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考古调查往事

      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展了陕北长城沿线的考古调查，包括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和定边等县，参与调查的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廖彩梁、蔡荣华、郑洪村、孙忠以及西北大学考古系教师曾骐。石峁遗址就是这次调查发现的诸多史前遗存之一，初步估计遗址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事后，曾骐曾经给西北大学考古系交过一份关于陕北考古调查的工作汇报，类似于调查报告。后来由于“文革风暴”，这项工作也就被迫搁浅了。1975年，曾骐要调至中山大学工作，我当时在半坡博物馆任职，由于我和曾骐是老同学的缘故，他找到我，说以后可能不做西北地区考古研究了，并把当年那份调查资料留给了我。1976年，陕西省文管会的戴应新去石峁遗址调查，征集了126件玉器，戴应新执笔的调查简报很快在1977年第3期的《考古》上刊登出来，这引起了我对石峁遗址的重视与兴趣。

      1977年的“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影响巨大，夏鼐先生号召有可能是夏文化分布区的省份要重视对夏文化的探索。会后陕西省还做了个“陕西夏文化探索方案”，我是主要负责人。直到上世纪70年代，陕西探索夏文化主要有两个线索，一是北京大学在华县元君庙遗址、泉护村遗址发掘时候，顺便做了些周邻地区的考古调查，在南沙村发现商代遗存，这是陕西发现的第一个商代遗址，试掘后又辨识出了二里头文化因素。另一个重要线索就是石峁遗址，1963年调查后，石峁遗存被判定为龙山文化的一支，后来戴应新在石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尤其是相当数量玉璋的发现，使我怀疑石峁遗址至少是龙山晚期的文化，有可能已经接近乃至进入夏代。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发掘后，发掘者认为大口遗址晚期遗存相当于夏代，陶器和石峁遗址很接近，这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石峁遗址应该进入了夏纪年，可能和夏文化相关。我的计划是从龙山晚期和商代往中间“挤”，“挤”出夏文化来。那时候陕西发现的商代遗址很少，1978到1980年之间，我组织半坡博物馆人员开展了20来个县的调查，调查了很多龙山时代遗址和商代铜器的出土地点，在西安、礼泉、蓝田、铜川、延安、绥德和米脂等地确认了不少商代遗址，比较重要的如西安的老牛坡、蓝田怀珍坊、礼泉朱马嘴、耀县北村、延长张罗沟等遗址。随后，我选定怀珍坊遗址进行试掘，结果发现是商代冶铜遗址，大体和二里冈下层同时，出土的铜渣很多，还有几座墓葬。后来，我们还发掘了华县南沙村遗址，北京大学和陕西省考古所共同发掘了北村遗址，邹衡、徐天进也参与了发掘。可惜的是，从中都未找出与夏文化相关的线索。

      1981年，陕西省文物局的陈梦东打电话通知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经在陕北调查了一个礼拜，可能有发掘石峁遗址的打算，并要我也做好发掘石峁遗址的准备。当时我任半坡博物馆馆长，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领着魏世刚、高耀成就去了，先乘飞机抵达榆林，然后换乘去神木的汽车，中途在高家堡下车，步行上石峁。那个年代，陕北生活非常困难，没有足够的粮食吃，8月份除了土豆再没别的了，玉米苞谷也“青黄不接”。我们吃的是“派饭”，就是轮流在当地农民家吃饭。村支部王书记杀了只鸡，弄了点土豆，算是特别优待我们了，他跟我们讲，农户生活困难，怕是再也“派”不出去。经过县里批准，我到高家堡公社粮站买了一袋面。我们就住在石峁小学里，王书记帮忙做饭，我让他做饭时把三个人的饭量减成两个人的，省着点吃，因为吃完了这袋面就得走人了，安排妥当后我因公务先回西安，结果他们三个人一礼拜就把一袋面吃光了。挖了几个探沟，并在附近调查一下，吃不饱也不敢走远，在“皇城台”旁发现并清理了几处白灰面房子、灰坑，还在村里发现了石棺葬、瓮棺葬。要是像关中地区一样，能吃饱饭，多待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更多收获。回来后我安排魏世刚写简报，我负责指导、审查，那时候就只有大口遗址的资料可供对比研究。石峁遗址的这次发掘对我启发很大，在陕西探索夏文化的相关问题，陕北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后来，我们又在陕北南部做过调查，也发现多处龙山时代的大型遗址，但由于吃饭问题、气候问题、交通问题，都没能深入调查、研究。

      我退休以后，也去过石峁遗址。2004年陕西省文物局委托我主编《陕西文物古迹大观》一书，我带着负责照相的同志去陕北勘察“国保省保单位”保护状况，汽车把我们送到高家堡，从高家堡向上步行好几里路才抵达石峁遗址，因为突然下起了雨，不下山就有可能回不去了，我们也仅能草草勘察、拍照，可惜得很。近几年石峁遗址有了重大发现，很让人震惊。今年9月下旬，我又去了一次石峁考古工地，算是弥补了以前的遗憾。

      （本文根据巩启明先生2014年10月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访谈整理而成，感谢孙周勇先生、邵晶先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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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启明：1935年生，研究员，曾任半坡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副馆长、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主持过多项重要发掘，如临潼姜寨、渭南史家、蓝田怀珍坊、铜川瓦窑沟等数十处遗址发掘工作。他主持的姜寨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处距今6700多年前基本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是国内外史前考古学上最重要的发现，为史前聚落考古研究及复原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生产、生活情景等做出了突出贡献。出版有《姜寨——新石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原始社会》《唐睿宗桥陵调查、勘探、测绘报告》《仰韶文化》等专著及100余篇考古简报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