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经纪人的苦与乐(组图)

金永才的饵 传习馆每天亏损600元，但他仍要坚持做下去。

因为对滇剧的热爱，张雄不惜每年亏损60万元也要坚持把古渡梨园办下去。记者王安卓摄

　　很多人眼里的张雄可能着实“奇怪”：这个坐在家里打个电话也能赚钱的张总放着大好生意不做，却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耗在不赚稳亏的古渡梨园里，收着百十块的茶水费，乐此不疲地当着“帮主”。

　　张雄从不否认自己身上的很多种身份：商人、老板、总经理……但他更喜欢云南首家滇剧花灯传习馆古渡梨园创建人或者滇剧花灯经纪人的称呼，“没人不想赚钱，只不过我更想赚未来的钱。”

　　“困境”与“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们目前面临的生存困境恰恰为文化经纪人“事业”提供了平台。

　　创办古渡梨园最早源于张雄的滇剧情结：出生于“滇戏世家”，从祖辈到父辈无一例外都爱听戏，随口也能唱上几段；青年时代，张雄将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与滇剧联系在了一起，进入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正儿八经地学唱戏，结识了一大批圈子里的人，并交往至今。只不过，毕业后却阴差阳错地“弃戏从商”，开起了自己的公司。

　　身份变了、职业也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对滇剧的热爱，但这时的张雄发现：昆明几乎找不到唱滇剧的地儿了，会唱滇剧的人也越来越少。于是，手里还算有些钱的张雄决定创办一个“滇戏窝子”“让滇剧花灯爱好者有地方再看戏、唱戏，也将现在已经很难看到的传统艺术展示给世人。”

　　如果仅仅只是建一个“窝子”，我们就只能称其为“滇戏的铁杆粉丝”而不是“滇剧花灯经纪人”。多年的从商经历告诉张雄，要想在经济社会里保护和传承民间传统艺术，就必须实现“艺术”与“商业”两条腿并行。“非遗不仅是艺术品，也是商品。商品应该在市场上流通，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其价值也才能得到体现。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回到自身的生产中，这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与张雄持一样观点的还有丁大为。几年前，这个年轻的文化经纪人只是中国邮政一位干了13年的普通员工，唯一能和非遗扯上关系的只有他的岳父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铜走银传承人金永才。几年后，这个年轻人和岳父一起用300万元拆迁补偿款办起了云南首家乌铜走银传习馆和饵 传习馆，并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化经纪人，在流通中传承和保护“非遗”。“当今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来说，是艺术，但首先是饭碗和生计。只有从市场运作模式考虑，让它走入市场，才能让艺术品帮助艺人找到生存的渠道；而想让更多的人学习这些文化遗产，光靠兴趣已经行不通了。”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关键要看能否产业化，而目前制约其产业化发展的瓶颈是传统文化产品难以进入市场，难以进入市场的关键又在于缺乏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引领进市场、适应市场的经纪人才。官渡区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如滇剧、花灯、彝族歌舞、云子、乌铜走银、龙狮彩扎、刺绣、剪纸等，均有进入社区发展的可能。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消费认可都需要熟悉传统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经纪人引导。因此，当下最缺乏、最急需的就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经纪人才。”在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官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刚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目前面临的生存困境恰恰为文化经纪人“事业”提供了平台。

　　“非遗”经纪人不只是商人

　　非遗文化产业不可能马上投入马上就有回报，因此，对于文化经纪人来说，不能以纯粹的文化商人的眼光来衡量它的价值。

　　对于怎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张雄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从目前的情况看，非遗文化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投入马上就有回报。因此，对于文化经纪人来说，不能以纯粹的文化商人的眼光来衡量它的价值。”

　　这也是张雄不惜每年亏损60万元也要坚持把古渡梨园办下去的原因，“通过梨园的每日演出、不定时地举办一些大型活动，先让更多人知道滇剧、了解滇剧、爱上滇剧，以此培养大量潜在观众和滇剧爱好者，这其实也是在为今后的发展培育一个消费群体。”张雄坦言，他并不指望依靠滇剧花灯传习馆实现赢利，“我反对因经济利益而使非遗项目过度商业化，文化遗产一旦被商业化，难免要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从而破坏了其最本质的东西。对我而言，古渡梨园要做的就是保护和传承，我可以通过会展营销、滇剧唱片和商业演出等衍生产品实现赢利，并把这部分收入用来支付梨园的支出，实现以商养文。”

