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问题官员”花钱能复出

古代典籍和现代的古装剧中，常常有官员出了问题、犯了错误，被免去官职，可没几天又戏剧性地“官复原职”了。这些“问题官员”为什么能够前脚犯罪被免，后脚就能换个衙门当官？他们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又是怎么成功复出的？

免职不免特权身份

古代问题官员被免职，说法很多，有罢官去职、挂印而去、革职除名，也有陶渊明那样弃职而去的。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是被开除职务了，失业了。现代官员失业了，情况会比较糟糕，没有了权力，没有了一系列的相关待遇，不仅生活水平大为下降，原来人际关系圈子也会疏远甚至轻视你，导致心理失落。但是古代官员，就不存在类似的问题。

古代官制存在“官职”和“官身”的区别。官职可以调动、可以免除，官员身份相对固定，很难丧失。

简单说，一个官员去年是县太爷，今年是知府，明年可能就被弹劾罢官，但他官员的身份不会变。即使没有官帽了，他也拥有不少特权，比如遇官不跪、应讼不跪，可以承揽本地的税收词讼、主持乡间结社和公益事业，衙役官差们遇到他们恭恭敬敬，就是当地州县长官，遇到地方钱粮盗匪文教等大事，也要找这些免职官员商量着解决。免职官员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作为士绅发挥作用。

事实上，这些官员虽然因为各种问题而被免职，但他们依然是现行体制内的佼佼者，是现行游戏规则的精英。权力的天平依旧向他们倾斜。比如在隋唐之前，入仕的主要标准是血缘、门第等等，一个免职官员的职务没了，但血缘、门第等不会没，还会给他带来特权利益。隋唐之后，入仕的主要标准变为了科举功名，一个人只要获得了最低级的功名（秀才），他就在法律上脱离了“民”的范畴，享有“官”的各种特权。秀才是不能被打板子的，更不能拘押，除非一级级地办手续，革去他的功名。因此，隋唐之后科举出身的官员，即使被罢免了，功名还在身，就还是官，享有各种特权。此外，考虑到官员在任期间搭建的各种关系网络、派系资源，免职后仍然会惠及他。他就一日为官，终身享有特权，不会再跌落为草民。

所以，不必为免职官员担心，只要他心态足够好、看得开，免职前后的生活差距不会太大。这点在有“官员天堂”美誉的宋朝更是如此。宋朝对官员极为优待。官员除了职务、差事之外，还有爵位、品级、散、阶、勋等。职务可以免，差事可以没有，但是其他内容组成的“官身”轻易不会动。而决定官员收入、待遇的主要是官身，而不是职务。就算是免职了，宋朝也发展出不少虚职来安排免职官员，比如安置一些免职官员掌管宫观、去监督一些官办工程或者文化事业。更重要的是，宋朝还给免职官员制定了复出的制度，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律云：‘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意思是免职的官员，三年以后可以在原来品级上降两等起用；免职及“官当”的官员，一起以后可以降一等起用。这样的制度几乎让所有的免职都是暂时的。

沈括记载的“官当”也是官员的一项特权：以官抵罪。普通百姓犯罪，该怎么判决就怎么判决，但是宋朝的官员可以用官员身份来抵徒刑，放弃一些身份或特权来减轻判决。比如因为个人问题、道德问题犯罪（专业称“私罪”）的官员，五品以上一官可以抵二年徒刑，九品以上一官可以抵一年徒刑。如果官员犯“公罪”（办公事出了问题），官当可以分别提高到三年、两年。因此，在宋朝当官是非常惬意的，只要不大逆不道自寻死路，都可以无妄无灾安逸一生。

话说回来，还真不能轻视古代免职官员。他们的“余热”还能炙伤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复出了。明清时代，犯罪的官员、皇帝厌恶的官员，都被关押在刑部大牢。这些人都被摘掉了乌纱帽、扒去了官服，戴着枷锁镣铐，比免职官员还惨，连官身都没了，就是囚犯一个。不过，除了极个别明天就要押赴菜市口斩首的人，狱卒们都不敢得罪这些前官员现囚犯，还要好吃好喝伺候着。今天他们是囚犯，说不定明天就又是老爷大人了。即使不能复出，也保不定他们出狱后当个士绅，依然是狱卒的老爷。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明朝的天牢囚犯海瑞身上。这个海瑞竟然上书痛骂嘉靖皇帝，害得嘉靖大发雷霆，下令缉捕海瑞，要把他千刀万剐，幸亏宰辅大臣极力周旋，才把他暂时关在大牢里。按照，海瑞几乎没有什么官运可言了。但是，狱卒们也没有为难他。嘉靖驾崩，尚未发丧时，提牢主事赶紧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因为海瑞痛骂嘉靖，让他在士大夫群体中声名鹊起，复出声音高涨。现在换皇帝了，海瑞复出在即。果然，他很快官复原职，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升迁。

