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赏论：凤纹有深意

　在中国古代家具中，明式家具的雕饰图案颇为丰富，但与其有着鲜明对比的是，其象征意义及相关器物用途却尚未被学界和行业关注理解。例如，在男性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作为重要财富象征的硬木家具，为何往往雕饰象征女性的“凤纹”呢？

　　明嘉靖年间，首辅严嵩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载，其子严世蕃府邸被查出“珍珠五凤冠六顶，共九十三两；珍珠三凤冠七顶，共重五十三两一钱。”这十三顶凤冠均为实用物。甘肃兰州上西园明代彭泽夫人墓中也出土过一顶凤冠。彭泽历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其妻为“诰封一品”，按律不应戴凤冠，但却逾制而为，藏有凤冠。

　　清朝皇后冠上的三层顶子各饰金凤，朱纬一周饰缀七只金凤，常服上绣八只彩凤，皇妃们的常服上则饰有龙凤呈祥、彩凤双飞、丹凤朝阳等图案。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存皇太后和皇后朝服像如清 《孝庄皇太后朝服像》中可见，朝服以及宝座均饰凤纹，不同于饰以龙纹的皇帝朝服与宝座，凤纹作为女性专属标识明确。

　　自先秦开始，男女举行婚礼所使用车舆服饰就出现超越身份的现象，古人称为“摄盛”，意为婚礼是人生大事，允许稍有违规越位之行为。此后便成习俗，沿至明清。明清时期，有品级的文官夫人可用霞帔。平民女子嫁人时，根据“摄盛”制，也可用“凤冠霞帔”，新郎可以穿九品官服，故称为“新郎官”。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昏礼摄视议》载：“《明史·舆服志》云：‘庶人婚，许假九品服。’亦摄盛也。”

　　明末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写到“花烛之下，乌纱绛袍，凤冠霞帔，好不风象。” 清代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八回载：“择了吉日迎娶，一般的鼓乐彩舆，凤冠霞帔，花烛拜堂，成了好事。”反映了民间社会普遍有之的凤纹观。由此可见，经过漫长的积累，在制度和文化上，凤纹作为女性的象征符号，被完全确立。

　　嫁妆里的凤纹“密码”

　　过去学界无人关注凤纹课题，收藏家和流通领域对明式家具上凤纹的含义，往往语焉不详。通过实例和对明清生活史的研究，我们认为，凤纹图案作为女性专指符号，在明式家具上大规模出现，绝不仅是纯粹装饰用，而是与特定的社会风俗、意识相关，有着自己的历史主题，反映特殊寓意。其中藏有一个密码，那就是这些家具多为女子出嫁时的嫁妆。

　　“陪嫁”是女子在出嫁时从娘家带到夫家去的财物，又被称作嫁妆、嫁奁、妆奁。明崇祯年《松江府志》记载当地习俗为：“婚前一日送奁于男家，今为迎妆，以奁饰帏帐、卧具、枕席，迎于通衢，鼓乐拥导，妇女乘舆杂遝，曰：‘送嫁妆’。金珠璀璨，士大夫家亦然，以夸奁具之盛。此俗礼不知始于何日，沿不可废，知礼者并宜议革者也。”

　　清初思想家陈确在《丛桂堂家约》中开列一份奁品清单，内容如下：“衣柜一口、衣箱两口、火箱一只、梳桌一张、琴凳二条、杌头二条、衣架一座、百架一座、梳匣一个、镜箱、一只铜镜二面、面盆一个、台灯一个、烛千一对脚炉一个布衣二袭、铺陈一副、床帐一条、床幔一条、门帘一条、面桶一只、脚桶一只。”陈确认为，这是一个低标准的送奁约定，嫁女妆奁按照此单办理，即体面，又减轻了女方家庭的经济负担，“则主人虽极贫，可免外贷。此一家血脉常通之道也。”而据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汾阳县志》载，山西地区“嫁女，富户倍加衣饰、铺陈、桌椅、橱箱、杂用铜锡器皿，递减至贫家，则随身奁箧而已。”

　　满族婚俗，男方家庭准备好屋子，屋内“一切陈设桌椅板凳直到炕席毡条”都由女方家庭置办。因此，上至皇室豪门，下及平民贫户，随嫁家具是实行已久的惯例。乾隆帝弘历为皇子时，娶富察氏为福晋，居紫禁城西五所。乾隆继位后，西五所改名“重华宫”，重华宫中“陈设大柜一对”，为富察氏陪送的妆奁。乾隆帝曾说此大柜：“其东首顶柜，朕尊藏皇祖所赐物件。西首顶柜之东，尊藏皇考所赐物件。其西尊藏圣母皇太后所赐物件。两顶柜下所贮，皆朕潜邸常用服物。”可见皇子的福晋嫁奁中有大型紫檀家具。

　　不妨瞭望一下清晚期，清代同治、光绪两位皇帝大婚，全部档案文件汇编成册，名为《大婚典礼红档》，其中卷五包括皇后妆奁的筹办记录和妆奁清单。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光绪帝大婚时皇后的嫁妆分成两次，各一百抬，抬送入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