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水得官:清代选官中的荒唐奇闻

古代官场之中,谁上谁下,牵涉无数人的兴衰荣辱。一道圣旨,一封公文,乃至一则小道消息,都不知道要牵动多少人的神经。理论上,官员人事更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福祉,关系到王朝统治大局。与公与私都很重要的选官任职,在古代官场却相当随意、黑暗甚至荒唐。手持官员进退福祸大权的帝王们,在这方面留下了诸多匪夷所思、令人捧腹的荒唐事。
无故得官
一切官员人事制度都是浮云,皇帝的意志是最关键的。皇帝想用谁就用谁,这是他的禁脔,用你不用你都没得商量。
一天,慈禧太后让翰林院提供有关江西情况的“内参”。当天值班的张履春就去汇报了。不管张履春汇报得怎么样,反正慈禧记下了“张履春”这个名字。第二天朝会,湖北武昌知府出缺,不等军机大臣推荐人选,慈禧随口说:“张履春可用。”军机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不晓得张履春是何方神圣?但老佛爷已经发话了,大臣们不好反驳。张履春就这样由从七品的翰林编修,被破格提拔为四品的知府。
张履春,草根出身,科举考试的名次又不高,好不容易留在翰林院,当编修又不到两年,资历最浅。按资排辈也好,择贤选能也好,外放当官都轮不到他。差役来向张履春报喜的时候,张履春压根就不让进门。他说:“这是下人们来诈我的赏钱!这等好事比中彩票还难。”第二天上班,同僚们纷纷道贺、又见着了正式文书,张履春这才知道自己真中了头彩。
可怜张履春的顶头上司,四品的翰林院侍读翁斌孙,两个月后外放山西大同知府。翁斌孙出身常熟翁家,豪门才子,又在翰林院混了十几年了,这才谋得了一个知府,不过是平级调动,又是偏远、贫瘠的大同。想起张履春轻松到手的武昌知府,翁斌孙闹了好几天情绪,不愿去上任。
王政之基在州县。州县长官人选对于王朝统治至关重要。清朝原先很重视地方知府、道台的人选,往往任命那些考核优秀、为官多年的老成持重之人。清朝中期以后,权臣、督抚保举推荐的,皇帝、太后随意任命的,越来越多,打乱了正常的人事秩序。连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昌的知府人选都随口任命,可见慈禧对州县政权的轻视。她都不重视,还能希望那些随手任命的州县官员们重视吗?
自己表忠心的。看到副都统的这一份,嘉庆拍案叫绝,认为构思精巧,忠心可嘉,召副都统来问话。副都统以为贺表出了问题,抢先说,这不是奴才写的,是龙汝言写的。嘉庆更高兴了,说:想不到一个南方汉人,竟然如此熟读先帝诗文,可见忠诚能干、才堪大用。于是赐龙汝言举人出身,参加当年科举。
当年科举结果出来,嘉庆翻阅后叹道:本科金石质量欠佳。事后,主考官拉近侍太监出来问:本科录取的都是一时俊彦,质量不错,皇上何出此言?太监问:你们录取龙汝言没?回答:龙汝言才智平庸,文章泛泛,故未录取。太监说:问题就在这,皇上刚夸龙汝言才堪大用,你们却置他不录,不是说皇上不会识人吗?考官们恍然大悟。下一次科举,龙汝言一举摘得状元桂冠。嘉庆高兴地说:朕果然没看错人!
