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节选）

井陉窑河东坡窑址12件精美、完整的印花模子的出土, 生动地展现出金代井陉窑的刻模工艺曾经达到的高超境界, 不仅为井陉窑金代印花瓷器的断代提供了确凿依据, 也有力地反映出当年它所拥有的制瓷生产水平, 特别是这一窑址还是一个未做正式公布的新发现的窑口, 此前并不为陶瓷史界和考古学界所了解。因而, 这一发现, 的确令人欣喜。本文拟就井陉窑的发现及与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相关的问题, 谈一点个人的认识。

  

    二、井、定两窑印花模子的异同

    定窑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名窑。大英博物馆藏有定窑的金代印花模子② , 冯先铭先生主编之《中国陶瓷· 定窑》一书收有流散在英国的定窑印花模子两件。近年曲阳北镇定窑遗址出土了四件完整的金大定—泰和年间的印花模子, 除见于公布外③ , 笔者曾在河北省博物馆见到其中的两件。现在, 北距定窑仅百余公里的井陉窑亦出土了制做时间相同的数量更多的印花模子, 这种偶然又必然的巧合, 为比较两窑模子的异同提供了条件。当然, 对于两窑金代生产的印花瓷器的花色来说, 这些模子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不论从形制上, 还是纹饰的选题、布局与刻划等方面, 两地模子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和技艺水平都可以做为代表器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对于搞清两窑的不同特点、鉴别两个窑口的印花产品来说, 是十分必要的。因此, 在有限的条件下, 结合定窑已公布的有关资料和井陉窑调查中所见印花瓷片等, 试作初步的分析。

    相同的方面

    胎质、胎色。胎质均为瓷土。见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一文中提到的5件残模, 有4件胎色为灰白④ , 这与井陉窑多数的印花模子胎色相同。形制。均为覆碗式无柄内模。这说明两窑制模及加工印花器坯的脱模工艺方式相同, 纹饰均印在器里。布局。构图均显示了“ 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 ⑤的特点, “ 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方法, 讲究对称”⑥ 。碗、盘、碟类图案的主题常常安排在器底（或器心）居中的位置, 在周壁辅纹的映衬下得到突出的表现。同时, 也都存在不分底壁均衡布局, 以显示锦簇吉祥的寓意, 或以壁为天, 以底为地, 突出层次, 扩展意境的手法, 如定窑鸳鸯游鹅及鱼纹碗模井陉窑莲花纹碗模、鹭凤纹盘模等即是。

    题材。纹饰的题材均以花卉最多, 即禽鸟、鱼、婴亦多与花卉组合。如定窑的水波游鱼以及婴戏图等, 在井陉窑印花瓷片中亦有发现。此外, 回纹、卷草纹、云纹等边饰的编配使用亦如出一辙。再有井陉窑龟鹤图盘模的主题图案, 在定窑亦见相类的印花瓷碟⑦ 。技法。定窑六模中似以缠枝牡丹纹盘模⑧ 、菊花纹碗模⑨为最精, 花、叶、枝、脉的用刀, 起落与轻重自然准确, 精细入微, 整个图案一刀不苟。线条刻划得婉转流畅, 构图疏密得当, 的确俨如织锦图案, 洋溢着雍荣的风韵。井陉窑前述4模, 与之相比毫不逊色, 精细处似有过之。刀法上的偏、正、划、剔、戳、勾、挑等等诸多手法随线条变化的所需而施,得心应手, 亦达化境。

    井、定二窑金代印花模子, 由于存在以上诸多的同一性, 甚至有的图案竟似出于一匠之手, 故如不接触实物仔细观察, 确实难分彼此。应该说当时两窑印花技术上的渗透和交流肯定较之定窑与其它所称定窑系的诸窑要密切得多, 已达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程度。但是, 毕竟窑口有别, 二者还是存在一些可区分的相异之处；

