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鲁迅不喜过年：看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

      摘 要

　　青年时期的鲁迅，是不喜欢过年的。1917年的除夕夜，住在北京城南绍兴会馆的鲁迅当天的活动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十八年后，1935年除夕夜，鲁迅在给黄源的信里说：“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中国人过年，图的是个热闹，一大家子无论在何地奔波，到了过年时节，总是聚在一起，吃一顿，喝几盅，仿佛一年来的陌生和矛盾，都在这几天当中，近乎客套地结束，剩下的倒是亲亲热热，来年开春，各奔前程，走在路上，即使见面，似乎是可以不打招呼的。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废除旧历改用阳历。但民间传统显然无法于一日间革除，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照例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此，1913年7月，继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采取了折中的方法，批准以每年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起开始实行。这也就是“春节”一词的来历。

　　尽管坚守传统的人仍是多数，但新旧之风的犬牙交错，毕竟影响到了普通百姓，对于过节，人们有了不同的态度。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他的父亲则说道：“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1915年，梁实秋的清华同学吴宓把除夕当做“充电”的好时机。1915年2月13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夕，校中放假。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而这时，鲁迅也完全没有过年的情绪，正月初一，鲁迅 “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逖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章师”是章太炎，此时，章太炎由于大骂试图称帝的袁世凯是“独夫民贼”，已被软禁在北京一年有余。名为“软禁”，袁世凯却丝毫不敢怠慢，每月供给生活费500大洋。一切生活开销及损毁器物都由公家支付，说经讲学文字也不禁传抄，可见袁氏当国，敬畏之心犹存。同一天，胡适结束了在纽约的访问旅程，乘船离开，目睹“高屋灯火点缀空际”，他在日记中写道：“乃见众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皆遥指谓余曰：‘此自由也！’”

　　青年时期的鲁迅，是不喜欢过年的。1917年的除夕夜，住在北京城南绍兴会馆的鲁迅当天的活动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十八年后，1935年除夕夜，鲁迅在给黄源的信里说：“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鲁迅过年的迹象，似乎在到了广州之后才开始。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这天正是腊月十五。鲁迅连日接待来访者，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忙得连吃饭工夫也没有。他在信中向友人“诉苦”：“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一位几次访问过他的中山大学学生回忆道：“他(鲁迅)是得不到安静了。题字的，谈话的，撰序的，问难的，一天到晚地闹个不已。” 不过，既然过年，总要有过年的活动和气氛。他应邀去同事家，共吃年夜饭，与来拜年的年轻人欢叙。还忙中偷闲，游公园，逛花市，调节生活，享受一点节日的快乐。春节前，在夏历祭灶日(1月26 日)，他应邀出席中山大学医科的欢迎会，演讲半小时后，还特地到东郊花园小坐观赏园中景物。次日，在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后，又游了珠江海珠岛上的海珠公园。

　　仔细看鲁迅的日记，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开始和世俗的过年和解，多半和许广平有关。自从有了“害马”，他们便经常相伴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1927年的这个春节，他和许广平正在热恋中，年二十九(1月31日)夜晚，鲁迅甚至愿意和许广平、孙伏园一起“秉烛夜游”逛迎春花市。大年初三(2月4日)，他俩还去游玩了越秀公园，也许因为过于兴奋，鲁迅居然从高处跳下，被土堆绊了一下，跌伤了脚，只好坐车返回。许广平因为担心鲁迅饮食不习惯，还亲送食物到大钟楼鲁迅住屋。据鲁迅日记，节前三天(1月30日)“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年初一(2月2 日)“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恋爱中的小细节，琐碎而甜蜜。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了上海：这是鲁迅经过选择而后定居的城市，并且终老于此；他在上海生活10载，过年9次。9个春节的过法，各有不同，大体上可分三段。刚来的时候似乎因为很忙，于是便“随随便便地度过”。这“随随便便地度过”，按照许广平的说法是“向来，我们无所谓元旦，也无所谓节日的”。1928年的春节(1月23日)，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年前、年后几天，除19日“同三弟及广平游市”并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招饮、拜年)外，鲁迅仅以与亲人同看电影，作为过年的庆祝方式。而且接连看了三个夜晚：20日“晚同蕴如、晔儿、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海鹰》”。21日“晚观电影，同去六人”。22日“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民(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