如果帝王脱口而出的人事任命,是他们观察多时、深思熟虑的结果,那随口任命只是形式问题,并不会影响用人的质量。问题是,随口任命在古代往往是草率用人的代名词。慈禧“看好”的张履春,虽然起点高,但在晚清历史上默默无闻,似乎止步于知府。当然,官职不能说明人的真才实学与品德操守。那么,龙汝言后来的表现,则能说明嘉庆用人失误。
龙汝言高中状元后,起点也很高,出任南书房行走、实录馆纂修等清要之职,没几天就被革职了。原来,龙汝言幼年孤贫,托庇于岳父家,加上妻子泼悍,养成了惧内的毛病。一次,实录馆的吏员送《高宗实录》到龙汝言家请他校勘。龙汝言和老婆吵架了,躲到朋友家避风头,已经好几天不敢回家了。龙妻签收《高宗实录》后,搁在了一边,隔天衙门来取,龙妻原样交回。龙汝言对此一无所知。不料,实录草稿中有一处致命的错误,把“高宗纯皇帝”(乾隆庙号)写成了“高宗绝皇帝”。写错皇帝庙号是严重政治错误,而且错的还是意思很不好的“绝”字,龙汝言没有校出来,属于“大不敬”。嘉庆虽然要立他为典型,也不得不承认“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疏忽”,把他革职永不叙用。
直到嘉庆皇帝去世,龙汝言作为旧臣来哭灵。据说龙汝言在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晕厥过去多次。继位的道光皇帝大为感动,给他一个内阁中书的闲职养老。时人评价龙汝言,两次都因马屁而起。
姓名得官
龙汝言、张履春的得官,是帝王一时拍脑门子的决策,虽不是太严肃,毕竟还有些道理可循。有的人事任免则完全凭帝王一时喜好而定,毫无道理可言。典型的就如“姓名得官”。
中国最后一次科举发生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庆祝慈禧太后七旬万寿,清廷特开恩科。会试排名出来后,请慈禧太后拍板确认。慈禧一看拟录取的状元是广东考生朱汝珍,大为不悦。原来,慈禧一看到“广东”就想起来闹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又想到了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处革命起义的的孙中山。广东盛产“乱臣贼子”,连累慈禧对广东的考生都没好感。而“准状元”又偏偏叫“朱汝珍”。“朱”让慈禧想到明朝旧皇室,“珍”则是慈禧讨厌的、被推下井去的珍妃的名号。于是,慈禧大笔一挥,朱汝珍和状元失之交臂了。
那么谁来当状元呢?慈禧看到会试第二名的考生叫“刘春霖”。这是个好名字!久旱逢甘霖,“春霖”意味着明年开春会有好雨水。慈禧再看他的籍贯,直隶肃宁。“肃宁”又迎合了内忧外患的慈禧想肃静天下、期盼安宁的心里。刘春霖就从第二跃居第一,成了中国的最后一名状元。
不过,根据当事人朱汝珍编的《词林辑略》记载,当年会试头名是湖南考生谭延闿。他遭到了和朱汝珍同样的噩运:先是慈禧发现这个谭延闿是湖南人,又发现姓谭,立刻联想到了切齿痛恨的湖南“乱臣贼子”谭嗣同。不过,朱汝珍好歹留在一甲,得了个榜眼,而谭延闿则被剔出一甲,列位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还有一种说法是,大臣们知道慈禧重姓名彩头,投其所好,会试结果出来后,不等慈禧发话,直接把谭延闿拉下来,湮没在一大堆名字里,免得触慈禧的霉头。
本次科举的前一年,各省乡试。主考官由朝廷在京官中挑选任命。因为云贵两省最边远,所以两地的正副主考人选都是最先发表,好让他们早准备、早出发。这一年,朝廷挑选李哲明为贵州正考官,刘彭年为副;张星吉为云南正考官,吴庆坻为副。为什么选这四个人呢?四人名字各取一个字,可以合为“明年吉庆”。个中原因就两个字:献媚。
墨水得官
姓名得官还不算荒唐,最荒唐的要算“墨水得官”了。
徐珂《清稗类钞》记载,1843年翰詹大考,将决定翰林院、詹事府各位书生官员们的进退前途。有一位老翰林自知竞争力不强,找到考试负责人许乃溥,请求关照。许乃溥答应下来,和他约定在卷子空白处微洒数点墨水作为记号,以便辨认。老翰林欣然而去。
参加考试的有一位翰林院检讨,叫做曾国藩。曾国藩答完卷后,给毛笔盖笔帽,无意中滴了几点墨水到考卷上。许乃溥阅卷时,误以为曾国藩的考卷是老翰林的考卷,把它评为二等之末。更巧的是,道光皇帝亲自翻阅拟定名次的考卷,翻到二等最后一份,也就是曾国藩的卷子时,没来得及看就有事离开。他没有更改拟定的排名,只是随手把曾国藩的卷子放在卷首,下发了。皇帝无意,大臣有心。经手官员见皇上特意拿出了曾国藩的卷子,以为皇上要刻意提拔他,妄揣圣意,毅然把曾国藩定为二等之首。
事后,曾国藩由从七品的检讨越过编修、修撰连升三级,成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了。而那位老翰林则在考试中淘汰出局了。无意中的数点墨水误洒,省却多少年的奋斗啊!
