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明清时期大运河对宿迁的影响

　　宿迁，古称下相、宿豫、钟吾，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北倚骆马湖，南临洪泽湖，自古便有“北望齐鲁，南接江淮，居两水中道，扼二京咽喉”之称。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对南北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起着巨大的作用。宿迁作为运河重镇，前后延续500余年。运河在促进宿迁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宿迁地域文化的塑造亦有巨大作用。本文将从城市地位、商品经济、宗教信仰、民风民俗四个方面论述明清京杭大运河对宿迁地域文化的影响。2014年6月，大运河成功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回顾宿迁运河发展历史及其影响，无疑可为当前宿迁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支持。

　　明清时期宿迁段运河概况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由北到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其中徐邳段运河属通济渠。唐宋时期，徐州以下运道借用泗水河道，“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南宋初年，黄河“夺泗入淮”，原来流经宿迁的泗水河道被侵夺成为黄河河道。元明时期，宿迁黄河河道长期被用作运河河道。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元开会通河，邳宿遂为运渠，河运为一。”万历《宿迁县志》记载运河：“在治西二十步，济、汶、沂、泗诸水合流，自直河入境，经流小河，以会黄河，自古城入桃源界。”明代中后期黄河水患下移，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构成了对漕运的严重威胁。为避黄保运，天启、崇祯年间相继在宿迁及附近地区开凿了通济新河和顺济河。“崇祯末年，运道溯宿迁大河改出董家沟口，循顺济河西北达泇河。”

　　清朝建立后，沿用明末运道。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国朝定鼎燕京，岁漕东南四百万石，由黄河进董口，经泇河以达京师。”“康熙初，粮艘抵宿迁，由董口北达。后董口淤塞，遂取道骆马湖。湖浅水面阔，纤缆无所施，舟泥泞不得前，挑掘舁送，宿邑骚然。”康熙十九年(1680年)，总河靳辅奏开旧皂河，“上接泇河，下达黄河，漕运便之。”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黄水大涨，皂河淤淀，不能通舟。众议欲仍由骆马湖，辅力持不可，亲督挑掘丈余，黄落清出，仍刷成河。随闭皂河口拦黄坝，于迤东龙冈岔路口至张家庄挑新河三千馀丈，使出皂河，石磡之清水尽由新河行，至张家庄入黄河，是为张庄运口。”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靳辅“以运道经黄河，风涛险恶，自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粮船北上，出清口后，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以避黄河百八十里之险。”从此，运道历二百余年而不变，宿迁运河和黄河彻底分离，黄河对宿迁运道的危害也大大减轻。

　　运河流经的主要区域，嘉庆、民国等县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嘉庆《宿迁县志》记载运河：“(由南至北)自桃源县悦来集北入县境，又三里迳仰化集，又四十里迳宋家庄，又北而西四十里迳县北，又西三十里为中河口，又西北四十里为窑湾，入邳州境。”民国《宿迁县志》记载运河：“自邳州窑湾入境，东南流十余里……又东南二十余里至中河口，又东十许里，骆马湖水由王家沟、柳园头等处自北来注之，又东南十许里，经县城北，又东南四十里，经宋家庄，又东南三十余里，分泄入刘老涧东北，入六塘河，其正流东行数里，经仰化集，又三里至桃源界。”

　　运河对宿迁地域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运河的流经对宿迁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运河的流经使得宿迁城市地位得以提升，由运河带来的便利运输促进了运河沿岸城镇经济的发展，繁忙的漕运还导致了运河沿岸地区水神信仰的盛行，对地方民风民俗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运河与宿迁城市地位的提升

