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村遗址酿酒容器的出土

2014-12-09 10:38:07 作者：雷清明来源：山西经济日报已浏览次

1982年，山西汾阳杏花村遗址“小口尖底瓶”等酿酒容器的出土，向世人宣告：中国早在6000多年前就已发明了人工谷物酒，是人类最早的人工谷物酿酒的发源地。

这个重大发现缘于一次考古工作。那是在1982年夏天，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织的“晋中考古队”对山西晋中地区开展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考古工作。

“本文所指晋中地区，北起雁门关，南至灵石口，以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为中心，包括晋东山地和晋西高原山地的部分地区。”这是此次“晋中考古队”的主要成果《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址的编年和谱系》中一段说明。这就意味着此次考古工作所覆盖的区域比现在山西省晋中市的行政区域要大得多，涉及吕梁市、晋中市、太原市、阳泉市、忻州市五个地区，整个范围大约相当于山西省的1/3的版图。

在如此大的区域进行系统的发掘，这在我国考古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掘。在这次发掘过程中，发现了面积较大的远古遗存带，地下埋藏非常丰富，获得了自“半坡文化”至东周几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遗存，发现了较为罕见的商代墓地。根据发掘的文物考证，第一次搞清了晋中地区“东周之前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序列”。

在《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和谱系》中有这样的描述：“晋中地区从仰韶时代开始到商代武丁时期前后的漫长岁月中，曾有来自各方的文化因素在这里汇聚，彼此借鉴，互相融合……同时，晋中古遗存又始终以鲜明的自身特色在本土稳定持续地发展，并向本土以外扩展，从而使晋中地区成为古文明的一个支点，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如此重要的晋中地区古遗存中，汾阳市杏花村遗址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据《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和谱系》分析，晋中地区古遗存分为二十个阶段，其中有八个阶段以杏花村古遗存为典型代表。对此，《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中有进一步的阐述：“根据获得的层位关系及对内涵的分析，杏花村遗址的堆积形成经历了八个阶段。其中，第一段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大约为6000年前）；第二段、第三段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大约为5000年前）；第四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大约为4500年前）；第五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大约为3900年前）；第六段属于夏代文化早中期；第七段属于商代，第八段晚商时期，个别或属于商周之际（大约在3000年前）。”

可以看出，杏花村遗址的上述八个阶段，起始于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结束于3000年前的商周之际，跨度达3000年之久。在杏花村遗址第一段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的文物中，有小口尖底瓮、直腹缸、双鋬耳弧腹叠唇的罐、鼓腹弦纹罐、卷沿彩陶盆、彩陶钵、彩陶碗、器盖、陶刀、陶环等；在第二段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文物中，有小口鼓腹双耳平底壶、弧腹叠唇罐、侈沿鼓腹罐、彩陶盆、彩陶钵、彩陶碗等。“晋中考古队”特别指出，“小口鼓腹双耳平底壶”，是取代“小口尖底瓶”而出现的新型器；在第三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的文物中有缸、罐、壶、盆、钵碗等……在第四段到第八段的文物中，出土的酒器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有发酵用的大口瓮、大口罐蒸粮酿酒用的甑、甗、鬲等，盛酒器壶、罐等，饮酒器尊、豆等。

众所周知，酒的酿造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一。但是以采集和狞猎为生的先民们的果酒、乳酒和谷物酒，仅仅是人类储存食物过程中通过自然发酵的第一代酒精饮料，它并未完全脱离自然酒的落后状态，不具备文化的意义，因而不能作为酒文化的开端。而人类自觉地使用谷物酿酒，才是世界酒历史的一大突破。

中国、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是世界上最早人工酿造谷物酒的三个国家。那么，中国的人工谷物酒起源于何时？对此，史学届一直有争论。早在1962年，李仰松在《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我国酿酒的起源，可能与农业同时或稍晚些时候就出现了。”然而，由于没有相应的文物来佐证，李仰松的观点在史学界和酿酒界一直没有得到公认。

到了1982年，“晋中考古队”对汾阳杏花村遗址进行的系统发掘，终于为李仰松的判断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因为从此次考古出土文物的发展变化上，杏花村的先民至少从6000年前，就开始掌握了人工酿造谷物酒的初级技术；在大约4000多年前，杏花村的先民已经开始用“尊”盛酒来祭祀神灵，而且随着蒸煮谷物炊具的不断进步，酿酒技术的不断提高，一直到3000年前的商周之际，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内，继承和延续了仰韶文化时期形成的酿酒技术。

这也就是说，杏花村遗址酿酒容器的出土，不仅揭开了中国酒史神秘的面纱，同时向世界宣告：中国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经发明了人工谷物酒，杏花村仰韶酒器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酒器之一。

这也就是说，山西杏花村不间断传承酿酒工艺的历史，不仅改写了中国酒史乃至世界酒史，也确立了汾酒在世界酿酒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事实证明，在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全社会生产力开始大解放的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的这次考古发现对汾酒厂、汾酒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提升了汾酒厂的知名度、增加了汾酒人的自豪感，也在无形之中强化了汾酒人对酿造文化的研究。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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