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国学”

　  90年代以来，“国学热”在国内勃然而兴。传统典籍读本倍受青睐，“国学”刊物流行于市，“国学”丛书目不暇接，一些大学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开设“国学概论”课程。从主流而言，这自然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有益之举。如果对此稍加省思，也会发现其中不无遗憾，如“国学”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术”或“中国传统学术”，但其内容仍缺乏明确界定，不无模糊之感。这里，追本溯源，回顾历史，或许不无裨益。

　　“国学”兴起于本世纪初，大盛于二三十年代。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家对此也未明确界定，仅依各自理解进行研究。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钱穆《国学概论·弁言》第1 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国学”确是“一时代之名词”，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时过境迁，回顾此时“国学”的实际情形，仍不难发现其基本内涵和外延。

　　我国古代所称“国学”，乃指“太学”，即国立学校，与近代概念绝然不同。秦汉以前，学术以“教”或“家”分类，而不称“学”。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略》，始称文学训诂研究为“小学”，于是有“学”之名，此后有了经学、玄学、理学，等等。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源自日本。19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日本思想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识本国文化，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对于中国文化，日本学术界也有不无贬义的“支那学”。这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黄氏主张先作“国学史”。由于黄的意见，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此时力倡“国学”者还是国粹派。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第3期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参加者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流行于20世纪初年，蕴含爱中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当然，两者内涵不无差异。“国粹”以“国学”为依托，而“国学”更为宽泛。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不无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论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

　　关于“国学”的定义，1906年，邓实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他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作“一国所有之学”，概念较为宽泛。事实上，“国学”一词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外延则因语境变化而有差异。他们有时凸显诸子学，有时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为基本内容。国粹派学术重镇刘师培较重视儒学，也没有以儒学代替国学。他的《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重点分析儒学的流变，也涉及子学。这与邓实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亦国学”的主张基本一致（邓实《古学复兴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9页,三联书店,1963年）。最有影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不例外。

　　国学保存会成立时，章太炎正系狱上海西牢，没有参与其事。然而，他是国学保存会及国粹派的思想领袖。因此，他的“国学”概念颇具代表性。他一生多次讲演“国学”，而较系统、重要的讲学则有三次：

　　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鼓吹反满革命，又注重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是年9月，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公认章氏为“国学界之泰斗”，请其讲授国学。他们宣布讲授内容“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此外，“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01-502页）。可见，章氏所讲“国学”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章太炎认为“国粹”“可分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见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可见，此时，章氏“国学”、“国粹”概念基本相同）。他把经、史、子、集研究包括于“国学”之内，尤重阐明治学途径。1922年4至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0次。每次听讲者数百人至数十人不等，报纸广为宣传，形成章氏第二次讲学高潮。讲学内容由曹聚仁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涉及经、史、子、集，但以经、子为主，此书“概论”部分阐明作者有关“国学”的几个见解。此书第二部分讲“国学之派别”，其中“经学之派别”以古文经学为主，“哲学之派别”以先秦诸子和后世儒学为重点，“文学之派别”则述历代文学成就（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1997年）。193４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讲内容最为丰富、系统，体现其晚年的学术总结。讲稿后经多人整理出版。这部讲稿约16万余字，比以前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篇幅为多。全稿共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5部分。他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文字学）的同时，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国学”中心内容。这反应了晚清“国学”概念的主流。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国故学”一词流行开来，大有取代“国学”之势。“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国粹派差异甚大，编成《国故学讨论集》的许啸天说：“‘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国故学讨论集新序》第3页，《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群学社1927年版） 责任编辑：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