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厌恶达利，谁又赞美他？

　　1934年2月2日，安德烈·布勒东怒冲冲地站在一幅画的下面，画面中，一个怪模怪样的黑衣人蹲踞着，屁股后头长出一条又粗又长的异肢，仿佛恶作剧一般地，被地上的一只木叉架住。他的脑袋略微偏转，迎着观众的目光，观众在布勒东身后聚集起来又散去，嘴里啧啧称奇。

　　那幅画的作者，当然是萨尔瓦多·达利。

　　（一）

　　1934年是达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大群事情陆续发生：他在巴黎办了个展，他跟超现实主义运动宣告决裂，此外，他还和大自己十岁的喀山女人加拉完婚，她的前夫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另一位主将保罗·艾吕雅。“友妻不可夺”，不过，艾吕雅很有风度地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加拉本来就是莎乐美再世，达利虽然明媒正娶，事实上也不过是她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布勒东的怒，与此无关。

　　达利正是眼下上海的热点，一个商场和一个艺术馆同时举办他的展览，虽然高仿品居多，对客流则毫无影响。

　　达利大名鼎鼎，又疑点缠身，他是一个疯狂、骄纵、自私、暴戾、有众多恶癖，简直可以说是邪魔在心的人，但也是不世出的绘画天才。一面是疲软的钟表，趴在电话机上的大虾，满身粪便的女人，大群蚂蚁，蚂蚱，燃烧的长颈鹿，蜘蛛网，一大块一大块形状扭曲、恶心兮兮的东西，另一面，他也画奇妙无比的视错觉画，如1934年的《玛·韦斯特的脸》，也能画出一些传递严肃的时政信息的情怀作品，如1936年的《内战前兆》，还有很多富有美感的立体主义肖像画。奥威尔在1944年发表的一篇名文《萨尔瓦多·达利札记》里称，达利是个“野心家和暴露狂，但绝不是骗子”，他的变态，他对性倒错、肉体、粪便、尸身、腐烂物、淫秽细节的痴迷，是“世界陷入一场重病的症候”。

　　他一出道就被视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现在，他的知名度远胜于巴黎的那帮诗人，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这些人以前卫方法创作的诗歌很难拥有不朽的价值，而达利的画作却同他本人的标准像一样，几乎妇孺皆知。不过，论理念，他和布勒东诸人，以及像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如奇里科，还有超现实主义摄影家如芒莱，都是一致的，他们都信奉神秘主义，生命真正的律动，真正的艺术灵感，都是非理性的，反逻辑的，是在人世之外的。在探索之初，这些人都决心要成为某种可称为“宇宙意识”的东西的汇聚地和回音壁，他们的创作都不是自我封闭的，以美和崇高为中心的，而是开放的，期待着一些“不可名状的事物”的降临。

　　超现实主义是典型的“超善恶”，拒绝以常规的善恶观来评判艺术。他们拥抱地狱，到地狱中去探险，以亵渎神灵和正统的姿态，来表达对同时代人虚伪的“人道”的不满。法国有这个传统：从亵渎圣像的萨德侯爵，到痴迷幻象的皮埃尔·德·奈瓦尔，赞颂邪恶的夏尔·波德莱尔，以及憧憬“纯诗”的兰波，他们都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先驱，一个接一个愤恨地顶撞造物主。奇里科画一个大理石女人躺在木箱上，背后是一条铁路，这幅画没有任何美学范畴的涵义，它只是给人的心灵传达了某种模糊的情感；达利在美国所画的《那喀索斯巨变》，一只手举着一枚鸡蛋，蛋里冒出一朵花，你也一样说不清到底“它要表达什么”。

　　达利说过，观众看不懂很正常，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他画的是什么。他对自己的任何创作都不作解释，但是，在另一件事上他也保持沉默，终于导致了布勒东的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