪村办冬学的经验，阐述了开展冬学运动的方向，并迅速在全区进行推广，为推动绥德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艰辛的努力，绥德地区的冬学工作发展很快，1943年共办905所冬学，参加学习的干部有20715人。有县办冬学，区、乡办冬学，其中50个区，每区一所，322个乡办644所冬学。可以说冬学遍地开花，人人都可随时学习文化知识。

　　三、重视统战工作

　　习仲勋在担任绥德地委书记时，正是边区各地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三三制”民主选举时期。作为有较长时间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他深知政权建设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1943年6月，习仲勋在绥德会见了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邓宝珊向习仲勋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表达了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不满情绪。习仲勋听后，为邓宝珊深明民族大义的精神品质所感动，由此也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交往。

　　1944年秋，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要求新生政权的工作人员时刻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习仲勋还经常提醒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对中共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政权的建设。每逢参议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还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

　　由于习仲勋领导的绥德地委模范地执行了党中央所制定的“三三制”选举原则，使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如李鼎铭、安文钦、刘绍庭等走进政府机关并担任要职，使绥德地区各级政权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也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投身到边区的建设中。

　　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

　　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运动，这是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2年冬，整风运动在学习文件、检查工作的基础上进入个人反省、干部鉴定阶段，开始初步审查干部。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名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将已经出现错误苗头的审干工作继续推向歧途。历史证明，所谓的“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审干期间发生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对此，习仲勋因为有过在陕甘边区的错误“肃反”中无辜遭到迫害的痛苦经历，在干部问题上始终保持审慎态度。到绥德地区后，又对当地复杂的政治环境做过调查，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思想清醒，态度谨慎，始终强调实事求是地开展审干工作。他认真传达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普遍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和风细雨”式地教育干部，对有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启发他们向党组织讲清问题，不隐瞒错误和历史问题。

　　鉴于绥德地区高层干部较多、外来干部较多、民主人士较多、通过统一战线工作而保留在抗日政权中的旧人员较多的实际情况，习仲勋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绥德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请示和汇报整风审干工作。安志文来到延安时，“抢救运动”已经在延安蔓延开来，西北局领导请来了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一起听取汇报。安志文向西北局领导汇报了习仲勋的意见，特别强调绥德是个新区，政治较为复杂，干部又来自四面八方，究竟如何进行审干，请求上级给予指示。不料，同时听取汇报的康生无端指责绥德地委对敌情重视不够，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无中生有地说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水萝卜党”、“外红内白”等等，催促绥德地委也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运动”。这样，“抢救运动”的浪潮蔓延到绥德。绥德地委、绥德师范和抗大总校等许多单位都被卷入其中。后来，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德地区的上空。仅绥德师范就搞出“特务”多达230人。

　　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习仲勋对于“左”倾错误有着切肤之痛，眼前这场“抢救运动”的混乱场景，不由得使他想起1935年错误“肃反”时手足相残的痛苦场面，这使他心中极度震颤和焦虑不安，从而对这场“抢救运动”由疑惑到抵制，采用大会报告和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诚、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习仲勋还致电党中央和西北局，建议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错误偏向。

　　党中央逐渐发现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问题，不断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最后决定停止运动，进行甄别。

　　五、甄别纠错

　　“抢救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果极为严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各地整风延长到1944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甄别工作，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

　　绥德的整风审干运动也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7月，他在枣园约请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谈话，询问了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作了重要指示。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审干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到绥德，对习仲勋等地区领导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进而搞好甄别工作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决定，先从“抢救运动”情况较重、问题较多的绥德师范学校开始，找一些党员骨干、学生代表到地委谈话，帮助总结运动中出现偏差的经验教训。再由这些骨干分头对审查对象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对待已出现的问题，共同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

　　为了挽回由于“抢救运动”在学生家长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习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征求意见，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做安抚人心工作。他还召集了有学生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三千人大会，进一步宣讲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基本原则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精神，特别强调“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政策。此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正轨，对全地区的审干整风运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进入甄别阶段以后，习仲勋更是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废寝忘食，竭尽心力。他说：“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亲自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谈话，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为了彻底搞好甄别工作，经习仲勋提议，绥德地委举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参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在学习班下设了一个甄别小组。习仲勋到学习班作了动员讲话。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和必要的内查外调，为每一个审查对象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为作了假坦白的人公开平反。在“抢救运动”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暂挂了一段时间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当时的运动也波及部队，习仲勋还陪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一起到绥德警备司令部做部队甄别平反工作。

