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博物馆：大学的辉煌还是大学的鸡肋？

      日前，云南大学新闻系学生主办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本部校园“对外开放”》的报道，报道中说：“本校熊庆来、李广田故居门口，添了块新牌子——昆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筑，它标志着两校长故居正式入选昆明市第一批新办博物馆，成为昆明市‘博物馆之城’规划的第一站……随着博物馆向市民免费开放，加之校内的‘海棠映日’、‘银杏道’等自然景观，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本部参观。”

      这条消息让该校老教授林超民感慨不已：“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本来就承担着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可是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封闭，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少。有多少人知道门卫森严、高墙林立的大学里，还有美轮美奂、色彩斑斓、传承民族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博物馆？”

      更令他心痛的是，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云南多所大学的博物馆，不仅社会知名度不高，在高校也有着十分尴尬的地位：学校很少将经费投入到这个看似没用的“仓库”里，承载着大学文化精神与历史积淀的高校博物馆，多年来在窘迫不堪中艰难生存。

云南大学一位曾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在论文中写道：“美国的历史很短，但给人的感觉很长，因为他们的博物馆太多；中国的历史很长，但给人的感觉很短，因为我们的博物馆太少。”

      “我们什么都不敢做”

      云南大学1922年建校时，就想建一所博物馆，却因经费问题长期搁置。直到2002年，美籍华人、香港著名实业家和慈善家伍达观先生的夫人伍马瑶捐资70万美元，云大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才得以落成。

      因此，它的建成与其他博物馆不一样，是先有展馆，后有文物。“其实上世纪50年代民族大调查时，云大师生就收集了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可惜没有博物馆收藏保管，致使那些珍贵文物散失殆尽，令人扼腕。”林超民说。

      “白手起家”的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虽经工作人员和部分师生四处奔走，跋山涉水，“到边远的独龙山乡，进荒野的拉祜林区，越千仞的哈尼梯田，走万里的景颇边地”，在两三年内收集了云南各民族珍贵文物数千件，但这区区数千件藏品，与云南大学人类学、民族学80多年的学术辉煌相比，显得黯淡无光。这也成了博物馆馆长、云大民族研究院院长何明的难言之隐。

      尽管展品的征集是博物馆“长期致力的重要工作”，但几年来的运作让何明感到举步维艰，“学校每年给博物馆的经费只有4万元，这些钱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支和人员工资，展品征集费根本无从谈起。”

为了增加藏品，何明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强制”要求其研究院的教师在田野调查中用科研经费收集展品，“这种捉襟见肘、苦苦挣扎的征集方式显然不是博物馆建设的长久之计。”

      处于窘迫之中的高校博物馆并非云大一家。另一个藏品丰富、被誉为“开民族学博物馆先河”、有近30年历史的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生存状况还不如云大人类学博物馆。

      1981年对外开放的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是云南省第一个展示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博物馆。该馆收藏的3万多件文物，大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云南一批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翻山越岭，走村串寨，一件件精心考证、汇集起来的。其内容涉及劳动工具、生活用品、服装、饰物、文字古籍、绘画艺术、乐舞技器、宗教器械、民居建筑等，反映了古代云南少数民族多层次的社会形态。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宋兆麟先生称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有不少国宝”。其中一些珍品如独龙族“木柄石锛”，藏族“人头骨内画”、“印章”，回族“微型古兰经”、“祈雨龙牌”，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等8种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字和古籍，以及清代德宏傣族土司的“绣龙袍”、宋代大理国的“象皮甲”等，都是当世罕见的珍品。

      墙内开花墙外香。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云南民大博物馆是她此行参观的唯一一座博物馆。30多年来，该馆接待过挪威国王、苏丹总统、克罗地亚总理、芬兰议长、泰国议长以及近百个国家的政府要员、使节、学者专家等，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珍贵文物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称，该馆“富有独创精神”。

      然而，这个被“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云南对外宣传窗口”的博物馆，多年来却一直屈居在学校一幢不起眼的小楼里。“28年没有改造过，最多就是刷刷墙。”虽然接待外宾频繁，参观者上卫生间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96年省里拨款30万元给该馆修卫生间，可是这笔钱一直拖到2003年才用上。“原来博物馆的门口连个走廊都没有，一下雨，水就直接流进展厅，展品得不到保护，所以我们从30万元里拿出一点儿修了个走廊。”博物馆负责人玉腊说。

      更糟糕的是，馆内设施老化陈旧，每次来人参观时每层展厅的灯只开一半，因为担心这些80年代的老线路负荷太重引起火灾。由于地方有限，各种展品密密麻麻地挤在不大的柜子里，而且不少柜子“轻轻一抬就起来了”，以至于博物馆根本不敢请志愿者来，全由玉腊一个人讲解，有时候一次要讲3个小时。“我不能保证来的志愿者觉悟都很高，因为我们这些小东西随手就可以拿。”玉腊说，“我已经向学校反映了很多次，可就是不给解决。如果这些文物丢了我们就得负责，安全没保证，我们什么都不敢做。”

      “上世纪80年代学校办学经费只有100多万元，给博物馆的经费是每年3万元，现在学校办学经费增加到几千万元了，给博物馆每年的运行经费仍然是3万元。2008年又因各种原因减少到两万元。”玉腊说。

      今年，云南民族大学将迁往新校区，有消息说，民族博物馆将和民族研究所共用一幢大楼。然而，这幢楼将分给博物馆多大面积，玉腊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人才青黄不接

      两年前，云大人类学博物馆曾想收藏云南电视台一批要报废处理的老摄像、编辑设备，以留存云南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足迹，但却因审批手续的繁琐而最终放弃。这批在博物馆看来是无价之宝、本可以利用的“废物”，真成了一堆废物。

      经费的拮据不仅导致博物馆人员编制少，也使博物馆工作人员没有目标、没有压力去开拓工作。许多工作人员承担着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博物馆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例如，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就只有3名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包括接待来访、修缮展厅、藏品维护、扩大藏品数量和打扫卫生等。其中，博物馆负责人玉腊还担任着云南民族研究所研一至研三所有班级的班主任。

      体制的限制，使得高校博物馆在“推广学术，培养人才”方面作用平平。许多学生直到毕业，都没有参观过本校的博物馆，更没有参加过博物馆展品的收集、开发和整理。许多学校也没有把参加博物馆工作和到博物馆当志愿者，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