所以，轻易不要得罪免职官员，不然后果可能很严重。

不怕罢官，就怕不努力复出

清代官员免职，专业名词叫“革职”。革职又分革职留任、革职、革职永不叙用三种。革职留任处罚最轻，名实不符；革职是真正的免职；而革职永不叙用处罚最严，等于判处了官员的仕途死刑，都“永不叙用”了，还能复出吗？

能。清朝有不少永不叙用的问题官员，又被叙用了，专业名词叫“开复”。罢官免职并不可怕，怕的就是没有运作复出的空间，怕的是不去努力运作复出。

乾隆前期的内阁大学士李侍尧，长期担任两广总督，还担任过湖广、云贵总督和户部、工部、刑部的尚书，中央六个部他主管过三个。《清史稿》说他“见知高宗”，乾隆四十年，兵部因为广东治安太乱，弹劾李侍尧“武职弛纵”。李侍尧上奏解释，乾隆回答：“侍尧向不姑息属僚，朕所深信。”可见君臣两人关系相当铁。

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任上，被云南粮储道海宁指证贪纵营私，是个隐藏很深的大贪巨恶。李侍尧供认不讳。乾隆皇帝出离了愤怒，下诏书痛骂：“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所不到！”将李侍尧革职，押赴北京治罪，和珅等人审理后，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念及几十年的恩情，想网开一面，让各省督抚商议。江苏巡抚闵鹗元迎合乾隆意思，借口李侍尧精明能干、劳苦功高，为他求情。李侍尧被改判“斩监候”，挽回一命，但住进了刑部大牢，还被抄家。一般人看来，李侍尧的官当到头了。

奇迹在第二年发生了。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回民起义，大学士阿桂率军镇压。乾隆特旨赏给李侍尧三品顶戴，赴甘肃作战。罪犯李侍尧一下子恢复了官员身份，虽然只是三品官。不仅甘肃冒赈大案事发，总督勒尔谨得罪，乾隆让李侍尧接任总督。第三年，李侍尧便恢复原来品级，还加太子太保。

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首先得益于李侍尧和乾隆的铁关系。李侍尧的确是大贪巨恶，但他贪污的大半都送给了乾隆。他进贡的“礼品”，历冠督抚之首。乾隆帝曾夸奖他与山东巡抚国泰的贡品最好（国泰是另一个大贪巨恶），因此喜欢李侍尧，夸奖他能干得力。一遇到难题，乾隆还是会想起李侍尧这个能干又讨他喜欢的奴才。

其次，李侍尧栽大跟头和复出，都和和珅有很大关系。之前李侍尧和和珅同为大学士，李侍尧自恃年纪大、资历老，没把“直升机干部”和珅放在眼里，平日在言行上对和珅不尊重，得罪了和珅。同时，资历浅的和珅也需要通过扳倒一两个前辈大佬，来出位，一来检验自己的能力，二来在朝野立威。因此，和珅总想找机会整一整他。而检举李侍尧的海宁就是和珅的人，要置李侍尧死地的也是和珅。李侍尧被关入大牢，和珅的两个目的都达成了。李侍尧也降低姿态，主动向和珅示弱。与其和李侍尧一派死掐到底，不如拉他到自己身后，于是和珅得饶人处且饶人，决定放李侍尧一马了。

于是，当第二年甘肃出乱子，给李侍尧、乾隆、和珅三方都提供了一个和解的机会。李侍尧一努力，就奇迹般地复出了。之后，李侍尧做官不如之前那样风光顺利，多次涉嫌贪黩大案，但乾隆都“为之曲赦”，让他得以善终。李侍尧的例子表明，只要有一丝运作的空间，就要努力去谋求复出。同时也说明，官员的复出故事背后都有一桩复杂的权力操作，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复出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在鸦片战争中“臭名远扬”的琦善，上演过一幕“革职－复出－再革职－再复出”的活剧。鸦片战争爆发时，琦善担任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主和。战争一度失利，道光皇帝授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主持战争。不想，琦善到前线后，瞒着朝廷和同僚，私自答应割让香港给英国，私自商订通商章程。尤其是割让香港领土的大事，琦善通过亲信私下操作，同僚们都不知晓。等到英军占领香港，出示安民，广东巡抚怡良大惊，赶紧向道光汇报。

