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主持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及其后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和出版。正是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确立了殷商文明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并为它向史前的延伸、为中国民族文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李济具有人类学家的眼光，这对他的考古学成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学术之路：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

      1896年出生的李济，于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获得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一年后得到心理学文学士资格。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的研究生。他在写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过程中，涉猎了许多人类学的著作。在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博士，当时他是人类学研究所唯一的外国留学生。

      李济发表在《中国留学生月刊》上的文章《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引起了哲学家罗素很大的关注，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引证了李济文章中的两段话。李济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族的形成》。经过数年的修改，于1928年在哈佛大学作为专著正式出版。

      1923年夏，李济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4年夏季以后担任了文科主任，并开始田野考古。

　　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同执教鞭，被称为“五星聚奎”。李济本已在南开担任两年教授，但由于他还要参加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在中国考古发掘队的工作，不能按教授的要求“常川驻院”，故“暂任讲师”。他讲授了“人文学”(当时对人种学或民族学的译法)、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等课程；指导学科范围为“中国人种考”。他还兼任历史系教授，并从1926年第一学期起担任国学研究院和历史系合办的考古学陈列室主任。

　　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这是中国考古事业和现代考古学发轫的标志，李济因此而获得“中国考古第一人”之誉。1928年底，李济应蔡元培和傅斯年之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考古组组长，翻开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李济在《安阳发掘之回顾》一文中说：“安阳发掘所获得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通过殷墟遗址的发掘，发掘出来大批中国最早的文字材料，并加以科学的裁判；对出土的大量实物，与早期的没有文字记录的史前实物(如陶器、石器等)做一种比较研究；又有部分，可以与晚期即殷以后周秦历史期间的实物(如青铜器、玉器等)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说，殷墟的发掘，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它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系。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李济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提出“史家四境界”说

　　李济不仅在考古学领域取得重大建树，还对史学家应追求的境界进行了系统总结。

　　第一个境界：他主张以全部人类文化史为背景来建设中国的历史学，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点，也是一个搜求历史资料的新路线。由此出发达到的第一个境界就是：“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遍地都是黄金，只要有人拣”；“若把中国历史当作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处理，垃圾堆里也可以找出宝贵的史料出来”。李济说，从一堆枯骨、一片碎陶到完整的钟鼎彝器，从最落后地区的陋俗到最文明社会的高尚礼节，从穷乡僻壤的土语到最时髦的演讲词，都是史学家的原始资料。

　　第二个境界：“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应该以自己动手动脚为第一义。”因为从废墟中拣取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自己亲眼看见的资料更可信赖，自己找到的更有研究兴趣。

　　第三个境界：“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他认为，史学家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处理真材料，如何安排真材料需要职业上的胆量。原始资料遇到有勇气的人，才可以相得相辅。

　　第四个境界，就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境界。李济认为，用作证据的材料，唯一可以避免矛盾的方面，是证明资料本身存在的真实性。若能达到这一目标，其他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说：“对于一切研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工作者来说，这里所提的境界观，实不亚于当年王静安先生为做‘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指出的三种境界。”

      永远的“人类学情结”

　　李济的学生夏鼐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李济……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李济是考古学界的人类学代表。

　　李济是最早将近代科学考古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使用了西方的考古方法和观念，并用这些方法和观念去培养众多的同事和学生。他接受了西方提供的技术和观念，力求在世界背景下观察和思考中国。

　　李济认为：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现象，才能得到(就中国学术发展现阶段而言的)有意义的结果。1939年6月，李济在云南民族学会做了一次关于民族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法问题的学术讲演，题为《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他分析了在对不同民族文化进行比较时如何使工作取得最大程度的可靠性的问题。他认为，应当以人类全部文化为目标，不应把自己的民族文化放在固定的(拔高的或压低的)位置上，而是从利用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习惯着手先来研究自己的文化做起。

　　李济受过专业的体质人类学训练，具有人类学家的眼光，这对他的考古学成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只有体质研究的资料，是研究世界人种问题所需要的最正确的资料，更可以用作分析各民族历史中的若干趋势。”“人类的文化是累集的。人类所经验的最现实的一件事实，就是在这累集的过程中，无论他的智慧发展到多高，他必须借重环境的资源所供给的材料，然后他的智慧才能得到发展。”“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

　　1951年，李济撰写了《从人类学看文化》。李济在给张光直的信中说：“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他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科学标准。他对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怀有一种纯挚的热忱，并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令他的后继者渴望达到而又难以企及的榜样。”“在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时候，李济先生便以一个‘人类学者’的地位，也就是以一个着重比较兼顾各科的地位，而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家的地位出现了。”

　　同出自李济门下的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说：“……由于全人类是他研究的背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可以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诚实的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在李先生之前作(中国)考古的都是外国人，李先生确是国人中第一个作中国考古的人，深受我的景仰……”

　　李济是奠立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无愧于“中国考古学之父”的称号，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界的中坚力量。他的研究视野和境界，给我们以良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