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与国学的融通

　　内容摘要：佛教与国学融通的过程，既可以说是佛教的中国化，也可以说是国学的丰满化。中国人之所以引进并接受佛教，取决于精英、大众、上层三方面的精神需求。道安、僧肇、法藏、慧能等僧人对于佛教教理的诠释，经历了一个由接受理解到创造性发挥的过程。被禅宗纳入内在超越路向的佛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毋宁说是一种精神安顿方式。中国佛教构成国学发展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关 键 词：佛教 内在超越 国学

　　作者简介：宋志明，男，1947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何外来的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用”，不可能成为“体”。中国人自己才是“体”，无论古人留下的思想资源，还是外来的思想资源，都是“用”，都不可能照着讲，而只能接着讲，即根据自己的精神需求来讲。对于佛教自然也是如此。佛教传到中国后，同国学相结合，逐渐形成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不是印度佛教的移植，而是中国学者以国学为底色所取得的创新性理论思维成果。这些成果推进了国学的发展，并且已经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与国学融通的过程，既可以说是佛教的中国化，也可以说是国学的丰满化。

　　一、佛教被接受的原因

　　佛教虽然在魏晋之前就传入中国，但到魏晋以后才融入国学发展的长河。中国人之所以引进并接受佛教，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有方方面面的精神需求。

　　（一）精英

　　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精神需求，来自文化精英层面。对于文化精英来说，言论自由和精神解放是一种普遍的诉求。然而，在中国固有文化系统中，这两种诉求都不能得到满足。在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化精英拥有独立的话语权，可以自由地思考；可是，进入独尊儒术时代以后，一切皆在皇权的掌控之下，文化精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话语权。在西方中世纪，文化精英依托教会，始终保有独立的话语权，在精神领域可以同皇权抗衡，有“凯撒管的归凯撒，上帝管的归上帝”的说法。可是在中国，汉代以后的文化精英并没有宗教组织可以依托，而且中国的皇帝更为霸道，他不但管凯撒管的事情，也管上帝管的事情，完全剥夺了文化精英的言论自由。中国的文化精英，只能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跳舞，只能在名教的话语系统中言说。

　　经学衰微以后，玄学家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试图突破名教的话语系统，找回不受皇权限制的独立的话语权，但是他们并未获得成功。除了少数玄学家之外，大多数人仍旧以名教为主流话语，仍被限制在政治哲学的范围之中。

　　佛教为文化精英们指出了一条寻回话语权的道路，那就是借助寺院的力量与皇权抗衡。僧侣出家之后，意味着不必再受纲常伦理的束缚，尤其不必受“君为臣纲”的限制，甚至可以站在皇帝面前，抬起头来说话，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应有的尊严。慧远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讲的就是僧侣为什么不必向君王下跪的道理。僧侣们谈论佛法，拥有独立的话语权，不必像儒者那样，要受到朝廷的干预。由于佛教有这样的优势，自然会对文化精英形成吸引力。即便不出家，在谈论佛法的过程中，也会体味到言论自由的快乐。

　　玄学家既追求言论自由，也追求精神自由。在如何实现精神自由方面，玄学家找到的办法，无非是清谈、喝酒、吃药，做一些与众不同、索隐行怪、放浪形骸、旷达任诞的事情。这些办法固然能暂时满足精神自由的需求，毕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教为他们指出一条比较彻底的路径：放弃世俗生活，出家为僧，真正过一种另类的精神生活。由于这个缘故，魏晋以后，佛教的影响力很快超过玄学。一些文化精英放弃玄学，转而向佛教中寻找精神自由。如道安、慧远这样一些出生于望族的文化精英，出家当和尚，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不是身陷逆境，就是为了找到精神自由。

