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人画”：传统的现代演绎 但少了文人的书卷气

新文人画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时代被迫做出的回应。“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中国画家感受到严重的危机，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画在新时期的发展甚至生存问题。”

从今年初，关于水墨的展览和拍卖突然多了起来，《水墨新维度》、《再水墨》等。与此同时，多家拍卖行也在今年春拍不约而同纷纷推出“新水墨”或“当代水墨”专场，且颇有收获。2013年俨然成为“水墨年”。

人们用“新水墨”来概括不同于传统的水墨作品，但没人能弄清它清晰的定义和范围，更多的人把他理解成实验水墨、新文人画、新工笔等的总称。

在这些所谓的“新水墨艺术家”中，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市场表现最突出的艺术家中，很多都曾参加过新文人画展。市场的兴起能否带动新文化的复兴?

“隐身”的的新文人画家

从整个拍场上看，目前新水墨作品的上拍数量并不多，拍卖公司并没有设立真正意义的“新水墨”专场，北京保利“现当代中国水墨回望三十年夜场”中推出了李津、徐累、刘丹、徐华翎等当代水墨家的作品。北京荣宝一改往年新水墨专场的设置，推出“当代书画及新水墨”专场，推出李津、杨佴旻、刘瑶、阿海等水墨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杨佴旻《花开时节》(镜框)作品以100.8万元成交;李津创作于2012年的两幅作品《江南风物》(镜心)和《春天的味道》(镜心)分别以32.48万元和31.36万元成交。

在市场前所未有的关注下，新水墨作品的价格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徐累作品《向达芬奇致敬—天花》(镜心)以402.5万元成交，刷新其作品《回音壁》(镜心)在2012年创造的350.75万元的拍卖纪录;与此同时，李津、李孝萱、蔡小松、杨泳梁、刘丹也纷纷刷新其个人作品拍卖记录。

在新水墨艺术家中，徐累、李津、徐乐乐等可能是最受关注的。而他们都曾是“新文人画”的重要艺术家。“以前的新文人画家受到市场的热捧，徐累他们是这几年特别突出的，在此之前还有卢禹舜、陈平等。新文人画家应该是这几年市场热推的群体。”

最近，赵成也在找新文人画代表作家朱新建的作品。赵成是一家拍卖公司的业务员，“从今年开始，找朱新建作品的客户越来越多了。最早他的作品几百块钱一平尺，现在已经迅速攀爬到两万一平尺。这虽然没法跟以前新文人画其他画家，如徐乐乐、李津、卢禹舜、陈平等艺术家相比，但最近半年，新文人画是整个市场的热点。”

在新文人画家内部，他们作品的市场表现却有很大差异。徐累、徐乐乐、李津是近两年非常火热的艺术家，价格不断攀升;在此之前，卢禹舜、陈平的价格已经达到十几万每平尺，而新文人画的主将朱新建的作品才刚刚涨到两万元，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艺术家所处的体制对作品价格至关重要，“可能并非他们的艺术有长进，某种程度上还没有长进，有些有所退步，缺少了当初的那种爆发力和原创性，早期的东西我非常喜欢。名气在收藏家购买作品时至关重要。”贾廷峰说，“体制外的一流艺术家，甚至卖不过体制内的三流。很多真正有艺术水准的艺术家被压着，出不了名，其实艺术跟这些是没有关系的。”

“除了名气、地位之外，还跟作品数量有关。”之所以朱新建原来的价格都是几百每平尺，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质量差，而是因为他的作品数量太多，市场保有量太大。陈平、卢禹舜他们的作品价格高，重要的原因是数量少。”

“精神领袖”陈绶祥和新文人画

新文人画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时代被迫做出的回应。“1985年前后的前卫派艺术的出现，把中国艺术推上了活跃的高峰。李小山喊出了‘中国画穷途末日’的口号。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中国画家感受到严重的危机，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画在新时期的发展甚至生存问题。”陈绶祥说，这就是新文人画出现的背景。

“新文人画”的名称出自陈绶祥，这个命名，虽招致不少非议，认为“新文人画，既不新，也不文人，但由于获得同仁的支持，这个名字还是被保留下来”。

陈绶祥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他实际成为新文人画派的精神领袖。1989年4月，美研所和香港国际文化科技交流中心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新文人画展”，新文人画被正式提出。参展的画家有：边平山、陈平、田黎明、赵卫、王孟奇、王和平、方骏、朱新建、江宏伟、徐乐乐、赵俊生、卢禹舜、霍春阳、聂鸥、常进、罗思聪、刘进安、申少君、李清贤、张修竹、王彦萍、李老十、于水、了如、刘二刚、杨春华、朱道平、何建国等，这些人成为现在书画界的领军人物。

