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

　　《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大题目，这里不想面面俱到地去谈论二者的相互关系，而拟择取一二个最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并藉此就正于方家。

　　一、佛教影响中国传统哲学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关于佛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问题，以往学界谈得不少，应该说，这些研究对于帮助人们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关系是很有助益的。但是，笔者近几年来在接触这一问题时，始终有一个感觉，即以往学界之谈论佛教对于传统哲学的影响，经常着眼于某些具体的问题，如中国古代某个思想家的哪一个说法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哪一个术语来源于佛教，或者说某某儒者“出入于佛老”凡数十年，等等。不能否认，这种研究有其合理性，因为任何研究总是从具体问题开始的。但是，正如任何研究又都有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样，对于佛教与传统哲学相互关系的探讨，似不宜老是停留于某些表面的现象，而应该在搞清楚这些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探讨其更深层、更根本的东西……笔者认为，这个更深层、更根本的东西之一，就是思维模式问题。

　　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本体论，是一种以真如、实相为本体的本体论，这一点，谅学术界已无异议。诚然，佛教在刚建立时，释迦牟尼曾经对诸如有始无始、有边无边及本体等虚玄、抽象的问题不感兴趣，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但是，佛教在其往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印度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被原始佛教从前门赶出去的“大梵本体”，到后来又悄悄地从后门跑了进来。例如，到了小乘佛教后期，为了克服业报轮回与没有轮回报应主体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补特伽罗”说。此“补特伽罗”作为轮回报应、前后相续的主体，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实体。此实体虽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本体”，但已孕育着“本体”的雏形。后来，随着大乘佛教的出现，般若学在扫一切相的同时，大谈诸法“实相”，把“实相”作为一切诸法的本源，此时之“实相”，实际上已是一个穿上佛教服装的“本体”。大乘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佛性理论。佛性理论又在般若实相的基础上大谈“如来藏”、“佛性我”。此“佛性我”、“如来藏”在印度佛教中具有“佛之体性”与“诸法本体”的意义，例如，大乘佛教对“如来”的解释，即是“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来化群生。”此“如”显然是指诸佛、众生的本体；实际上，大乘经论对“真如”是诸法本体有许多十分明确的论述。例如，《唯识论》曰；“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法，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唯识论》卷二）此谓诸法之体性离虚妄而真实故谓之真，常住而不变不改故谓之如，说得明白点，乃是本体真实不变之谓；《往生论注》也说；“真如是诸法正体”（《往生论注》下）；另外，大乘佛教中所说的“法性”、“法界”、“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等，其实都是本体之异名。例如，《唯识述记》曰；“性者体义，一切法体故名法性。”（《唯识述记》卷二），《大乘义章》也说；“法之体性，故名法性。”（《大乘义章》卷一）总之，在大乘佛教中，那个作为一切诸法乃至诸佛众生本源的所谓“真如”、“实相”、“佛性”、“法界”、“法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等等，尽管佛经里用了许多诸如“即有即无”、“非有非无”、“超相绝言”、“忘言绝虑”等字眼来形容、表述之，但丝毫不能排除它是一个本体。而且整个大乘佛教都是建立在这个既抽象又无所不在的本体基础之上。

　　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又有些什么特点呢﹖首先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指儒家学说。即儒学中的哲学……这里丝毫没有摒道家、道教及其它学术流派的学说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外的意思，只是因为儒学向来被视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主流，故取其为代表而已。儒家学说的重心在人，是一种关于人的学说，或曰“伦理哲学”。作为一种“伦理哲学”，它所探讨的主要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的道德修养，人的道德修养的境界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传统儒学一直是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框架下进行的，亦即认为人们通过修养心性、完善人格，最后达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我国学术界有许多学者已屡屡指出儒学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笔者对于这一看法持半是肯定、半是否定的态度，理由如次；首先，“天人合一”确实是传统儒学的基本思维模式。所谓传统儒学，主要指自孔孟到宋明理学家之前的儒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