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的呼唤——纪念汪庆正先生

      千年的情怀

      1987年4月3日,法门寺唐代地宫后室在它上方的天顶部展现出无尽的金碧辉煌。4月9日,地宫的第一道门打开,人们走下尘封1113年的地下玄宫。其后的考古发掘使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和大唐王朝数千件供佛珍宝得以重见天日,震动世界。其中,在地宫第四道门前面的十三件“瓷秘色”器与第二道门前的《物账碑》记载完全对应,证明这就是大唐王朝御用而千年不见的秘色瓷。加上地宫第四道门的门槛之上与这十三件一模一样的八棱瓷瓶,十四件秘色宝器作为法门寺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扬播海内外。但是,对于它的真实内涵,年轻的法门寺博物馆只是把它陈列出来而并未涉足。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保管部办公室见到了满头银发汪庆正先生。他无限深情地端详着秘色宝器,大半天里抚摸、深思,然后又盯着这一件一件晶莹如玉的盘、碟、碗等。我很难说出他抚摸时的手势、沉思时的神态和两眼盯着时的那种奇光异彩。临走时,汪先生又一件一件揣摸了保管这些器物的囊盒,说:“金科同志,国之重宝啊!”

      谁能想到,几天之后,上海博物馆几位专家径直来找我,说汪先生安排他们专程到法门寺,为的是将我馆保管十四件秘色瓷的囊盒重新制作,将原来的硬囊重新制为软囊,让秘色宝器舒舒服服躺在里边。他们做完就走,不让接送,不让招待,不收一分钱的费用。这件事使我大为震撼,一头是法门寺博物馆,一头是上海博物馆,千里之隔,比一家还亲,汪先生的文化情怀和人格魅力在法门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师的风采

      这件事到此只是个开头。1992年初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汪庆正先生召我到上海。记得是在建国西路上海科学院的招待所,我与浙江省文物局陈文锦局长、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朱伯谦先生和马承源、汪庆正先生坐在一起。汪先生讲:“马承源先生想召集一个关于越窑·秘色瓷的国际学术会议,请大家一起商量。”经过商量,由陕西省文物局(主要是法门寺博物馆)、浙江省文物局和上海博物馆三家筹备召开一次新的古陶瓷学术讨论会——95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说实在的,学术筹备主要是上海博物馆,我们只是带论文、送器物罢了,他们组织这次海内外空前规模的学术会议,确是费尽心力的系列工程。对这次学术会议的初衷,汪先生讲:“1992年10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哥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内外古陶瓷研究领域中曾产生过较大影响,而新的讨论会也应该选择一个具有相当学术讨论价值的重要课题。在许多课题中,秘色瓷的学术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由于秘色瓷的名称只见于文献,传世及出土实物中很难准确地分出那些是秘色瓷,因而,有关越窑和秘色瓷的许多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存在着争议。由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器是与同出土的《衣物账》对号入座、经大唐王朝供佛的秘色瓷,它的问世,使世人初次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典型的秘色瓷,解决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也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对秘色瓷认识的争论,出现了不少新的观点。”我不懂瓷器的学术文化,但我深切地感到,汪先生是要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和更高的层次上,把秘色瓷的历史画卷展开。这样以来,秘色瓷从法门寺走到上海,走到海外,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将大放异彩,这就是上海博物馆的国际学术舞台,就是马承源、汪庆正先生的大师风采。

      这次会议一经确定,在海内外陶瓷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不少热心于陶瓷研究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海外一些著名文物收藏家纷纷来信来电,表示希望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临近开会,由于突然的特殊原因,法门寺的秘色瓷出席会议成了问题。汪馆长急坏了,一天一个电话:“金科,怎么样?不论怎样,法门寺秘色瓷一定要到会,这可是海内外都知道的啊!”日子一天天过去,时间越来越紧,汪馆长越来越急,我的心越来越沉。最后终于定下心来,我告诉汪馆长,三天后凌晨一点在上海火车站武装接车,电话里传来汪馆长洪亮的声音:“明白了,金科同志!”三天后凌晨一点,我们一行打开车门,只见一头白头的汪庆正先生在凛冽的寒风中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们。他着急地问:“怎么样?”我说:“全到!”,他瘦弱的身子一下子抱起我这个大个子在月台上转了起来,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们手拉着手进了上海档案馆的库房。

      1995年1月16日上午,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开幕。在这次海内外瞩目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汪庆正先生的《唐越窑秘色釉和艾色釉》是越窑·秘色瓷研究的纲领性学术论文。会议关于秘色瓷质地、秘色瓷的概念、秘色瓷之秘、秘色瓷窑场的性质、八棱瓶问题、秘色瓷烧造上限、越窑秘色瓷的分期、五代越窑的地位、秘色瓷的质量等级以及其他等十个方面的问题,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是一次高水准的学术盛会。

      那么受益者是谁呢,首先是法门寺博物馆。与会五分之四的论文研究的是法门寺秘色瓷。这等于说,是马承源、汪庆正先生用上海博物馆的学术会议展开法门寺的历史文化画卷,这就是大师的风采!