琦善竟然如此大胆，丧权辱国，立刻成了人皆可杀的卖国贼。道光震怒，下诏书认定琦善“擅予香港”、“擅许通商”，革职抄家。琦善被逮捕入狱，按律当斩。惹得如此天怒人怨，别说官运，琦善的性命也该到头了。可是没几天琦善就被释放了，只是发配军台从军。

1842年秋，琦善奇迹复出，被授予四等侍卫（从五品），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虽然只是个中级官员，和之前正一品的大学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琦善能在万夫所指之下复出，令人疑惑重重。更可疑的是，第二年（1843年），琦善被升为三品顶戴，授热河都统，以低官任高职。这一下，清流党不干了。御史陈庆镛上疏，要痛打一批误国殃民的落水狗，其中就有琦善。道光皇帝不便违背清议，再次把琦善革职。这是琦善的第二次免职。

没几天，琦善又被授予三等侍卫（正五品），担任驻藏大臣，第二次复出了。这只是个过度，1846年琦善担任四川总督，两年后恢复头品顶戴，又加协办大学士。第三年（1849年）调任陕甘总督兼青海办事大臣，负责剿匪。这一下，“问题官员”琦善又把官当得风生水起，令人好不羡慕。

这时有言官弹劾琦善在剿匪时滥杀无辜。琦善第三次被革职，咸丰二年（1852年）被发配吉林效力赎罪，不久释放。当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进军湖南，搞得朝廷手忙脚乱。琦善第三次复出，代理河南巡抚，不久死在了军中。

当年，琦善去广州替代了林则徐的工作。林则徐被革职。第二年（1841年）春，林则徐就闪电复出了，被授予四品卿衔，到浙江镇海前线协防。不过到五月，道光又下诏斥责林则徐在广东办事不力，导致战争爆发中国不利。林则徐第二次被革职，发配新疆伊犁。

林则徐复出比琦善要晚一些，但到1845年也被朝廷召还，候补了一段时间后，就代理了陕甘总督，第二年（1846年）实授陕西巡抚。看来，林则徐虽然复出晚，但起点相当高，很得朝廷的重视。果然在第三年（1847年），林则徐升任云贵总督。咸丰皇帝继位，对林则徐依然很重视，多次宣召。林则徐因为年老体弱，告病还乡，途中因为太平天国起义，被咸丰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并代理广西巡抚。不料林则徐接任不久就病逝了。

鸦片战争期间和林则徐并肩作战的闽浙总督邓廷桢因为“办理不善，转滋事端”，与林则徐同时被革职，一同发配伊犁。他比林则徐复出要快，但起点要低，1843年就复出为三品顶戴、甘肃布政使，1845年擢升陕西巡抚，代理陕甘总督，第二年死在了任上。

鸦片战争期间，战和两派的被革职的重要人物，最后都复出了。他们为什么能成功复出呢？首先还是要看他们和皇帝的铁杆关系。比如琦善世袭一等侯爵，久膺疆寄，是道光皇帝倚重的股肱之臣。而林则徐历任江浙、湖广，效力多年，是朝野公认的能臣干将，深得道光器重。不然，道光也不会把禁烟和外交的重任交给他。林则徐被革职发配途中，遇到开封黄河决堤，中途还奉命襄办河务，直到1842年工程竣工才继续发配伊犁。而在新疆，伊犁将军请林则徐主持水利屯田，采纳了他的不少建议。可见，琦善、林则徐等人在皇帝脑海中的印象很深、很好，这是他们复出的重要条件。

其次，鸦片战争的失利，是中国国事糜烂的后果，不是个人能够挽回的，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复兴的。《清史稿》就认为，不论是和是战，清朝都不能抵抗强大的英国的入侵，注定要丧失权益。但是当时社会已经严重分裂，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声音都很强，党同伐异，势不两立。鸦片战争中，两派官员接替指挥，对最后的惨败都有责任。琦善、林则徐、邓廷桢三人，“朝廷皆不得已而罪之”。“不得已”就意味着道光和朝廷本意不是如此，困于权力斗争而作为，所以暂时将三个革职，两三年后等风声过了，“诸人卒皆复起”。

《红楼梦》中贾雨村复出的故事，也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贾雨村考中进士，因为名次靠后，分配到外地当了名县太爷。因为贪污残酷，又恃才傲物，官场人缘很差，不到一年就被上司弹劾。上司弹劾的话说得很难听，事情闹到皇帝案头，皇帝龙颜大怒，下令将贾雨村革职。按说，贾雨村这样的钦定案例，翻身无望了。