　　六、减租减息

　　中共中央减租减息政策的提出是在1937年8月，但绥德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由于抗战前一直存在着双重政权，加之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断捣乱破坏，一直未能广泛开展起来。1942年下半年起，针对绥德地区人多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被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广大农民无地可种，只得承受高租重税和高利贷盘剥。在此情况下，绥德地区按照党中央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的指示精神，开始了减租减息工作。

　　开始，减租减息工作在绥德进展并不理想。1943年，习仲勋担任地委书记后，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加大了减租减息的工作力度，并发展成为普遍的群众运动。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减租会等，团结农民推动“双减”运动的全面开展。这一年10月至12月，仅据绥德县6个区、米脂3个区、子洲5个区、清涧3个半乡及佳县个别村的统计材料，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31732.82石，退租1842.73石，并且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1943年以后，绥德地区地主把全部土地的50%—80%卖给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由集中达到分散。

　　为了正确贯彻党中央及边区政府的双减政策，防止过左行为的发生，习仲勋经常教育基层党政干部必须在严格掌握政策的情况下开展此项工作，并定期组织人员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双减工作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活条件，也照顾了地主富农的利益，使抗日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七、策动领导横山起义

　　1946年6月毛主席召见了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给他亲自部署了一项任务：策动横山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使边区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事关保卫延安，意义重大。

　　7月初，习仲勋召开西北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谈话精神和党中央北线作战意图，并分析了形势，确定策动胡景铎为起义对象。

　　当时，国民党在榆林驻军中有胡景通、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三人，分别担任重要职务。胡景通、胡景铎同为爱国将领，是胡景翼的胞弟。胡景通任国民党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铎为副指挥官。胡希仲任晋陕绥司令部参议，是胡景翼的儿子。胡景铎、胡希仲都是习仲勋在立诚学校的同学，交情颇深，虽身处不同阵营，但一直保持着长期的秘密统战关系。

　　习仲勋为争取胡景铎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他特意将与胡景铎、胡希仲为同乡同学关系的师源由关中分区调到绥德地委任统战部副部长，专门从事对胡部的统战工作。师源先后两次进入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驻地，同胡景铎接洽，转达了习仲勋的意见。同时习仲勋派出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一起赴榆林同胡希仲会面，了解掌握榆林国民党上层人士情况。习仲勋介绍中央特批胡景铎为无预备期的共产党员，并由胡介绍，西北局习仲勋主持讨论批准了该部一批积极分子入党。习仲勋还抽调延安、绥德两分区的40多名党政干部进入驻波罗堡、石湾等地的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9月中旬习仲勋指示已到绥德的范明持他写给胡景铎的密信，赴横山波罗堡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面见胡景铎。范明向胡传达了党中央和西北局意见，一同商定了行动方案。习仲勋仔细审查了行动方案并和范明一起到枣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批准了方案。

　　10月13日解放军配合起义部队发起榆横战役，解放了无定河以南30多个城镇、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和榆横政务委员会先后成立。

　　八、领导土改

　　1947年9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收复了绥德地区米脂、佳县、绥德、清涧。习仲勋、林伯渠即率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西渡黄河驻扎绥德义合镇一带。义合镇薛家渠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驻地。

　　11月1日义合会议召开，与会人员922名。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改和整党工作。义合会议在反右倾时防左不够，批判了一些分区党政军领导，甚至提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会议气氛火药味很浓。会后各分区、各县召开了会议。“左”的做法在各地蔓延开来，个别地方很严重。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史称“十二月会议”。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向毛泽东汇报了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方面的工作情况，谈了对土改政策和形式发展的看法。

　　1948年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之后的第七天，习仲勋就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的信，如实报告了边区各地在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偏差问题及其造成的危害。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规进行，少犯错误”。1月5日，习仲勋到子洲检查工作，停留了9天，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1月19日，习仲勋再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去电“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并据此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2月8日，习仲勋第三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去电，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也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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