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侯：甘钻冷门 勇挑重担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的学生看来，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年近九旬的恩师是最贴切的。退休后的朱绍侯依然关注学术动态、研读文献、笔耕不辍。

　　选择拓荒开辟中国古代制度研究

　　与历史学研究结缘，对朱绍侯来说既是必然也是偶然。“我少年时代就爱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历史演义小说，对中国古代历史有着浓厚兴趣。”1948年，朱绍侯考入东北大学教育系，第二年转入东北师范大学时，因该校当时没有教育系而转入历史系。1954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朱绍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研究生。

　　半个世纪以来，朱绍侯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索，尤其为学界称道的是他关于中国古代军功爵制、户籍制度、治安制度等的研究著述。“我刚接触这一领域时，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冷门’。”20世纪50年代，封建土地所有制、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在中国史学界较为热门，朱绍侯选择了一份拓荒工作。

　　朱绍侯在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的过程中，经常遇到有关赐爵的问题。有关史书中记有二十级爵制的名称。爵位和官职是怎样一种关系？它有着怎样的产生背景、演变缘由及作用价值？这些问题激发了朱绍侯对秦汉时期军功爵制的研究。

　　在此后的40多年中，朱绍侯完成了《军功爵制初探》、《军功爵制研究》、《军功爵制考论》三本专著，不断深化对军功爵制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所起作用的认识。“从秦朝到汉初，军功爵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军政制度，这种制度是在反对西周带有世袭性质的五等爵制和世卿世禄制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西汉中后期，军功爵制逐渐衰落，因此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对其记载很少，后世对此也很少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秦汉简牍不断出土，这为朱绍侯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他根据秦汉简牍提供的新资料，进一步解决了军功爵制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进而丰富了学界对秦汉社会特性的研究。

　　编撰教材培养历史研究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面恢复历史学科研与教学之际，“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材编写被提上日程。1978年，山东大学、山西大学、西北大学等十所院校合作编写《中国古代史》，一致推选朱绍侯担任主编。该著作成为此后学者进入中国古代史学科的第一本教材。

　　在编撰这部教材以及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上，朱绍侯投入了大量精力。朱绍侯回忆说，当年编撰教材时在很多问题上争议很大，比如说如何认识历史发展的动力。此前很长时期，学界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会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朱绍侯和一批学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刻分析和讨论，首次在教材编写中提出应以经济发展为历史主线。

　　除此之外，朱绍侯等提出的重视少数民族历史、充分反映考古学发展新成果等编撰思想都在这部教材编写中得到了体现。教材试用本于1979年出版，1982年作为教育部推荐教材正式出版，被多所学校采用。

　　时代发展向创新历史学学科建设提出要求。2005年，命名为“中国古代史教程”的新教材编写会议在广州召开，时年80高龄的朱老再次挂帅。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八所高校教师参与编写，该著作在指导思想与编写体例上都对传统古代史教材编撰方式进行了较大创新。朱绍侯召集教材编写人员进行充分沟通。他说，在集体编写教材中，要想写出观点一致、逻辑统一、风格一致的作品，必须充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