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舟山追寻古老文明的源头和未来

      “我们随时欢迎舟山加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行列。”宁波原申遗办主任林士民，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中如是说，他热切地企盼舟山早日加入。“如果舟山能够加入，这也填补了我心中的一点遗憾。”林士民道出其中原委，早在2001年宁波启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时，是把舟山的内容一起进行申报的。“我们用了一个括号，里面加上了舟山，因为在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和舟山怎么可能分开呢。”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宁波的“海丝”申遗材料中已经没有了舟山部分，这让林老感到一丝遗憾。“如果你们舟山提出申报，我一定会大力促进。”已经退休的林老表示。

      尽管材料中没有了舟山，但舟山从未在这条历史大通道中湮没和离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让舟山的“丝路”梦不仅延续，还将一路追寻。

      丝绸的原点

      在我们寻访过几个主要的丝路遗迹遗存后，丝路的故事主要集中于中外贸易、货物以及人员的交往，乃至文化的碰撞。

      但这条延续数千年海路的原点，似乎被我们有所忽视。“所谓丝路，不管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它就是和丝绸有关的，这是它得名的原因，也是这条路的起点。”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黄建钢一语中的。“浙江就是丝绸的发源地，绸字是后起字，绸的本字就是周，这也是为什么浙江姓周的特别多的原因。”黄建钢举例说明，义乌的别称就是“稠州”，而“稠”与“绸”相通。因此，无论两条丝路的起始点在何处，从商品的源头开始算，浙江都是丝路的起点。

      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因此舟山一直处在这一文明发源地的边上。“我们要在这一维度上来思考舟山在历史上的位置。”黄建钢说。

      而海上丝绸之路从丝绸迈向更加更广阔天地时，舟山则承担了枢纽港和起运点的历史重任。“舟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是很高的，但受限于地理条件，舟山在海上丝绸之路早期主要起到了靠泊港和补给港的作用。”

      黄建钢介绍，古代无动力船舶，航行主要依靠洋流推动。根据西太平洋沿岸的洋流，从山东半岛通过海路是无法直接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船只只能顺着洋流南下到舟山附近，再通过一条向东北的洋流抵达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徐福东渡会在舟山宁波留下大量遗迹的原因。

      海路的辉煌

      然而，公元751年，发生在现在哈萨克斯坦古城怛罗斯附近的一场战役，彻底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唐朝大将高仙芝率领的唐军被阿拉伯联军击败，阿拉伯人至此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西亚以及中亚段，导致中西贸易的陆上通道被打断。4年后，安史之乱爆发，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政治中心开始东移。

      从此，海路兴起，从两宋至明代郑和下西洋，中西方贸易主要依靠海上丝绸之路，舟山由此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也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全球最早的自由港，比意大利热那亚自由港还要早，同时是葡萄牙人在远东海上国际贸易中心，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西洋艺术、宗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甚至是日本崛起统一的重要推力。”市委党校党建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王文洪对明代六横双屿港的历史地位作了这样的表述。

      这不得不说一个安徽人王直的故事。嘉靖三十年，长期盘踞于舟山海域的大海盗王直在群雄中胜出，独占鳌头。控制着大量的海上走私贸易，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明政府于是大力清剿，王直为求自保，引进了葡萄牙铁枪铁炮。

      从此，王直的活动范围更大，先后打败高丽及日本倭寇。压制住日本正规海军——松浦水师，逼迫日本五岛列岛藩主“友好相处”，并割出城区建立“明人区”，这一区域至今尚存。

      而同时，王直同时也把葡萄牙铁枪引入了日本，正是这些黑枪，使得日军幕府的战斗力大大提升，推动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而王直率领舟山海商船队3000余人离舟迁居日本五岛列岛，有人说，这些岛上很多日本人的先祖很有可能是舟山人。

      与海隔绝造成的衰弱

      当时明朝的GDP总量为世界第一。“全球范围内贸易规模还没有超过双屿港的，因而双屿港堪称国际贸易的中心。”浙江海洋学院副教授翁志军说。

      而据学者考证，在沿海省份中，浙江也是引种番薯最早的地区之一。万历三十五年（1607）编的《普陀山志》就有：“番芾，种来自日本，味甚甘美”的记载，明代山阴人也曾有记载：“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