    胎色不同。《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所举5件残模, 据报导均为北宋时代的遗物, 一件为“ 米黄”色⑩ , 而北镇金代4模皆为土黄色。井陉窑金代模子则为青灰、灰白色。涉及到这一点, 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是, 定窑晚唐五代白瓷釉色亦多白中闪青, 至宋变为白中闪黄, 形成定窑自身的特征, 陶瓷界多认为是柴窑改煤窑, 还原焰变氧化焰烧成的缘故⑾。然而, 见于井陉窑同期之白瓷釉色一直白中闪青或泛青, 而当地用煤做燃料的历史至少可推至唐代⑿ 。井陉窑模子的胎色和其瓷器的胎色是一致的, 反观定窑模子的胎色和定白瓷的胎色也并不矛盾。笔者怀疑, 两窑宋、金时期白瓷釉色的不同, 主要原因还在于当地瓷土、釉料所含化学呈色素成份的不同所致。

    形制差别。北镇定窑4模中的鸳鸯游鹅戏水纹碗模器形剖面图显示, 碗壁一反常态的内弧⒀ , 使用这种碗模脱出的印花坯子, 必定碗壁向里凸突, 这种碗型尚不见于井陉窑。纹饰题材的区分。花卉题材中, 定窑“ 牡丹、莲花多见, 菊花次之” ⒁, 井陉窑不仅这12件模子, 包括所见印花瓷片在内, 则以莲花最多, 最为普遍, 其次为菊花、牡丹。花卉纹中,井陉窑印花器纯叶纹组成的图案以及荔枝纹图案未见定器有相同纹饰的报道。禽鸟纹中的孔雀、动物纹中的夔龙纹以及婴戏三果纹等, 目在井隆陉印花瓷片中尚未发现。井径窑印花模子中的开光双鹅戏莲园景图以及莲瓣盘中莲瓣上加刻不同的图饰, 特别是珠璧挂饰纹等则均未见定窑有此印花图案。

    布局变化。定窑模子“ 在敞口小底碗内印三或四朵花卉, 碗心为一朵团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 不同于北方青瓷只一种团菊’, ⒂ , 所出四季花纹小底碗模布局虽稍有变化, 作六出折枝式, 但底饰亦只是一枝石榴花。井陉窑小底碗模构图似更为灵活, 所见两件模子, 底饰一为博古式鼎炉插花, 一为与碗壁图案直接连为一体的莲荷组成部分,而且团菊出现在小底碗底饰中亦较常见。

    目前, 由于井陉窑尚未做过正式发掘, 材料所限, 还不能把井、定两窑金代印花器的区别一一指明。但是井陉窑金代印花器胎体、釉色的灰白、闪青, 以及上述与定器不同纹饰题材、布局变化应即是井隆窑自身的特征。相信随着新发现的增多以及研究的深入, 井、定两窑印花器的区别必定会愈来愈清楚地界定。

    三、从印花模子看金代的井陉窑

    由于井隆东南百十公里唐代存在着“ 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邢窑, 东北百十公里宋代又出了独领白瓷风骚的定窑, 这个几乎与邢窑有着同步发展史、同样以烧制白瓷为主的窑口, 由于环境上的相对闭塞等原因, 盛唐与北宋的经济大发展时期, 交替被两窑的光辉所掩。加之文献的缺载, 湮没后的失传, 以至长期以来既便有井隆窑的精品面世, 不是被归之于邢⒃ , 就是被判为定⒄, 甚或误指为磁州窑器” ⒅。

    24年前, 冯先铭先生搜剔见于志书记载而尚未被发现的瓷窑, 曾将井陉窑排在61个有待寻找的瓷窑址的首位⒆ 。可能由于所引材料既无具体地点, 又仅仅记载了明、清时期制造缸酝之属的情况, 没有引起考古界的重视, 在随后的两次（76年、86年）文物普查中未被发现。前文述及89年10月笔者带队到井陉进行复查才开始接触到元代以前的井胫窑。由于该窑窑场多处于河岸旁较陡的坡地,有的被河水冲刷（如南秀林等处）, 有的已完全变成城镇乡村（如城关、河东坡、南北陉等）, 有的被沿河开辟为公路、厂矿（如梅庄、冯家沟）, 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地表出露状况不好（这也是长期未被发现的原因之一）,因而窑场的发现、标本的采集也是断断续续。没有一定规模的勘探与揭露, 则很难在短期内弄清它的全部内涵。例如此次介绍的印花模子, 在河东坡的其它地点以及城关窑址我们都曾在地表采集到残件, 由于一鳞半爪, 不仅图案难窥全豹, 其时代也难以准确判定。