      亮节的光芒

      2004年和2005年,上海博物馆送走了两位跨世纪的专家学者——马承源、汪庆正先生。上海博物馆和上海文博事业的一代风流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深刻的印记将不断激起人们感情的振奋,从而看到两位先生一生中亮节的光芒。

      马承源、汪庆正先生是把自己的一生与上海博物馆、与我国的文博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谁能想到,在那样复杂的情况和巨大的压力下,二位先生又是60左右的年龄,把上博从中汇大厦毅然搬出,屹立在人民大道,向海内外叙说着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

      现在,海内外都感到上海博物馆是国际水平的博物馆,是中国的骄傲。但是,它的建成和大放异彩是从最基本的定位开始的,在漫长的建设道路上,要是有一步不到位,就没有今天之上博。就说上博定位在上海最中心的人民广场那历史的举措,去年春日在香港,徐展堂先生告诉我,当年在他的办公室一敲定香港著名人士捐资问题,上博在人民广场的位置将成定局,马承源先生十分激动,下电梯时突然晕倒,是汪庆正先生抱起扶进医院。这样的情况还有,汪庆正先生是这样记述的:“我印象中极深刻的一件事是,新馆建筑基本完工,要调试建筑外部的灯光效果,那天晚上一直工作到凌晨12点45分,我已经感到身体吃不消,只能回去休息;第二天来上班才知道,马先生一直在现场坚持到凌晨3点。对于上博的新馆建设,他就是以这样的忘我精神在努力工作。”“1995年,我们一起去香港,我的任务是催款,马先生则是为了征集文物。期间某一天,他的双脚突然不听指挥了,那是脑梗阻。在香港养和医院只住了4天,马承源先生就坚决要求出院,回到上海以后立刻又投入了新馆的建设工作。1996年10月,新馆正式建成开放。”

      在马承源先生突然逝世的那段时间里,汪先生是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损失打击最重的一个人。他把一切都化为人格的生发,为马先生送行,为馆里操劳,为上海博物馆举办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华民族“周秦汉唐文明展”,而不治之症正是这时在他身上肆虐起来,但他一直坚持到一切都安排停当才住了院,但为时已晚,他来日不多。那么,这个时候汪庆正先生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做的?我们从他闪光的文字中看他在病魔的严重折磨中是怎样写马承源先生的。他写到:“人的一生其实非常短暂,没有谁可以摆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我始终觉得,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关键要看他有没有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在他生命结束之时,是不是给这世界留下了光芒。”他写道:“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概在1964年左右,某位中央级领导来到上海,要买一幅唐伯虎的画,马承源认为,这样的文物应该由上海博物馆来征集,因此向华东局写信提出反对意见。事情发生后,有关领导找到徐森玉先生,要他出面做马承源的工作,结果没做通。当时我担任徐先生的秘书,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感觉到,马承源是一个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写道:“他的这种坚强个性在‘文革’期间也有清楚体现,‘文革’中,在政治高压下,大部分人都噤若寒蝉,即使有意见也不愿意或者不敢表达出来。可是马承源先生就曾坦率地把‘早请示、晚汇报’比作信仰耶稣教,由此遭到了红卫兵的殴打。”他写道:“回忆我们的相处,从1956年算起,整整四十余年,这些年来马先生留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他的一生没有白过,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发出光的明亮。人的生命总有结束的一天,马承源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把光芒留给了后代,留给了这个世界。”

      写到这里,我们大呼:汪庆正先生一生带着光芒!

      历史的丰碑

      2005年10月29日,汪庆正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有人这样讲:我看上博有两座碑,一座是马承源,一座是汪庆正。我接着这句话想,这两座历史丰碑不仅在上海,而永远屹立在我国的文物事业中,永远屹立在文博工作者的心中。

      1994年11月,在台湾的海峡两岸文物和博物馆的学术大会上,由于相隔多年,台湾地区文博界的专家学者提到许多敏感问题,准确回答是很费力的。马承源先生在台上从中华民族大义的感情出发,深入浅出,不仅回应十分得体,而且数典引申,使台湾同胞从大陆学者浓厚的亲和力中得到新的启发,使四座为之感奋,掌声经久不息。对于汪庆正先生来讲,新的文物保护法、新世纪中国文物博事业之发展,是他着力的时代题目,也是他智慧、才华经长期积淀而得以发挥的平台。人们清楚地记得,在西安的全国文物工作会上,在北京的新的文物保护法讨论会上,在南京的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上,满头银发的汪庆正先生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中国的文博事业,立意高远,胸有全局,手有典型,论述精辟,引人入胜,大家都感到“他是文博界通达之人,是一位既有世界眼光,又善于立足本土本职求真务实的创新型人物!”

      别的不论,我们就看马承源、汪庆正先生的最后十年吧。你看,在一座代表国家和民族而屹立于上海大都会、跻身于世界先进博物馆行列的上海博物馆建设的同时,马承源先生的青铜器学术、简帛研究开花为上海的青铜器、古文字等陈列而在海内外引领风气之先;汪庆正先生在陶瓷、书画碑帖、钱币等学术积累,生发为上博的陶瓷、书画、钱币陈列使海内外博物馆陈列文化到此耳目一新,引人入胜。两位先生收集海外流散文物,使越王勾践剑、《淳化阁帖》、雍正粉彩瓷瓶等国之重宝得以回归。如今,人们在谈论马承源、汪庆正先生时,都感到他们二位的贡献和建树是多方面的,是时代的精英,历史的丰碑。

      我从上海博物馆走到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对马承源、汪庆正先生怀念中抬起头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文库,心中忽然一动,想到这样的理念:马承源、汪庆正先生的一生是文博事业的一生,是学术文化的一生,应在上海博物馆有他俩的专家文库,像现代文学馆一样,有一个专门的陈列和展示,连同他们已竟和未竟的研究资料等等,成为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历史的丰碑为我国的文博和学术文化事业长期发挥作用,永远大放异彩!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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