　　1929年过年(2月10日)，鲁迅虽然仍以逛书店、看电影为娱乐，他居然记得要买礼物送给许广平。节前，鲁迅“往内山书店”，8日在书店“得《草花模样》一部，赠广平”。这时，许广平已是“准妈妈”。过年时，鲁迅还描摹“草花模样”的日文休闲画册(古谷红麟绘)送给爱妻。除夕当晚，鲁迅邀来柔石，与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柔石在日记里说：“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我们四人，(还有建人先生同许先生)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

　　1931、1932两年，鲁迅的春节过得有点惊心动魄。和他来往密切的柔石在1931年1月17日被捕并遇害，鲁迅也受到了牵连。经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协助，鲁迅于1月20日，“下午偕广平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开始他在上海的又一次避难生活。春节(2月17日)就是在旅馆的一间狭窄小屋(原为工友所住)里度过的。大年三十，他和夫人许广平“托王蕴如制肴三种”，从家里带到旅馆，“于晚食之”，算是除夕的晚餐。当时正好蒋径三造访，鲁迅“因留之同饭”，这是一顿特别的年夜饭。鲁迅之所以“留之同饭”，因为蒋径三是鲁迅在广州时期就来往密切的青年朋友，“并非泛泛之交”。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鲁迅所住的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经内山完造建议，“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鲁迅一家“和周建人家小、女工……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2月4日除夕前一天，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6日(春节)，因所避居的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处在战区之内，很不安全，又在内山完造帮助下，“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大年初一，鲁迅带领家人(“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就这样在东藏西躲、再次搬迁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春节。

　鲁迅曾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1933至1936年，走向生命最后几年的他对待过年的态度有了质的飞跃。变化始于1933年春节(1月26日)。这一年，鲁迅终于可以在自己家中过年，他在日记中感慨：“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治少许肴”，特地邀来同在拉摩斯公寓寄住的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他要和这位亲密战友，同享难得的节日欢娱，同辞旧岁。年夜饭后，鲁迅“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以这种方式，和爱子在嬉戏中迎接新年。他带着四岁的海婴，爬上公寓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这确实非同寻常。这是因为，“过年过节”是“孩子们所盼望的”，而对他们来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可是，此前接连两年，海婴都随父母在逃难中过年，幼小的心灵饱尝了惊恐和不安。此番带孩子尽情尽兴燃放花炮，自是一种补偿。正如《答客诮》(写于此前二十几天)一诗所写：“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出于同一原因，在几天后(初六)，当王蕴如送来一笔82元稿费，鲁迅即“分赠蕴如、广平各二十，自买《周汉遗宝》一本”，同时也“为海婴买玩具三种”。大年初一，鲁迅则为许寿裳、望月玉成等友人一连写了四幅字(其一因不满意，“已而毁之”)。至于工作和战斗，并未因过年而放松。年二十九(1月24日)，鲁迅写了《逃的辩护》、《观斗》两文。年后几天，又接连写出《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崇实》、《电的利弊》等多篇作品。

　　1934年春节。除夕，鲁迅给同在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家送去火腿和玩具；正月初一收到母亲从北京寄来的1盒糟鸡和9件玩具。鲁迅晚年的“过年观”，集中体现于杂文《过年》。此篇写于1934年2月15日(年初二)，是一篇对春节的“专论”。用一篇文章专谈过年，在鲁迅全部作品中，此系绝无仅有，在同时代其他作家、论者中，亦属罕见，更不必说它的战斗性、深刻性，以及语言的犀利和精炼。此文系有感而发。文章末尾，“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1935年、1936年)，他和“过年”这件事彻底和解了。1936年新年、春节期间，鲁迅居然写了六封和过年有关的信，他会给母亲写信说：“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他也会邀请萧军“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大年初六，他邀请黄源“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这是他与友人并爱妻爱子一起，最后的春节聚餐。