游荡了一段日子后，贾雨村打听到朝廷有人奏准起用旧员，就四下寻找门路。他当时在淮海盐运使林如海家当家教，而林如海是朝廷贵戚、荣国公贾家的女婿。贾雨村就央求林如海去求荣府的贾政，让贾政帮忙复出。贾政果然热心帮忙，贾家在朝廷势力盘根错节，在他的竭力奔波和大力举荐下，贾雨村轻松获得了一个复职候缺。不到两个月，金陵应天府出缺，贾雨村便出任了应天知府。贾雨村最先做的就是去“拜辞了贾政”，然后才是“择日上任”。

权力操作在暗箱中进行，结果难以控制。既然问题官员复出是权力斗争的结果，结果也是难以控制的，可能适得其反。比如，汉景帝职位后，免去了父皇汉文帝时期的宠臣邓通大中大夫的职务。他以为是丞相申屠嘉从中作梗，后来申屠嘉被免，邓通萌生了复出的希望，开始四处活动。不活动才好，一活动反而让汉景帝记起了邓通这个人。早年，邓通为了得到汉文帝的宠信，不顾脏和臭，去吮吸汉文帝背部的脓疮。汉文帝很感动，一次问还是太子的景帝：“你会不会也这么做？”汉景帝极不情愿地吮吸了一口，就忍受不了，跳开了。汉文帝摇头说：“你还不如邓通呢。”如今邓通一活动个，汉景帝想起了这桩陈年往事。他对邓通的厌恶依旧，马上下令逮捕邓通，让官员严查他有没有问题。皇帝要严查，很快有人“举报”邓通的种种问题：私铸钱币、沟通外人等等。邓通极力喊冤，官员秉承景帝的意思，严刑拷打。邓通只好承认，最终复职无望，还被抄家没产。

花钱也能复出

权力斗争是一桩相当高难度的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够操作的。其实，古代存在更简单、更受问题官员欢迎的复出方法：花钱。

清朝免职官员可以花钱复出。晚清大臣崇厚在光绪四年出使俄国。为了表示重视，朝廷给崇厚加上内大臣官衔，晋升左都御史。不想，崇厚到俄罗斯后，私自和沙皇签订《利伐第亚和约》，割让大片新疆领土，开放商埠，允许沙俄势力入侵西北。和约传到国内，朝野哗然，翰林修撰王仁堪、太子洗马张之洞等清流党轮番上阵，弹劾崇厚。光绪大怒，逮捕崇厚，判决斩监候。因为俄国人施加压力，崇厚才免去死罪，但仍旧被羁禁在大牢。五年后，中法在西南交战，崇厚捐出三十万两银子支援国家，得以释放。不久又逢慈禧太后五十岁生日，崇厚随班祝嘏，讨得太后欢心，得以依原官降二级，赏给职衔，算是成功复出。

琦善第三次复出代理河南巡抚后，也花钱给自己买过官。他“捐饷”赞助镇压太平军，被加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专办防务。

这种捐钱复出的做法，是正式制度，成为“捐复”。晚清财政窘迫，大开卖官鬻爵的大门。一般人花钱就能买官当，曾经当过官的人自然可以花钱重回官员队伍。捐复又分两种：向皇帝行贿，也就是钱财充入内务府，供皇帝私人使用；向官府捐钱，也就是钱财用于政府公务。和借助权力关系复出不同，捐复完全是看钱的多少，和官场人情比较疏远。

正如担心买官者品行不可靠一样，皇帝对捐复的官员也不放心。乾隆皇帝就曾说：“从前曾有捐复之例，复经部议删除，第念此等人员内，未尝无可及锋可用之人。若以微眚淹滞多年，亦觉可惜。”可见，朝廷和乾隆对捐复一事也是犹豫的，无奈人穷志短，为了筹钱应对内忧外患，不得不将官职当商品卖。

多条复出的渠道畅通着，让官员问责和免职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如果问题官员可以复出，那么他犯罪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久而久之羞耻心大为降低，恬不知耻地作奸犯科。乾隆说：“（官员）若即被严参，于获罪受震之后，审明复职，而靦然不以为耻，则后此之荡检踰闲，恐不可问。”但是，官僚体制不可能杜绝权力斗争、派系争斗，也不会杜绝卖官鬻爵等现象，也就不能堵住问题官员复出的步伐。

“官员天堂”宋朝，干脆有官员复出的制度。宋律，“命官犯罪……请以赃重及情理蠹害者授诸州参军，余授判司，京朝官、幕职、令录、簿尉，等第甄叙。”连“赃重及情理蠹害”的人都可以重回仕途，那一般的问题官员还不轻松复出啊？

问题官员轻松复出，不清不楚，免职制度就形同虚设。长此以往，官场风气趋向恶劣，上下相蒙，开始小打小闹，渐渐的大手大脚，以贪赃渎职为常事，巨贪大恶前赴后继。受伤的还是老百姓和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