　　明清时期漕运为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倍受统治者的重视，运河的流经大大提升了宿迁的城市地位。万历《宿迁县志》称宿迁“北瞰泰岳，南控江淮，西襟大河，东连渤海，盖两京之咽喉，全齐之门户也。”康熙《宿迁县志》记载宿迁：“西望彭城，东连海澨，南引清口，北接沭沂，盖淮扬之上游，诚全齐之门户，七省漕渠咽喉命脉所系，尤匪细也。”嘉庆《宿迁县志》称宿迁：“北带漕渠，西襟黄水，东临榆沭，南引清口，淮海上游，水陆冲要。”为管理运河各项事务，清代还在宿迁境内设立了运河同知、运河通判、中河县丞、运河主簿等官员。

　　(二)运河与宿迁商品经济的繁荣

　　运河的流经带来了南北客商和便利的运输条件，极大刺激了宿迁运河沿岸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万历《宿迁县志》记载宿迁旧治有迎恩街、皇华街、新街、安福市、兴福市以及梧桐、思政、敦信、岱宗祠、广济等巷。宿迁新县治相比旧治街道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万历《宿迁县志》记载宿迁新县治有平成街、宣仁街、聚秀街、云露街、太平街、通云街、永宁街、奠安街、长乐街、三元街、河清街、驻騘街、通岱街、还定街等，共十四条街道。镇集则有刘马庄镇、堰头镇、邵店镇、司吾镇、小河口镇、白洋河镇、脱车头镇、归仁集、仰化集等。

　　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城内有宣仁、平城、云露、太平、聚秀、通云、奠安、永宁、长乐、三元、河清、驻騘、通岱、还定、马路口、马路口东、竹竿、富贵、如意、新盛等街，思政、梧桐、烈节、敦信、广济、猪市、吉庆、九曲等巷，市有草市、鱼市等。宿迁周边有新安、堰头、司吾、桥北、邵店、窑湾、小河口、白洋河、皂河等镇，集有归仁集、仰化集、永庆集、耿车集、埠子集、街头集、港头集、王儿庄集、新店集、大兴集、晓店集、蔡家集、新安集、永丰集、叶家集、唐店集、韩家集、黑墩集、李圩集、大墩集、南涧集、臧圩集、北涧集等。

　　皂河镇(今宿迁市湖滨新区皂河镇)，原称“皂河集”，位于宿迁市西北部，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河道总督靳辅开旧皂河口，皂河地域因此成为大运河南北漕运要道，商贾行船不绝，逐渐成为宿迁西北部经济贸易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顺河集(今宿迁市宿豫区顺河街道)，原名“中河镇”，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即中运河竣工的第二年，为保障漕粮、运道的安全，在宿迁城东运河东岸设置兵营，驻兵镇守。在漕运的刺激下，往来于此的漕船、商贾络绎不绝，逐渐发展为集市。由于乾隆皇帝在其诗中多次提到“顺河集”，故此后不再用“中河镇”之名，而改称“顺河集”。当地设有行宫，乾隆6次南巡，曾先后11次驻跸于此。白洋河镇(今宿迁市洋河新区洋河镇)，地处白洋河和黄河之间，背靠京杭大运河。民国《宿迁县志》记载白洋河镇：“在县治东南四十里，半属桃源，有界石立镇中古沟板桥上，桥东为桃源，桥西为宿迁。”自古以来，洋河镇就是个水陆交通畅达、商业繁荣的地方，明清时期更是以其发达的酿酒业成为繁荣的商业市镇。

　　运河的流经使得宿迁成为南北客商云集之地，外地商人在宿迁城内创建了众多商业会馆。民国《宿迁县志》记载闽中会馆，即天后宫，在新盛街。浙江会馆在迎熏门外河清街，京江会馆在洋河镇西大街。泾县会馆在通岱街南，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苏州会馆即中天王庙，在前马路口。庐扬镇公所，又名江安公所，在前马路口东。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苏北黄、运河道逐渐淤废，地位一落千丈，宿迁商品经济也迅速走向衰落。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当漕河全盛之日，岁有修防，蝇集蚁附，輓输所至，百货充盈，末技游食之民谋升斗为活。及时移势异，徒噪空仓，私货竞趋，官征无亿，转徙日众，莫之或拯也。”