    这次印花模子的集中发现, 为深入地了解井陉窑打开了历史的一扇之窗。例如龟鹤竹石图、开光双鹅戏莲园景图的出现使我们看到, 以往印花器受绎丝与金银器图案影响的传统束缚已被突破, 绘画的形式已被使用到印花装饰珠, 这就使得印花题材更为灵活, 表现力更为丰富, 与生活更为贴近, 似乎应该是达到了我国古代陶瓷印花装饰技法的顶峰。此后, 由于青花、五彩绘画的出现, 基本取代了印花装饰法, 但这足以使我们看到了印花硬笔刀绘画的这种发展, 同样为后来者开了先河。

    更有必要提到的是, 89年调查时, 同在河东坡距印花模子出土地点西北约200米的近河台地, 发现了一处夹杂不少印花白瓷片的堆积。现在看当时采集到的多种印花瓷片标本, 除风格同此次发现的印花模子一致外,竟无一种与这些模子的图案完全相同, 其中,里心带有涩圈的粗白瓷深腹大碗, 口径达26厘米（20）。这种既便近在咫尺, 不是同一单位窑主的产品, 花色绝不照搬的现象, 可见是着意在避免重复。另在城关窑区采集到的印花瓷片中, 则有着河东坡印花器中所不见的黑褐、酱黄等不同釉色的金代印花产品（21）。这里同时、同地, 不同窑场不同花色, 彼此界线分明的状况提示我们当时井陉窑的手工工场的生产应是严格纳入了一定的行规之中。另一方面, 也寓示着当年这里制瓷业竞争的激烈, 推动着技艺不断地提高, 样式不断地翻新, 争奇斗艳, 产销两旺的情景。现在, 通过这批印花模子以及在其产地

    所见的上述现象均有力地说明, 井隆窑金代印花工艺的高超、题材的丰富, 丝毫不让于定窑, 完全可以看出金代的井陉窑同定窑一起共同发展了宋代的印花艺术。

    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井陉窑的八处窑址中, 涵有金代内容的占六处之多, 其中包括了最大的三处窑场。完全可以看出金代井陉窑的生产不仅没有衰退, 相反成为其历史上的盛烧期之一。考之文献对井陉窑的反映,最早的不是地方志, 也不仅仅是记其明清阶段才开始烧制缸坛。《金史· 地理志》有“ 真定府产瓷器”的记载（22）。金代以前井陉历属真定管辖, 金代虽升为威州, 但仍隶咸于设有河北西路路治的真定之下。由绵曼河（即冶河）及井陉驿路水陆两道东出井陉可直达真定, 真定是井陉瓷最大的集散地,遂使之又有真定瓷之名, 正如曲阳窑为定窑之名代替的道理相同。这一点亦可由《乾隆正定府志》“ 正定府产瓷器, 罐坛之属也, 明时充贡出井陉”（23）一说得到直接的佐证。现在, 完全可以确定,金代真定府产瓷器, 产地就在井陉。同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金史》同卷中山府（即定州, 辖曲阳）、邢州以及彰德府（辖磁州）这些北方产瓷盛地的条下, 却均不见出产瓷器的记载。因而, 从文献的角度亦可发现井陉制瓷业的影响到金代似乎超过了定窑, 按照当时士大夫阶层乃至官府方面的标准来衡量, 甚至也胜过了当时同样盛烧的磁州窑, 成为金朝统治区内最发达的窑口。  

