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故宫开除的鉴定大家:收藏家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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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

 

  今年,关于故宫的新闻很多,从5月份热闹一时的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到8月份尘嚣再起的哥窑门、瞒报门、私拍门及清宫旧藏木质屏风被水泡,围绕故宫博物院的“扒粪”运动持续升级,神圣、神秘的故宫正在失去往日的光环。

 

  人们追问,现在打理故宫的都是些什么人?而我想起的却是一位多年前被故宫开除的人——王世襄。

 

  记得上个世纪末,刘廼中先生向我推荐两位文博大家写的书:朱家溍先生的《故宫退食录》、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

 

  前一套我读的很溜,它有故事性;第二套读的很诌,许多领域是我陌生的。

 

  我喜爱收藏有年,凡是与收藏沾边的都要认真去学,我在认真梳理两位先生的人生轨迹时发现,两位文博大家都被中国第一大文博单位——故宫博物院开除过,只不过朱家溍后来被请了回去,而王世襄却拒绝了邀请。

 

  那么,王世襄与故宫之间有怎样的恩怨情仇呢?

 

  王世襄与故宫的关联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1941年11月,刚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不就的王世襄,辗转到了战时陪都重庆,他首先来到重庆南岸海棠溪的故宫博物院办事处,求见父亲的老同学、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表达自己想为故宫工作的愿望。

 

  可当时的南迁文物分别藏在四川乐山、峨眉山和贵州安顺的山洞里,无法进行正常的整理、研究工作,而王世襄又不愿坐在办公室应酬,所以他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跟随故宫博物院原文献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

 

  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首先抓住了这个重点。

 

  1946年2月25日,王世襄在中山公园董事会宴请了当时北平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

 

  当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据王世襄后来撰文回忆,一年中,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余件;收购郭禅斋藏瓷二百余件;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约二百件;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一千八百余件;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银行的一批文物。这些文物绝大部分都移交给了故宫。

 

  他还被派往日本,费尽周折追讨回107箱被劫掠的善本图书。在450个日日夜夜里,他为追回文物奔波忙碌,可后来,他不但没有因为这份历史功绩受到表彰,反而蒙受不白之冤25年之久。

 

  1946年7月10日,王世襄开始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其后,受故宫委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记录下诸多重要流失文物。1948年8月回国,1951年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

 

  在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中,王世襄与马衡院长和朱家溍先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由于他有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成了运动中要打的“大老虎”。在办案人员眼里,作为“接收大员”,难道还有不贪污的?

 

  他先是被关在故宫东岳庙,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审查进行了一年多,最后证明了他的清白无辜。

 

  王世襄在关押期间得了肺病,“取保释放”后,故宫却开除了他的公职。

 

  后来他进了民族音乐研究所,1954年,故宫想调回王世襄,被拒绝。

 

  我没有听到过王世襄诋毁故宫的话,但可以想象得出,一个视文物为第二生命,对故宫曾以终身相许的人被无端猜疑、审查,最后撵出故宫,内心会是多么的悲凉,你爱故宫,故宫爱你吗?

 

  故宫开除了王世襄,使故宫失去了一位学贯中西、精力充沛、业务娴熟、甘愿奉献的领军人物;故宫开除了王世襄,却给中国、给世界逼出一位独一无二、百科全书式的民俗文物、文博大家。

 

  人们都说王世襄爱玩,并送给他“京城第一玩家”之美誉。

 

  少年时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弄鸽子、耍大鹰、捉兔、逮獾;成年后玩书画、雕塑、金石、建筑、家具、乐器、漆器、匏器、竹刻、铜炉、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等,由“玩”而成“学”,最后成为一代大家。

 

  黄苗子先生说他是“玩物成家”,启功先生则称赞他是“玩物壮志”。马未都先生说他:“王世襄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出身上层社会,却关注社会底层的乐趣,这在中国文人里是不多见的。”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我觉得,他的这些“玩”是被逼无奈之举,是离开故宫之后内心痛苦的一种释放。

 

  王世襄离开了故宫博物院,甚至远离了主流意义上的文博界,他不再有机会接近那些他钟爱的文物,但他却割舍不了自儿时开始的爱好。

 

  王世襄出身豪门,他的祖父是前清官员,官至工部尚书,是收录于《清史稿》的人物;他的伯祖是光绪三年的状元,徐世昌和梁启超都是其门生。

 

  他的父亲王继增曾留学巴黎政法大学,后在前清和民国政府里从事外交工作,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他的母亲金章1902年留学英国,学习西洋美术,后成为着名的花鸟画家。

 

  他的大舅金城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四舅金西厓虽然大学学的是建筑,但最终却成为一代竹刻大师,“海上画派”的吴昌硕、吴湖帆等名家对他赞许有加。

 

  可以说,王世襄的家族为他在儒学礼教方面提供了精神出处,而母亲家族中则为他提供了巨大的艺术基因。

 

