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博物馆：大学的辉煌还是大学的鸡肋？

      昆明理工大学地学博物馆历史悠久，馆藏丰富，收藏各类标本1万余件。镇馆之宝有上个世纪30年代从美国引入中国的保存完好的一套“世界岩矿标本”，这些标本采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代表了地壳的物质组成。目前是国内唯一保存完整、历史最为悠久的“世界岩矿标本”，也是我国早期地质教育的实物见证。

      此外，该馆还有精美的宝玉石、观赏石、云南矿产资源等标本，并收藏有著名的禄丰恐龙骨骼化石、河南恐龙蛋化石、澄江动物群化石以及珍贵的鱼龙、鹦鹉嘴龙和海百合化石等特色化石；另有一套上个世纪初由美国制作的采自世界各地的“标准化石”及一套来自日本的新生代贝壳类化石……这些化石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收藏价值。

      这一本应深受大、中、小学生欢迎的博物馆，开展科普旅游活动却困难重重，其原因是“缺少专职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展厅面积太小，展柜陈旧，展示手段落后，无法展示出每个标本独特的魅力”，“缺少专业的讲解员”。特别是缺少懂专业英语的讲解员，使博物馆收藏的精品不能很好地介绍给国外的来宾及专家学者，因而失去许多交流的机会。

      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指出，该校不乏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但却和国内整个人类学界、民族学界一样，非常缺少物质文化、民族文物和文化遗产研究的专家；该校有众多的学科，却很难找到博物馆管理和其他相关专业的人才。目前在物质文化和民族文物研究领域，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十分突出。在新生代学者中，像宋兆麟、杨德軻等积累深厚、学识渊博的专家已是凤毛麟角，其状况令人担忧。

      “要办好一个博物馆，光有好的藏品还不行，还必须有精通业务、善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各类专业人才。博物馆不能只有‘博士’（指‘万金油’式的人物），没有专家。”尹绍亭说，在国外，大学博物馆就是一个科研基地，许多人就是在博物馆里交流、开发、研究，然后不断出学术成果。而我们的大学博物馆，不应该成为鸡肋。

      “一种浓郁的悲哀”

      许多学界人士都知道，如果没有林超民多年的呼吁和努力，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的落成可能还要推迟很多年。

      林超民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民族学教授，在他历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等职的20余年间，筹建博物馆一直是他锲而不舍、奔走呐喊的事业。“大学不能没有博物馆。博物馆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塑造大学形象上有着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博物馆的大学，文化上将像贫血一样苍白。”

      在他和一批老教师的呼吁下，位于校园内的云南贡院、熊庆来和李广田的故居等一批文物得以保存下来，被云南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熊庆来、李广田故居还被国家《人文地理特刊》评为中国高校最美的大师故居之一。

      此外，经林超民的牵线，伍达观先生还给云南中医学院捐资80万美元，建成了云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该学院过去就有个“滇南本草”标本馆，藏有众多中药材标本。《滇南本草》是云南人兰茂所著的一部完整医典著作，写成时间比《本草纲目》早140年。

但是，林超民的心中仍然有许多遗憾和隐痛。

      上个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因兴建大楼，拆除了1940年昆明“商业巨子”董澄农捐资为云南大学医学院兴建的细菌学馆（又称澄农馆），尽管这个只有两层的小楼貌不惊人，但它毕竟是云大历史上不能抹去的一笔。林超民认为澄农馆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而且可以成为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博物馆，展示该系收藏的种类丰富的鸟类标本和植物标本。但他的坚持和呼声，在欣欣向荣的建设中微不足道。

      让林超民和其他一些学者最心痛的，莫过于云南大学最著名的两幢历史建筑——王九龄故居和袁嘉谷故居变为餐馆这一现状。

      王九龄是1922年东陆大学（即云南大学）成立时的学校董事会董事，与时任云南省省长的唐继尧一同当选为云南大学首届名誉校长。他的故居建于1926年。1937年云大将其租为教授宿舍，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等学者都曾在此居住过。1952年，云大购买了这座老宅。

      袁嘉谷是云南自元代设省600多年间，唯一一名经济特科状元。1923年云南创办东陆大学，校长董泽聘请他主讲国学，从此他在云大讲学不断，直到去世。袁嘉谷旧居建于1920年，1951年其后人将这一老宅赠送给了云大，云大在修复中发现了两块刻有袁嘉谷手书的“硈佛偈”全文的青石碑。

      在云南大学档案馆一篇有关袁嘉谷旧居的记载中，有这样几段话：“袁嘉谷是文化名人，他的影响超越了校园围墙。他的旧居，是云大校园的一个亮点。校园文化名人旧居、古建筑及标志性历史遗迹……造就了高校校园文化的传统底蕴。”

      然而，这两座珍贵的文物，却在近几年间变成“翠湖1923餐厅”和“嘉宴食府”，人们由此知道了这里曾是名人的故居。这种“靠酒肉之香让人关注名人故居”的做法，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反对。云南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心怀悲凉：“一个标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应该多一些可以使人弹琴焚香、静思默想、学习和触摸本地文脉，可以与古人对话、徜徉于精神之旅的场所，像袁嘉谷这样的文化大师的故居，就是这样的场所。如今把它搞成了一个喧嚣的饭馆，我老是感到其中有一种浓郁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