　　(三)运河与宿迁水神信仰的盛行

　　黄河和运河的流经使得宿迁境内黄河河神和运河水神信仰极为盛行，在众多水神中，以金龙四大王最具有代表性。金龙四大王，名谢绪，浙江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浙江杭州良渚镇安溪)人，隐居在安溪下溪湾，因其排行第四，读书于金龙山，故称金龙四大王。因其具有护漕、捍患的功能，故不断得到明清官方的加封。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使得明清时期宿迁境内金龙四大王信仰极为盛行。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南，明知县宋伯华建。康熙二十四年，总河靳辅改建于城西南堤上，有敕祭文。又大王庙一在中渡口，一在东关，一在小杨庄。”至今，宿迁东关口仍保留有金龙四大王庙宇的遗址。宿迁皂河龙王庙祭祀的主神亦为金龙四大王，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安澜龙王庙：“在县西北皂河镇，康熙中建，雍正五年奉敕重修。”皂河龙王庙处黄、运之间，又是雍正敕建，乾隆继位之初就极为关注。乾隆元年(1736年)，即亲自撰写祭文发往皂河龙王庙祭祀。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五次至龙王庙拈香祭祀，且每次都赋诗一首，至今庙内御碑亭中仍保有乾隆皇帝的御笔诗文。皂河安澜龙王庙因其地位重要、保护完好，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大运河成功申遗，皂河龙王庙更是被列入运河文化遗产名录。

　　此外，宿迁境内还有张将军、晏公等运河水神。张将军，名襄，原为商人，为舟子所害，死后成神，因其具有护佑漕运的职能，故得到明清官方的封赐和加封。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张将军庙：“在治南十里小河口，神名襄，明弘治间行商至伍家营，为舟子所害，夜托梦于母，明日得其尸，告诸官，置舟子于法后，为河神，有功漕运，明时屡遣官祭，封以显号。至国朝护漕有验，加封护国护漕勇南王。”明清时期的晏公同样具有护佑漕运、保障航行的功能。晏公，名戌仔，江西临江府清江镇人，元初以人才应选入官，为文锦局堂长，死后成神，因其显灵于江河湖海，明初敕封其为“平浪侯”。万历《宿迁县志》记载晏公庙：“在治南二里，洪武十九年，民周通建，正德年间，义官曹讃重修。”《古今图书集成·淮安府祠庙考》记载晏公庙：“在旧治南二里，明万历丁酉，知县何东凤创建。”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宿迁洋河镇亦有晏公庙。

　　(四)运河对宿迁民风民俗的影响

　　运河的流经以及频繁的河漕治理活动对宿迁民风民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皂河龙王庙会是数百年来皂河及其周边地区群众自发参与的一项民间祭祀民俗活动，庙会的起源和运河有密切的关系。自清代以来，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八、初九、初十这三天，为宿迁皂河龙王庙庙会之日。其中正月初八为焰火日、初九为正祭日、初十为朝山日，届时众多民众纷纷前来敬香祭神，祈求风调雨顺，河水安澜。宿迁及周边地区的行商坐贾、民间艺人也纷至沓来，云集皂河。庙会上既有曲艺、杂技、民俗表演等文化展示活动，也有各种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买卖交易活动，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庙会风俗几百年来从未中断，一直沿袭至今。此外，乾隆皇帝六次沿运河南下，皆途经宿迁，并在此驻跸和逗留，不仅留下了数十首诗作，也留下了乾隆拜师、审石狮、洋河封御酒等众多故事和传说。

　　结语

　　作为古代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运河的流经对明清时期宿迁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运河的流经极大提升了宿迁的城市地位，使其成为漕运咽喉和南北交通要道。由运河带来的便利交通促进了运河沿岸城镇经济的发展，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导致了宿迁运河沿岸地区水神信仰的盛行，对民风民俗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运河的流经成为引发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从明清宿迁段运河数百年的发展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运河对沿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宿迁段运河的变迁只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缩影，随着京杭大运河成功申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宿迁运河文化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