“新文人画就是当初的一拨对传统绘画比较感兴趣的年轻人弄过的一个画展，而取出的一个不很合适的名字。就是这样一件事。而这个运动也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引起大家比较有兴趣的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件事。” 朱新建说。

其实在80年代初期，新文人画的观念就已经开始萌动。1986年边平山、季酉辰、王和平等几个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的学员，组织了志同道合的一些青年画家，以“玩玩笔墨”为导向，用“以画会友”的方式两年内举办了三次有初步明显倾向的中国画展。如“九人绘画作品联展”、“南北方中国画联展”等。

不同于其他画派，“新文人画派没有组织结构，没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什么的，没有像梁山好汉那样排个座次。大家都是志趣相投的画家，平等而松散的关系，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于水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作品的选择上也没有标准，而且话语权也规定的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某人做主了那他就做主了，也没有人去跟他吵。如果有人也想拿画去挂，即使他的画跟新文人画也没多少关系，但只要那个人同意了就可以挂，没关系的。这些都是比较松散、比较无序的组织方式。”

从1989年到1999年，“新文人画展”共举办了11届，自此作为一个流派或倾向，新文人画便逐步销声匿迹了，很多画家现在也不愿意接受新文人画家的称谓。

与生俱来的“短板”

新文人画虽然作为传统文人画后裔的一支，但还是在取材、艺术追求、表现形式以及画面效果上，都有了多方面的开拓。

“新文人画是一个松散的团体，也并没有统一的纲领。”陈绶祥介绍说，但他们主要有集中艺术倾向：第一，王孟奇和霍春阳，他们在题材、笔墨形式上以及意境和趣味上都承袭着旧文人画的传统，从而得到很浓的文人画意味。这种倾向的作品对于旧文人画笔墨相当纯熟，其中也有画家自己的情致，但这是使自己向传统文人画家靠拢的自己。

第二，作品具有明显的文人画特点，同时也包容着充分的时代内容。这种倾向的作品，是以十足的旧文人画观念和艺术方式，适当地表达了当代人的心态和时代气息。例如，徐乐之的《三孤图》，虽然采用乐超现实的题材和形式，但画面充溢着惊人的情感和理性。朱新建的用线、造型都极具随意性，但它们又都经过了高度的纯化，成为心象自由而准确的表述。

还有一种倾向，即作品中融入了比较强的现代意识，但依然运用旧文人画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方式。例如，季酉辰、王彦萍的作品，表达了粗犷、丑怪以至畸形的意趣，似乎缺少文人画的幽雅，但它们的构思和表达方式仍属文人画的性质。

新文人画在当时确实为中国画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它自诞生起，就埋下了衰败的因子。“新文人画虽是对传统文人画的继承和发展，但缺少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特别是文人身上的那种气质，当然也就少了书卷气。”。

另一方面人们对“新文人画”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致使它在第四届展览之后便逐渐失去了针对性，而且日益走向矫饰主义，普遍忽视现实感受，并带有明显的商业化倾向。丧失了它最初的活力和生命力。”

1999年最后一次新文人画展后，新文人画逐渐被人遗忘。新文人画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为“过去式”，不愿被提及。“从学术上，新文人画是不太成功的实验，它并没有促成中国画的现代化转型。”

“新文人画”的市场复兴？

直到近两年，在艺术市场的推动下，他们重新被包装成“新水墨”。这是否会引发新文人画的再次热潮呢?

对于新文人画作品的备受追捧，贾廷峰和赵孝萱觉得这是正常规律。贾廷峰认为，“目前，徐蒋体系的国画希望不大，跟中国传统距离有点远，强硬地改造中国画不太成功，新文人画有自己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当代性和艺术语言，距离艺术本质更近一点，受到市场追捧名至实归。

赵孝萱也认为，“新水墨”板块这种表面的“火”——其实这现象只是市场一个新领域、新板块的一次启动而已。

但同时，大多数人对新文人画的市场前景表示谨慎，“新文人画在学术上的实验，并不是特别成功，并没有为中国画寻找一些新的与时代结合的路。当初的很多新文人画家都不太认可这个概念。虽然在当下受到了很大关注，但前景如何很难确定;其次，如果所有的藏家与资金一下快速涌向“新水墨”板块，势必造成“爆炒”的现象，那就再重演一次当代油画市场的惨痛结果，殊非好事。 赵孝萱说。

贾廷峰则认为：“新文人画家这批人基本上都懂传统，但跟传统又有一定的距离，有自己的特点，这是他们的优势。他们也面临转型问题，怎样与当下、国际更有关系，这是他们要思考的。跟实验水墨相比，新文人画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他们缺乏国际视野，从这个角度我更看好实验水墨。但这帮人一开始就没找到中国的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