　　鲁迅的过年历程像过山车，胡适的过年则一直没什么变化，他似乎沉浸在过年无趣的饭局之中。1934年，当鲁迅兴奋地和海婴大放三天爆竹的时候，胡适则徜徉在一个又一个饭局中：“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等到回到家中，胡适却发现“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北京人的过年，确实讲究。邓云乡晚年回忆在北平置办年货：“那时我家住在西城，一到腊月里，卖年货的，到处南货铺、点心铺、猪肉杠、鸡鸭店、羊肉床子、大小油盐店，拥满了人，而且马路牙子上，也都摆满了各种摊子。干果子铺门口，都吊着大电灯，那大簸箩堆的什锦南糖、京杂拌，都像小山一样。堂子胡同口上一家大鸡鸭店，大肥鸭子吹足了气，擦上油，精光肥胖，天天吊满了铺子。”最寒酸的过年菜来自廖仲恺。1921年5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请廖仲恺出任财政部长。廖素来精打细算，常说“民国新生，百业待举，要为大众节省每一个银元”。那一年的春节，廖仲恺的管家楠伯思忖近年春节一直过得很悭俭，连糖果都没敢多买，来拜年的人又多，作为财政部长未免太寒酸。便对廖仲恺道：“今年沙田柚丰收，价钱又便宜，我想买些回来过年。”不料仲恺听后竟说：“楠伯，我知道您一番热心肠。目前政府银根短缺，沙田柚乃名贵水果，我看就不买了，过节的事劳您将就一下吧。”何香凝怕管家难堪，便道：“楠伯讲的也在理，过年嘛总要有些气氛的。不如买些柑橘回来待客吧，价钱又比柚子便宜许多。”于是，当大年初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前来拜年的时候，便只得一样过年的吃食——柑橘。大总统倒是会说吉祥话：“柚子气色青黄不接，怎似橘子这般红彤彤好兆头哩！” 最心酸的年货故事，当属邓云乡撰写的《燕京乡土记》中的那个：有户人家，丈夫到三十晚上很晚了尚未拿钱归来，“家中瓶粟早罄，年货毫无。女人在家哄睡了孩子，一筹莫展，听得邻家的砧板声，痛苦到极点，不知丈夫能否拿点钱或东西回来，不知明天这个年如何过，又怕自己家中没有砧板声惹人笑，便拿刀斩空砧板，一边噔噔地斩，一边眼泪潸潸地落……”

　　并非所有人都在享受节庆的欢愉。梁漱溟选择的辞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1936年除夕，北平的戏楼热闹非凡时，梁漱溟正在赴广州作讲演的途中。路经上海，他造访了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话题主要围绕着当下的紧迫时局。梁漱溟后来回忆道：“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初，身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梁漱溟只身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就当前局势进行了两次长谈。回归途中，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除夕之夜，他一个人住进河南的旅馆，过了一个寡淡的春节。1939年2月初，梁漱溟在征得国共双方同意后，带了五六个朋友和学生，到豫、鲁、晋、皖、冀以及苏北等八大省市部分敌后游击区巡视，2月18日的农历除夕，他只在日记中简短记道：“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以后八个多月中，他走了50多个县市，食宿过的村、镇将近200个，于10月返回成都。

　　张爱玲在大年初三张皇地离开上海，她天不亮就走，把头包得严实，因为要去温州找胡兰成，她怀着一种苏三见王金龙的心情，是有些兴奋而委屈的，她不知道，到了那里，她找的那个人，会对她说：“谁叫你来的？”她选择在过年时千里寻夫，大约还是害怕寂寞，一个人过年，总是最为糟糕，这点，郁达夫深有体会。1927年1月14日，天气晴朗，温暖如春，郁达夫要去拜访他的同乡孙百刚，孙百刚是郁达夫日本留学的同学，两个人四天之前在内山书店买书的时候，偶然碰上了。一大清早，郁达夫喜滋滋地换上妻子孙荃刚刚给他寄来的冬衣，心里十分地感激妻子，他还念叨着说要赶快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给她来做过年的开销，可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孙百刚家里，郁达夫遇见了一位美丽大方的女士，郁达夫感到惊为天人，他在当天的日记当中这样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这一年的除夕，郁达夫一个人在旅馆订了一间房间，当晚，他的一些朋友陆续来旅馆洗澡，旅馆的经理对此非常不满，郁达夫却不管，他只要热闹，不想要一个人寂寞地过年。第二天，他又跑去和女士们“打牌打到天明”，当然，这一年新年的主题词，是“想念王映霞女士”。

　　作者简介

　　李舒 女，复旦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资深媒体人，供职于《悦食epicure》。出版《艺术巨匠 赵孟頫》(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