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生命伦理学之研究方法论

　　二、“生命”的定义与“人”的定位

　　如前所述：佛法到底如何设定“生命”与“非生命”的范围？又如何看待“人”与“非人”的生命？这都必须从佛法的基本原理说起：

　　佛法之基本原理为“缘起”（梵pratitya-samutpada；巴paTicca-samuppada）。缘起，或一般所称因缘（nidana），在体系庞大而内容丰富的佛教教义中，是最为重要的关键词（key word），是最根源而核心的基本原理，也是佛法不共世间其他宗教的思想特色。释迦牟尼佛（zCakyamuni Buddha）悟道而成佛的过程，即是以甚深智慧观照人生，而印证了此一理则。〔详见《杂阿含经》卷一○（大正二，页67上），《中阿含经》卷二四“大因经”（大正一，第578页中-582页上）。此外在巴利藏的《大缘经》（Mahanidana Suttanta），《长部》（Diigha-Nikaya）二，55-57，南传七，第1-15页，以及《大本经》（Mahapadana Suttanta），《长部》（Digha-Nikaya）二，31-35，南传六，第397-403页，此诸经中，佛陀都提出缘起法。〕

　　“缘起”的定义如下：

　　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

　　宇宙万象，不论是人、事或物、景（佛法中统称为“法”，梵dharma；巴dhamma），一切不脱“因缘和合”的法则。这样的法则，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但却是佛陀在无师自悟的情况下，依智慧的洞察力而“印证”并教导出来的。所以说：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杂阿含经》卷十二（大正二，第84页中）〕。

　　无论佛出不出世，万法都循着这样的法则而生灭运行；恒常如此，故称“法住”，普遍如此，故称“法界”。但在此缘起法则下，一切现象（诸行）依因待缘而生灭，故无永恒不变之“常”性；依因待缘而存在，故无独立主宰之“我”性。“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原是诸现象生灭之通则，生物、非生物、动物、植物都不例外。但佛陀于“此故彼”的说明之后，紧接着分析的，则是生命依缘起法则所面对的“苦集”与“苦灭”——针对有情，叙述其流转生死且如环无端的十二缘起，及其证得解脱（涅簄寂静）的修持要领。

　　“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

　　在依“缘起”法则生灭于世界舞台上的“诸行”之中，显然佛法特别垂注于“有情”（梵sattva），亦即知情意综合体的生命。进以言之，生命既为知情意之综合体，又何以名之为“有情”而非“有智”、“有意”呢？原来生命最强大的驱策力，正是情感。即使是人类的理智较为发达，意志较为坚强，但人类的理智与意志，往往还是以“为情感而效劳”的成分居多。这方面，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的看法——“理性往往是情感的奴隶”，颇接近佛法对“有情”的观察。

　　由于无生物并无生命现象，植物虽有生机，却不如动物之有意识与感情，不似动物有苦乐的感知能力，所以佛法关切的重心，仍是以动物为主的“有情”，由“实然”而“应然”，依有情在生理、心理与心灵层面的实际需要，而提出让生命“离苦得乐”的种种方法——或浅或深的“苦灭”之道。

　　依“缘起”法则而流转世间的有情，不但有感知能力，而且本能地以自我为中心，在情感方面有炽烈的“我爱”，理智偏执而有牢固的“我见”，意志则永远极度重视自己而流露“我慢”，由是而产生强烈的趋生畏死，趋乐避苦之本能。顺应生命追求快乐之本能，提供“灭苦之道”的佛法，自然会导出“护生”的答案。“护生”所护者，是一切有感知能力的有情，而不能局限在“人”。因此依佛法的理论脉络，绝无“人类沙文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存活空间。

　　至于“人”的定位，笔者曾于《佛教伦理学》一书中，援引印顺导师的分析，指出人有“依食而住”、“自我感”与“爱欲”三种有情通性，又有“忆念胜、梵行胜、勤勇胜”等不共诸有情的特性（亦即：知情意三方面的殊胜性）。但笔者也提及：人的“欲诤”与“见诤”都远较其他物种的众生来得激烈。亦即：人类大可不必以“万物之灵”自居。（释昭慧：《佛教伦理学》，第89-117页。）

　　进以言之，在生命伦理议题的讨论中，涉及“人”之定位，有两点必须注意：（一）就报体而言，不可以有“选民”迷思——不要自恃“人”有前述三种特胜，而将人视为诸多物种中的“选民”，因为“人道”这扇大门，是公平地对所有生命开放的。知情意进化到某种程度，就容易入于人道之中；反之，知情意退化到某种程度，亦有可能重新堕入非人众生的其他物种，乃至饿鬼、地狱道中。（二）就业行而言，不可以只关怀人类——人较诸其他非人众生，确实有较高的道德自觉，但不应以此设限，只将人类认定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反而应该据此认定，人无权像其他动物一样，纯任本能行事，而必须将自己视作具有道德自觉力的行为主体。易言之，人是“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t），但动物包括在内的一切有情，却应被纳为“道德受动者”（moral pati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