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里的不逍遥——粗读《庄子》印象

　　“南海的帝王叫做倏，北海的帝王叫做忽，中央的帝王叫做浑沌。倏和忽经常在浑沌的国境里会面，浑沌待他们很好。倏和忽就在一起商量报答浑沌的美意，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饮食、呼吸，唯独浑沌没有，我们试着给他凿成七窍。’一天凿成一窍，到了第七天，浑沌就死了。”

　　这则寓言对人类巨大的生存困境与危机而言，无疑是一面最澄明的镜子，照见人类盲目的急功近利的改造世界的欲望，它直接告诉我们：“恣欲的人类将走到哪里去呢？

　　到这，我们也就明白了庄子为什么用这种极端的话来反衬现实了：“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胠箧》）庄子说这话的意思，不见得就是说庄子对上古的社会迷信，也不见得说就表明了庄子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庄子看来，社会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一切都会“应时而变”，他的意思无非是要表明，只有“无为”（勿恣欲、勿扰民）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即“无为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这样百姓才能在平等、自由的环境里生活下去。

　　其次，庄子提倡“无为”是为了抨击仁义。庄子之所以大力抨击仁义，原因之一是仁义已经被大盗所窃，成了他们掩盖肮脏面目的面具。“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他们打着仁义的旗号四处做恶，还要把自己说成是解民倒悬的“道德君子”，所以庄子就撕下他们的面具，批判他们。

　　其二，仁义已转化为当权者役民的有效工具，它能起到“撄人心”的作用。当权者把它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来规范社会，并使之成为一种权力机制，从而封闭囚锁人心，并使之走向既定的规范，以达到摧残生命扼杀人性的目的。即庄子所说：“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性与？”用“钩绳规矩”使人心向“正”，正是当权者所需要的，至于什么是“正”，只能是掌控社会主流意识的当权者们制定出来的，于是“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在宥》）。

　　第三，“仁义”扰乱了世风。当权者以之作为道德规范来规范社会，开启了利名的争端：“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马蹄》），它所造成的世风混乱的结果，庄子有形象的说法：“夫弓驽、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胠箧》）所以“劳心者”们的“智识”带来的是世风日下、思想混乱的结局，即“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至之民”（《缮性》）。

　　第四，在那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知识分子“蒿目而忧世之患”（《骈拇》），于是“蹩躠为仁，踶跂为义”，用“钩绳规矩而正”“绳约胶漆而固”当时的社会。殊不知，知识分子匡时救世的药方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他们在社会上大力提倡他们的仁义道德，欲使之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希望把那个时代安抚下来。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并不断地向他们推销自己的学说，这反而为当权者所利用，成为助他们行恶的帮凶，其后果则是使后来的知识分子判断是非的标准从仁义出发，衡量事物的价值也从仁义出发，甚至为了“功利社会，舍生取义”，丧失了知识分子所应保有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及批判的态度，庄子对此明显的批判，这在庄子所多次提到的比干等剖心而死的例证中可以得到证明。

　　庄子对上述社会现实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说：“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以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骈拇》）庄子虽说自己“愧乎道德”，但他并不是反对仁义本身，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庄子所反对与批判的是借“仁义”为外衣的“伪道德”，而他赞成的是“大仁不仁”“至仁无亲”的“真道德”，即无偏私无邪行的“公道德”。这种“道德”讲究的是和谐、自由、平等，即“齐物为一”。庄子为了说明这样的道德，在《德充符》里写了六个至丑至残的人——三个跛子、一个丑貌的人、一个拐脚驼背而缺嘴的人和一个颈项长着大如盆的瘤瘿者。这些人“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他们讲求的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即通过自身的道德力量起到净化社会的作用。庄子认为只有以内在道德来感化他人，才能使人心向真、向淳，这就叫自然。庄子是叫人们认识到，真正的道德就是叫人们保持人性的自然、淳真与善良。

