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文物大迁移:冒炮火水路并进 辗转万里

　　迁徙意义

　　避免被掠夺也带来分散隔离文明传承不绝

　　国宝迁徙事后来看，是颇为正确的决策。

　　在抗战开始的前后50年间，从东北到内地，在日军大肆掠夺和破坏下，中国文物损失严重。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凡敌蹄所及之处，彼等立即殚搜穷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据“清损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帖、古物等共计3607074件，损毁古迹741处。

　　京都大学教授佐藤雄是一位研究日军在亚洲掠夺的专家。他曾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透露，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掠夺的珍贵文物大约10万件，其他一般文物，数量大约几百万件，这也与中国官方之前发布的数据基本一致。

　　为了避免被掠夺的迁徙也带来不可避免的文物分散与隔离，正如胡适当初所预料，文物一经失散，再难复聚。这些中华瑰宝，至今分隔两岸，但所幸都得到了精心照顾。

　　学者段勇日前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抗战胜利后，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大迁徙的国宝分藏于海峡两岸多家博物馆的格局，分散多处是一种遗憾，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特殊纽带作用。

　　大江大海

　　国民党分批运国宝至台湾一散何时再聚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分散在安顺、峨眉、乐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庆，等待长江水涨，能行大船，“即从巴峡穿巫峡”，越长江三峡运回南京。

　　1947年12月9日，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之魂的国之瑰宝终于回到了南京朝天宫。第二年春天，第一次文物展揭幕，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这批历经战火却毫发无损的国宝。

　　1948年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竣工，故宫文物也得以存放保管。5月28日中央博物院联合故宫博物院开办大型展览，吸引几十万人参观，次日蒋介石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陪同下来到展场，并在司母戊大方鼎前停留了许久。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些颠沛流离辗转万里的国宝来不及喘息，又要开始一段与故土分离的命运。1948年中，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南京的国民政府眼看颓势已成，国宝转移提上日程，这次的目的地则是远离大陆的台湾。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蒋复璁和杭立武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一、故宫文物迅速迁台；二、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当年12月21日，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头装运国宝。登船时，大批的海军眷属闻讯赶来，蜂拥挤满了中鼎轮，岸边装箱等候的文物则无法上船，甚至不得不让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赶到现场劝说后，大家才让出轮船。

　　接着，第二批文物被挑选出来运往台湾，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计3502箱。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故宫典藏的真皮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达基隆，12日被运往台中糖厂仓库。

　　1949年1月28日，解放军进入南京指日可待，第三批留在下关码头的2000箱文物也开始装船，不料焦急的海军眷属再度占满船舱，几经协调才挤下了2000箱中的1248箱，剩下的得以留存大陆。

　　在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几次接到南京当局行政院和杭立武的催促，欲将故宫的重要文物迁走，但与国宝一起经历了千里转辗经历的马衡此时选择留下，再三推诿，直到解放军将北京各出路封锁包围。

　　1949年1月14日，马衡致函杭立武，信中写道：“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嘱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对于文物迁台事件，他更作了明确的表态：“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这一年，河南和重庆的部分典藏文物，也被飞机运往台湾。不过因为战时仓促，这些文物并未被全数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