    上述情况的出现, 与其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金史地理志》河北西路记威州“ 天会七年以井陉县升, 置陉山郡军, 后为刺郡” , 即在金人入侵河北之初的1129年将新占领的井陉升格为州, 进行军事管制。1919年于井陉威州发现的天会十五年年威州新建三清殿记》碑, 不独可证《金史· 地理志》所记井陉升州的时间为确,还提供了一些它书所不记述的具体情况, 很有参考价值“ 井陉介晋赵之间, 抱犊障其东,洞星绵水带其南, 山明水秀古号形胜。⋯ ⋯天会一七年升为威州, 于格当设威仪司。时兵火之后, 羽衣分散。九年, 郑州防御使高公楼来守是邦, 劳来安集, 繁庶倍昔, 兴滞起废,纲纪毕举’（24）。此语虽有夸张之嫌, 但当食稚地区宋金战局未定、金人新占区的太行山两侧河北、河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抗金斗争此起彼伏之际, 井陉因战略地位的重要, 金人加强控制的结果, 使之较邢、定、彰等地早早地恢复了社会生产秩序, 故而能在金初即出现了它处不曾有的“ 繁庶倍昔”的景象。在这种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的背景下,原来就有雄厚基础的井陉瓷窑业, “ 劳来安集”的结果, 当有邢、定等地的陶瓷艺人的汇入。彼削此长, 这里的窑场不仅率先“ 兴滞起废” , 且在产质产量上, 特别是名气上经过一段的发展终于超过了定窑, 亦在情理之中。金代井陉窑的产品流散区, 鉴于上述情况, 当大大超过了真定府的范围。不仅现有的误为定窑或磁州窑的井陉窑产品需要更正,即使英国博物馆的印花模子究属何窑, 似乎亦有甄别的必要。总之, 件井陉窑印花模子的集中发现, 提示我们, 对于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的井陉窑, 其金代期的状况亦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

    注释：

①  河北省人民政府文件, 冀政〔1993〕72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河北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及所附《河北省第只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②    大英博物馆摩尔先生、河北省文物商店常素霞女士见告。但详细    情况尚不清楚。

③  、④、⑨、⑩、⑬观察定窑所出四件印花模子的拓片亦可见泰和六年（1206年）模子较甲辰（1184年）模子制作较粗, 这与金朝晚期社会经济的衰蔽有关。见妙济浩、薛增福炙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考占》1985年7期。另外定窑五件残模的报道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 《考古》1965年8期。

⑤、⑥、⑭、⑮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 定窑及磁州窑系诸窑》之第232、233页。文物出版社, 1982年版

⑦  、⑧、《中陶瓷· 定窑》第107器“ 印花竹枝鹭鹅纹菊瓣盘” , 实即是龟鹤竹石图盘。定窑六模中的缠枝牡丹纹盘见同书第132器。

⑪、参见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 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

⑫、井隆用煤的历史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一》有宋明道元年（1032年）九月“ 废真定府石炭务”的记载, 说明北宋已有管理井隆煤碳开采的机构, 其采煤、用煤的历史当在北宋以前。1993年笔者在井隆天长镇作窑址试掘, 在唐代地层中发现了煤块、煤碴堆积, 证实当地用煤的历史至少可迫溯到唐代

⑯、参见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石家庄市井隆矿区北宅砖室墓》, 《文物春秋》1989年4期。

⑰、将井隆窑宋金瓷器误作定器的例子较多。可参见周淑终、胡美生编《巾国古代陶瓷艺术精选》,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其中99一101、103页之“ 宋定窑划花奔鹿、卧鹿、对鹿、奔牛枕” 第199页“ 宋定窑戳印花枕”等即为井隆窑所出之印花枕。

⑱、将井隆窑宋金瓷器误作磁州窑器的情况亦有所见。可参见李秀珍、张慧《河北省博物馆锐藏占代陶瓷枕概述》, 《文物春秋》1992年第1期, 图版二之8.12“ 宋磁州窑灰釉剔花瓷枕” 、“ 宋磁州窑双鹿纹瓷枕” 、“ 宋银锭形刻花瓷枕”等实即井隆窑瓷枕。

⑲、冯先铭《记志书中一批有待调查的瓷窑》, 《文物》1973年5期。

⑳、（21）、《井隆窑调查报告》, 待刊。

（22）、《金史· 地理志中》卷二十五《河北西路》。

（23）、《乾隆正定府志》卷十二《物产》。

（24）、《民国井隆县志料· 金石》, 《威州新建威仪司三清殿记》, 井陉史志办公室, 1988年整理重印本, 第504一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