　　（二）大众

　　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精神需求，既来自精英层面，也来自大众层面，因而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哲学在发端时期，就走上了精英文化的路向，只关注上层社会的理论需求，热衷于“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政治哲学问题，并不关心大众的精神安顿。先秦诸子百家学说，都属于精英文化类型，都是为上层社会着想的，没有为普通民众着想的。儒家鼓励人到朝廷去做官，对于精英有强大的激励功能。道家鼓励人到山林去修行，只是对文化精英有安慰作用，而对原本就在山林中辛苦劳作的贫苦大众来说，毫无意义。中国的原始宗教在春秋时期就被解构，既没有从中发展出理论形态的宗教，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宗教组织系统。在中国早期的理论构成中，大众文化一直处在缺位的状态。

　　魏晋以前，政治哲学是主流话语；魏晋以后玄学兴起，转向人生哲学。但玄学家只讲出士大夫的人生哲学，没有讲出有普适性的人生哲学，普通民众的精神安顿问题，依旧无人问津。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普通民众在生活上痛苦得很，在精神上也痛苦得很，特别需要用一种“精神鸦片”来安慰，来缓解一下精神上的痛苦。可是，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找不到这样一种精神安慰剂。由于这个缘故，当佛教传到中国以后，自然会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佛教同中国固有哲学的区别在于，它在起步阶段选择的就是下层路线，而不是上层路线。它从生、老、病、死等人生中的痛苦讲起，形成一种适应大众精神需求的宗教文化。佛教所描绘的佛国、净土、极乐世界，有强大的精神安顿功能，可以暂时缓解人的痛苦，对深陷苦难之中的普通民众有极大的吸引力。

　　佛教的这种精神寄托功能正是中国文化中所缺少的因素，是需要引进的因素，这就决定了佛教在中国具有非常广袤的市场。人的精神需要有个寄托之所，佛教恰恰为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寄托之所。

　　（三）上层

　　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理论需求，除了精英层面和大众层面以外，还来自上层统治集团。正是有了上层的大力推动，佛教才能在中国畅行无阻。

　　东汉灭亡以后，傍依着皇权的经学趋于衰微，儒家所倡导的纲常名教的根基已经动摇，社会影响力大大减弱，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玄学试图引入道家的自然学说，希望以此加固名教的理论基础，可是并没有达到目的。道家原本是儒家伦理说教的批评者，怎么可能为名教提供理论支持呢？玄学家纳道入儒的努力实际上是徒劳的。他们沉溺于过分思辨的哲学话语，对于提升名教社会影响力，没有任何帮助。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出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需要，必须找到强化伦理约束力的有效途径。既然玄学无能为力，就不得不另辟蹊径。这个蹊径就是扶植佛教。

　　佛教有强大的精神安慰功能，还有强大的维护社会道德的功能。在佛教中，有一个以戒律为核心的完整的宗教伦理体系，发挥着劝善止暴的作用，对于净化社会风气极有帮助。佛教倡导不杀生、不奸淫、戒贪、戒嗔、戒痴等戒律，讲究善有善报，归根结底是劝人做一个善人，而不参与造反之类的事情。佛教虽然否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但抱着一种顺世主义的生活态度。这对统治者来说，自然有益而无害。同纲常伦理相比，佛教伦理还有自身的优势。纲常伦理是一种权威主义的伦理诉求，建立在规范上面，侧重于他律，有强制力，但感召力差；佛教伦理是一种信仰主义的伦理诉求，建立在“觉悟”上面，侧重于自律，有很强的感召力。另外，佛教的地狱构想和报应理论，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这也是纲常伦理所缺少的。由于佛教具有这样的优势，自然会吸引统治集团的目光。正是在统治者的扶植下，佛教才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和发展起来。

　　佛教在中国大行其道，还有一个偶然的原因，那就是武则天作了皇帝。女人做皇帝，不可能从纲常伦理中找到“合法性依据”，她求助于佛教伦理，自然在情理之中。

　　佛教不但能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能满足统治者的精神需求。佛教关于极乐世界的构想以及关于来世的承诺，对于统治者同样有强大的吸引力。梁武帝曾三次试图出家为僧，并不仅仅是作秀，而是在他的眼里，和尚在精神上的高贵程度超过了帝王。统治集团的理论需求，对于佛教在中国“走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如没有统治者的扶植，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可能在中国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