　　尽管每件作品的售价都在千元甚至万元以上，但金李记乌铜走银传习馆目前的经营依然举步维艰，“和其他手工艺品不同，乌铜走银因以传统手工作坊形式被保存、生产和推广，导致其生产成本高、生产周期长，可以说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利润非常低。”而消费群体庞大的饵 传习馆情况也不乐观，“饵 传习馆的主要支出是人工费，我们一共有23位师傅，平均每天能舂制50公斤左右的大米，再经过蒸米、踩碓、拔碓等一系列步骤，最后能制成大概65个饵 ，每个饵 售价是10元，这样我们每天的收入在650元左右，但单单是这23位师傅的日工资总额就需1250元，我们每天要亏损600元。”尽管巨大的经济压力让丁大为很是头疼，但他也认同张雄的观点，“非遗产业更多的还是一种社会效益，如果没有三年五载甚至是十多年的投入和培育，是不会看到经济效益的。”

　　在跑遍各地四处取经，并把岳父送到清华大学进修之后，丁大为和岳父为自家的非遗产业做出了长远规划，“我们考虑分为两块进行运营，一是延续传习馆的模式，完全依靠传统技法纯手工制作高端工艺精品；另一方面，制作一些小件旅游产品实现收支平衡，甚至是赢利。”

　　“可以说，乌铜走银传习馆、官渡饵块传习馆和官渡滇剧花灯传习馆先后在官渡古镇建立，迈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市场的可喜一步，传习馆的建立，展示出他们的经营管理才干和对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开拓的主观能动性。”王刚高度评价了两位文化经纪人所做的工作，但他同时也指出，非遗产业化的开拓之路才刚刚迈出第一步。

　　探路、忧虑与希望

　　非遗产业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非遗”经纪人真正担心的是能否坚持到“守得云开见月明”的那一天。

　　对于张雄和丁大为来说，目前的亏本经营并不可怕，因为非遗产业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自己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守得云开见月明”的那一天。

　　“我不知道还能够坚持多久，如果实在无能为力，只好关闭这两个传习馆。”当年敢于辞去公职转行做文化经纪人的丁大为，笑言自己终于体会到了“一分钱逼倒英雄汉”的窘境，而“大老板”张雄也面临同样的无奈。不仅仅是他们，传承人断层、保护经费和人才奇缺、非遗项目创新发展的能力弱等等，都是全国非遗保护和传承面临的共同困境。

　　尽管目前政府每年都会给予传承人一定数额的补助经费，但丁大为认为：“在走市场的过程中，政府的规范和引导至关重要，对于单打独斗的小作坊，政府可以考虑给予低息贷款、减免税费等政策倾斜，为他们雪中送炭。此外，还可以通过老艺人建立谱系，通过博物馆购买、收藏、展示当代民间大师的工艺精品等方式，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

　　同时，丁大为也坦言，光是“等靠要”并不能真正解决非遗产业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为此，他和张雄一直在竭力倡导非遗项目的“抱团式发展”，“就像上馆子，你只有一两道菜是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口味的，但如果把所有菜都集合在一起，大家就可以各自挑选符合自己需求的东西。同样，一个非遗项目的力量可能很弱小，而十个几十个项目聚集在一起，产生的影响就不一样了。”丁大为和张雄表示，自己愿意免费成为其他非遗项目的文化经纪人，与其他非遗传承人一起通力合作，互相学习，交流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产业的经验。

　　对于丁大为和张雄的担忧，王刚表示，官渡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将在产业化发展中培养经纪人才领跑者，着力于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和扶持，“经纪型人才不可能成批出现，因此，发现一个就要扶持一个、培养一个，给予授牌支持、税收优惠、房租减免等扶持，帮助其打造和树立产业化的标杆和龙头，使其成为带动和影响产业发展的领跑者，带动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