　　其实，庄子提倡“自然无为”无非是希望人们生活在一个纯净、淳真、质朴的社会环境里。然而这样的社会境界只会停留在庄子的理想里。

　　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最大的特点是注重个性与心灵的自由。生活本是多彩的，但大多数人却宁愿过着苍白的生活，因为一般人总是把生活的美放在物质的享受上面，如饮食男女、起居物用等一切感官上的快乐。他们总以为乐在身外，不断地向外寻求，如鼠一般东奔西窜，如虫一般爬来爬去，庄子对这种“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的恣欲享乐人生最不能接受；同样，他对于“其寐也神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的烦恼人生也极为厌弃，这样的人生整天计较人生的荣辱得失、穷达进退，扛着精神的枷锁而为物所累，庄子对这种物欲得失的人生态度是很不以为然的。另外，庄子看到人类生活的被动性，他们总是身不由己的被牵引、被引诱、被胁迫、被强制，无一刻自主，总是由生活和命运做着被动的安排，以至于盲目的生，盲目的死，这种不能自主的“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被动人生，庄子也极反感。庄子把不能自由生活而引起的种种人生困境称为“天刑”，庄子的人生主张是“乘物以游心”，达到“逍遥游”之境，即“无己”、“无功”、“无名”。

　　在这“三无”之中，最重要的是“无己”，只有做到“无己”，才能不以物喜不以物悲，才能淡泊名利，才能参透生死，才能真正做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就等于告诉我们，在接受、面对真实的生活时，要忘掉“心”、“欲”“物”，才能调整身心，超赿世俗，解脱烦恼，从“有心”之境进入“无心”之境，以从有限进入无限之境。在这里，庄子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寓言说明了这个问题：“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齐物论》）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两种喂猴的方法，从本质上说名与实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猴子的快乐与否却不相同。所以庄子说明，主观上对事物的看法，导致了结果的不同，人生不也是如此吗？只有不汲汲于“物“才能够进入“无心”之境，方可忘掉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能解决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生死。“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大宗师》）“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庄子首先肯定了生命的存在价值，然后才把死亡当做一个可供休息的假日，所以人生应顺应自然规律，保持个体生命的自由。这样就能进入庄子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至人”的境界。

　　庄子有时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称为“至人”，有时称为“神人”，有时称为“真人”。庄子把这种理想人物，运用浪漫的笔法描绘的有声有色：“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这说明只有在不受外物束缚的条件下，才能做到神游万里。庄子在《齐物论》中继续写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无非是要告诉人们，人生是不应受外在环境影响的，要能因任自然，随时而化，不执著于“物”，又不为“心”所累。到了《大宗师》里，庄子又具体描写了“真人”的心态、生活、容貌、性情等各方面，这种真人“虽超世而未尝越世，虽同人而不群于人”，其根本特点在于能把握自我而不为物所累，他们无忧无虑，无悲无喜，不计较利害，不在乎得失，并已达忘生忘死之境。这样的胸怀，确实需要有真知，正所谓“有真人，然后有真知”。

　　综上，庄子的“自然无为”乃是说人生的快乐在于身心的自由，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强制与束缚；也不要汲汲于外物，不要内心多欲，这样才能使人格得以健全的发展，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做到真实的存在，能够把握自我。这对于现代这个粉雕玉饰的世界确是一个很好的药方。因为我们反观现代人的生存，世风的颓废如同一个大酱缸，对于上层的人们来说，名利的纷争嚣嚣日上，恣欲的人士多如牛毛，虚伪的表白欺世盗名；对于下层的人们来说，生活在相互牵制、相互搅扰的社会里，被文明的机器压缩成物质的奴隶。这个扭曲的时代不得不使人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个含义丰富的寓言说明了人类的不能自主，说明了人类独立能力的丧失。庄子鉴于此，给我们开出一张保持独立与自由的药方，这确是很好的济世良药。