  儿时的王世襄调皮好动,喜欢的是养鸽子斗蟋蟀,为了锻炼身体,也拜前清宫廷里的“扑户”学摔跤。而这些人又喜欢养鹰捉兔挈狗捉獾,于是他又爱上了调教鹰狗的游艺。

 

  他的父亲曾是外交使节,很早就知晓了外语的重要,因此王世襄被送到美国人在北京办的美侨学校读书,学成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童年是无敌的,他日后的研究多来自小时候的积累。

 

  在燕京大学读国文专业的时候他是尖子生,所以于鹰犬蟋蟀的玩性就更大了,揣着蝈蝈进课堂是他最有名的段子。而和一个异常迷恋中国古典家具的德国医生的来往,为后来研究明清家具埋下伏笔。

 

  离开故宫之后,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开始收藏、研究明清家具、鸽哨、竹刻、葫芦等。在风起云涌的时期,“不问政治”的他常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

 

  他待人谦恭,跟底层人打交道非常多,因此许多民间的工匠也愿意跟他交流,把技巧告诉他。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着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

 

  在离开文物岗位的整整十年中,王世襄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坚持文物研究。诸如《髹饰录解说》一书的撰写,明式家具实物、技法、文献材料的收集,清代匠作则例的访求、整理、汇编等,都是这十年中惨淡经营、点滴积累而成的。

 

  王世襄觉得离开了故宫,离开了这是非之地,自己就可以安宁了,可以研究自己的藏品,专研自己的“偏门”。

 

  可是不久,“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冲进他家的四合院,推倒葫芦架,拔起葫芦秧,砸碎盆栽花卉,临走在他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王世襄站在一片狼藉的院子当中,他知道自己手中的家传之物和平素收藏是躲不过劫难的了,于是“自我革命”,主动向自己单位“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提出了“抄家”申请,1966年9月2日,古玩、字画、图书、家具等大批财物都被抄走。

 

  我在《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中见到过这些查抄清单和后来的返还清单,清晰而详细。正是这个“自觉行动”挽救了他的绝大部分收藏,使大批宝物得以整体保存下来。

 

  在他下放湖北改造之时,被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文人雅士雅集之地芳嘉园,一下子拥进了八户人家,私家小院顿时成了一座大杂院。

 

  改革开放以后,他用十年时间跑房管所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让小院里住户减少到三家人,但最后还是因为不堪其他住户敲铁皮噪音之苦,被迫搬离。

 

  1998年,香港友人庄贵伥为纪念父辈,愿出资购买王世襄将珍藏的明清家具,捐赠上海博物馆。王世襄开出的条件只有一个:这《明式家具图录》上的80件家具,要一件不留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而自己只要十分之一的钱——够在北京城买得起一套公寓就行。

 

  随后,王世襄便从芳嘉园搬迁到了迪阳公寓。不久,芳嘉园先于它的主人在京城消失。

 

  王世襄先生在传媒与大众里走红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而后来的收藏热、传统文化热更是将先生的声望推向又一个高峰。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但王世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学者,他的着作专业性都非常强,但是,他研究的基础是兴趣。

 

  他的专业水准是在常年的兴趣中、在不断赏玩的过程中点滴积累起来的。

 

  王世襄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清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他注重长期的实践考证,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迄今为止已写出专着10余部,论文90余篇。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着名翻译家杨宪益曾经为这位多年至交赋诗一首,短短四句,道出了王世襄最精髓的人生故事。

 

  2003年10月29日,王世襄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

 

  同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开槌拍卖“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所拍都是王世襄将夫妇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精心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文物精品。

 

  王世襄在收藏这些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点点滴滴集腋成裘,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精力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

 

  这些藏品几乎每件都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动人经历,王世襄把它们一一着录于《自珍集》中,取敝帚自珍之意,将其中故事娓娓道来,令读者观之心动。

 

  有收藏家说,俪松居藏品如到了常人手中,如无《自珍集》的诠释,其市场表现定会大打折扣。当然,收藏家们收藏的还有一份王世襄、袁荃猷在文物界、收藏界特有的人格魅力。

 

  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对待文物的看法都是聚散有时的,而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

 

  记得王先生曾坦言:“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

 

  这可谓是一个文物家、收藏家的大开悟、大智慧和大境界。也正是因为王世襄的豁达,这些藏品也有了更多的前世今生。

 

  2009年6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王世襄先生“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而此时,先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无法接受任何荣誉了。

 

  2009年11月28日,这位被故宫开除、自学成才的文博大家,这位穷其一生玩得专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尽兴而去。

 

  “不论我受到何种冲击,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污蔑,我坚决要求自己坚强、坚强、再坚强,只要活得长一定能笑到最后。”

 

  “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着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的胜利。”

 

  先生的话语在每一个爱他的人心中回响。

 

  闻听噩耗的香港作家董桥连连摇头,“这样的老人,以后没有啦,没有啦”。

 

  王世襄先生离去两年了,带走了他的故宫复杂的感情。先生决不会想到,在他离去后,故宫接二连三出丑,名誉扫地,颜面尽失,多年的管理弊端一一显现。想问九泉之下的先生,您还爱故宫吗?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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