      山阴今属绍兴市，离我们的普陀山并不远，他得到的红薯，或许亦从普陀山而来。普陀山的番薯清初已北传到江苏境内了。张文英雍正《崇明县志》：“甘薯，俗呼番芋，又名红山药，种自普陀来。”嘉庆时金榜在《海曲拾遗》中说到通州一带的番薯，其种亦“得自舟山”。

      由此，舟山学者认为，番薯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很可能是在舟山，或者至少是较早的传入点之一。而无论如何这种源自南美的农作物，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各个节点传入，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离不开的美食。

      然而另一方面，随着明政府打击力度加大，为杜绝海盗和倭寇，明代发布禁海令，舟山人被迁居大陆，“后来舟山的衰弱主要是因为两次大规模海禁。”翁志军说。

      然而，仔细考察，尽管舟山在两宋之后成为了中西文化乃至物质文明交流重要节点，但宋至明代，舟山是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起点，丝绸、瓷器、茶业从舟山港起运。但明清之后，舟山是外来文明的输入站，西洋音乐、艺术、宗教、物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抵达舟山，又辐射东部沿海直至全国。

      双屿港看似繁华的背后，也是葡萄牙人的成功，而非舟山人的成功。究其缘由，是海洋让位于大陆，是我们熟知的“闭关锁国”，也是我们不知道的中国对于海洋莫名的恐惧，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由此消散在了历史的迷雾中，中国的国运因为海洋发生逆转，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人沿着中国先人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用坚船利炮让5000年文明差点毁于一旦。

      从海洋追寻中华文明源头

      大海不仅孕育生命，其实也孕育文明。

      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截然不同、但又相融相生，都是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孕育出的灿烂文明。在公元前10世纪，也就是3000多年前，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已经驾着船踏遍了地中海的各个港口。他们或者经商，或者在海上进行劫掠，在2个世纪的时间内称霸地中海，更是经常出没波涛汹涌的大西洋。

      由腓尼基人发明的22个字母，成为当代26个英文字母最早的源头，可以说腓尼基和地中海周边一系列的海洋民族孕育出了灿烂一时的希腊文明，也就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和主体。

      欧洲文明是起源于海洋文明，而古老的中华大地一直以来就是大陆文明的代名词，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随着对历史认识深入，目前的长江流域也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两河流域”共同起源说，逐步得到史学家一致认同。

      然而，一如西方文明从海洋肇始，中华文明的源头也绝不能轻易地与海洋隔绝。据《竹书纪年》记载，夏代“帝芒十二年，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说明夏代时，中国人已有能力组织沿海居民到深海捕鱼。

      在河南安阳商朝遗址及墓葬中都出土过许多海贝、鲸鱼骨，这些都是海中产物或海外交换而来的产物，没有航海事业，是无法想象的。有学者从甲骨文的“舟”字字形分析：“舟”字上有二或三条横，表示当时木板船上纵横材料的安排方法。用横梁加强船体横向强度并形成了3—4个分段隔舱，可知商朝的船只已脱离了独木舟阶段而进入木板船阶段了。

      木板船需要远航，则需要风帆。关于帆的发明，古书《淮南子》记载，传说禹是受到一种叫“鲎”的启发。鲎鱼喜欢漂浮在海上，每当有风吹来的时候，鲎鱼的鳍就高高挺起，它能借助风力前进，没有风的时候，它的鳍就收拢了。在鲎鱼鳍的启示下，人们就发明了帆。

      而对大陆人极其陌生的“鲎”，对于舟山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迄今仍能在餐桌看到这种比恐龙更古老生物的踪迹。由此，我们需要对海洋文明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恐怕要远远早于我们的想象，我们大大低估了古人的能力。

      海洋文明是否也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还需要史学界的进一步研究，但舟山位于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交界处的地位却是无疑的，从番薯引进中国的故事可以看出，即便在海洋文明衰弱之际，海路仍然能给大陆文明以“反哺”。

      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之于舟山，绝非一段简单的历史。而要深入挖掘这段历史，并为舟山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定位，都需要我们将古今连接、将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相融。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是舟山不可错过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