更神奇的晋升发生在左宗棠的楚军中。晚清时期,先是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又编练水师、收复新疆,湘军、淮军和楚军等为了激励官兵,保奖极滥,一有功就保举当官。僧多粥少,绝大多数人只能“记名”(有级别没有实职),最后记名提督八千人,总兵不下二万人,副将以下军官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远远超过了实际职数。清末高级官员要想得到实职,非地方实权督抚密保不可。
龙汝言的同乡、桐城人陈春万,出身农夫,有一股蛮力,可惜大字不识一个,有勇无谋。同治初年,陈春万投军,随大军转战关陇,因功保举至记名提督。因为不识字又缺乏谋略,陈春万在左宗棠麾下当了十几年营官,不要说获得提督实职,就是想升为统领也无望。后来裁军,陈春万的部队被裁掉了。陈春万因此失业,穷得竟然没盘缠回安徽老家,漂泊异乡。
最后,陈春万走投无路,去找左宗棠,希望能安排个工作,职位高低不挑,只要有口饭吃就行。谁知,左宗棠一见他,就连声道贺。陈春万吃惊地说:“标下是来求中堂赏口饭吃的,何贺之有?”左宗棠说:“你升官了,大印比我还大呢!”不等陈春万明白,左宗棠就张罗着设香案,命陈跪听圣旨。原来,圣旨特简陈春万升任肃州镇(在今酒泉)挂印总兵,一品大员。挂印总兵,地位尊崇,和一般总兵不同,常常兼任将军衔,可以专摺奏事,直接找皇帝,不受地方总督指挥。圣旨寄到左宗棠军中好多天了,大家找不到陈春万,正着急呢!陈万春得官,出乎陕甘一带官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时人称他为“意外总兵”。
对于陈春万的离奇得官,左宗棠以为陈春万搭上了李鸿章这条线(陈李都是安徽人),是李鸿章秘密保荐的。肃州镇总兵,一般由左宗棠这个陕甘总督保举。左宗棠保举了两个人,并没有陈春万。所以他怀疑,极可能是李鸿章搞的小动作,要在自己的辖区内插入陈春万这个楔子。左宗棠一心要排挤掉这个楔子。而陈春万既没有官场根基,又没有谋略,面对左宗棠的凌厉攻势,只当了一年多总兵,就因为“健康原因”辞官了。
后来,左宗棠从近侍太监处得知,陈春万也是“墨水得官”。军机处列出了满足肃州镇总兵任职条件的所有候选人,把左宗棠保举的两个人排在最前,奏请御笔圈定。皇帝一般选排名第一的人。这是例行手续而已。不料,同治皇帝提笔时,把朱墨蘸得太饱,笔还没举到左宗棠保举的两个人名字上面,就有一滴朱墨滴在了陈春万名字上。皇帝只好下笔,在陈春万名字上画圈,说:“就他了。”
皇帝选官如此草率荒唐,是因为他们将政府与国家视作私产,想把官职给谁就给谁。他们却不曾想到,恰恰因为政府与国家是皇家的私产,荒唐用人最终伤害的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吃亏的还是皇帝自己。荒唐用人与统治不利,只会空留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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