    （四）解题或庄子的痛苦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王国维语），庄子确实是悲其心于万里之外、九霄之上的，所以他的文章才“寄沉痛于悠闲”，他确实是要给“欲”的人类开拓一个精神家园的，他希望“久在樊笼里”（陶渊明语）的人们能真正的回归那个生己、养己、息己的自然，然后能够身心自由地生活，进入心无挂碍的逍遥之境以求得一个生命的真实存在。然而世界的“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特点，也使人类本身因情意的驱使而在万物的变化中不停地竞逐追走，直到形体耗损殆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庄子的药很好，但很难在现实中实现。他这种很人性化的理想太理想了，试问自人类有文明以来，有几个人真能达到庄子所设想的“至人”高度呢？而且庄子把希望寄托在做为生命的人的自身，希望人们向内去寻求精神的富足，那就得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即人“性本善”，否则他的这种理想就只能停留在庄子自己的理想里了。正因为庄子的话有如空谷足音，所以也注定了他的不为人理解，至于说同时代人，喜欢他的人应是很少的。好在庄子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理想同现实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就好象天与地的平行，永远没有相交的可能。庄子眼里的世界是灰色的，他看不到社会的亮色，也看不到人生的亮色。“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愤世嫉俗的庄子冷眼旁观，一腔济世之情无从着落，他把一切的不满与思考写入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他一生独立于世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他内心的这种痛苦我们是能从他的这些痛苦的思考中发掘出来的。

　　在《齐物论》里有一个最著名的故事，那就是“庄周化蝶”。人们多是从“齐物为一”的角度来解说这个故事的，但我们可否从理想与现实的角度再来对这个故事做一个新的解说呢？首先说，这是庄子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梦”与“觉”相对，“蝴蝶”与“庄周”相对，庄子重点写出了他们的区别，即在梦中他们二者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实现了物化或叫齐万物、齐物我；然而回归现实，他面对的还是“与物相刃相靡，其形尽如驰”的世俗人生。

　　我们来看这个梦：“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个梦的中心意象（姑且如此说）是蝴蝶。蝴蝶在大自然中能翩翩飞舞、四处翱翔，它不受时空的限制，自由的展翅飞舞，既没有世俗礼法的约束，也没有必须尊循的陈规陋习，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它可以享受阳光的温暖、空气的清新、美丽的花朵，它因自然而生，也因自然而息，它是真正的“逍遥游”。庄子把自己变成蝴蝶，充分展示了他内心所向往的美好生活，所以庄子的感觉是“自喻适志”。我们也能看出，庄子化蝶表达出的是庄子对个性自由的选择，是希望回归质朴与纯真的选择，这对于在重重束缚中带着镣铐跳舞的人类来说确实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但我们不要忘了，庄子化蝶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梦”，也就是说，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庄子所设想的这种美好的生活，也就是庄子的“齐物”只在他的理想里面，也只有庄子自己才能做到。但他自己能做到，不等于其他人也能做到，这才是庄子痛苦的，因为“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虚幻性，当“梦”醒来时，一切还是老样子，即梦境消失后，必须回到现实。我们说过，相对于“梦”的，是“觉”，庄子“觉”后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蝴蝶，而又成了庄周，所以有“蘧蘧然”之感。“梦”和“觉”的对立，照见了庄子所生活的依然是那个充满欲望与利害冲突的社会，人们不可能去想象蝴蝶的生活，也不可能去追求这种生活。庄子说“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则一个是理想的自由的，一个是现实的痛苦的。也即说“周”与“蝶”的相对，一个是现实中的怀揣痛苦的，一个是理想中的自由的。然而人们并不因为“梦”的虚幻性而放弃了对“梦”的憧憬与向往，“梦”的产生不正是源于改变现实的希望与渴求吗？庄子正是借助“梦”的成功来说明他对自由、和谐、平等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即与众生自由平等和谐的共同发展。

　　李商隐说“庄生晓梦迷蝴蝶”，一个“迷”字正好写出了庄子思考的痛苦。因为他感到自己虽然处于“材与不材”的现实之间，却仍“未免乎累”，我们看庄子的表述： 责任编辑：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